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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二）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发了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自卢沟桥事变以来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为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的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提出，为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①。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