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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一）
王明的右倾错误
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然而，在党内的一些人中，对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一重大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尽管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提出全党注意国共关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党内还是出现了右倾思想，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针对上述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清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则就不能正确地领导抗日战争。报告提出在党内、在全国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党内，要反对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的投降主义。在坚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要反对引导中国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投降主义，才能保存原有的阵地，特别是要发展新的阵地。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这样，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对以上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陈云、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1937年8月1O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的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②。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回国时，多数政治局委员已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的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指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所提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 12月1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阵营的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和谁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和进一步的解释。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次会议通过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王明会后到了武汉，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未能把握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这个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实际上是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后退了。在这一时期，王明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
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他不重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③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提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④。主席团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⑤。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13页。
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6月11日)，《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