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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同盟者和中间力量—分化瓦解敌军的统战工作（二）
全面开展敌军工作
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军工作广泛开展起来。敌军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到1940年4月6日《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简称“四六”指示)下达。这是抗日战争中党的敌军工作建立阶段，也是党的敌军工作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党制定了民族革命战争条件下敌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同时，有计划地加强敌军工作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在延安成立了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先后开办了敌工干部训练队(班)，培养了一批适合民族战争新特点的敌军工作干部，建立了敌军工作的组织。
第二阶段，从1940年中央“四六”指示到1944年2月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这是抗日战争中党的敌军工作全面展开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战争中敌军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各根据地部队的敌军工作广泛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三阶段，从1944年2月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抗战胜利。这是抗日战争中敌军工作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即敌军工作由中国军政人员来做转到主要通过日本人反战团体和日本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机构的敌工部门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作方针上的领导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
对敌宣传工作是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正确执行俘虏政策，是敌军工作的重要环节；争取伪军是进行敌军工作的桥梁。上述三方面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敌军工作的基本内容。
第一，积极有效的广泛宣传。通过文字、口头、散发通行证和送慰问品等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使敌军士兵在真理的感召下，动摇其“信念”，涣散其军心，减弱其战斗力。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的八年中从党中央到八路军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先后发出的指示、讲话、纲领、社论达100多篇。总政治部为教育训练敌军工作人员办了日文训练队，起草了《工作大纲》和《口语教材》等；对俘虏起草了《质问大纲》和《历史调查表》等；为了供干部了解日本问题和对敌宣传的需要，还采用诗歌、歌谣、漫画、传单、书报、标语、小册子等形式的宣传品，用感情打动敌人。对俘虏的宣传教育，首先召集盛大的欢迎会，派政工人员出席讲话，宣传战争形势和前途、我军抗日主张与俘虏政策；其次分给俘虏日文宣传品，使其对战争、自己统治者、我党我军、自己的出路，求得了解与觉悟；最后是个别谈话，了解俘虏态度、心情，在政治上有何具体意见等。
第二，善于调查研究敌军情况。为了正确执行俘虏政策，必须加强对敌军内部活动规律进行研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民族敌人要进行政治工作，必须调查研究敌人的情况，才能把握敌军内部的活动规律，规定我军对敌工作的方针。为此，中央指示必须开展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了解日军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等，特别注意研究日本对华政策和敌军内部的各种变动。在1940年，中央专门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亲自主持，并吸收中央党校经济学教员王思华、抗大的杨宪吾、总政敌工科刘型、军委编译局曹汀等参加，专门研究日本问题。中央要求我军师以上政治机关都应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有计划地开展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并以研究结果经常去教育敌军工作干部和所属部队。
在这方面我军当时做得很好，采取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敌人的各种文件，从缴获的文件、日记、信件中，经过整理、判断和研究，去伪存真，即可了解敌人；从敌军对我工作的反应上去了解敌军情况；从俘虏中了解敌军情况；通过伪军组织与敌占区群众的所见所闻中去了解敌军情况。比如通过调查研究后，我军才弄清日军的所谓武士道精神。1．日军长期受军国主义及武士道精神的反宣传，具有盲目的忠于天皇及民族仇恨心理；2．不少士兵信仰宗教，不了解我党宽待俘虏政策，怕投降后杀头，杀了头就不能再转入人世；3．见中国贫穷落后，八路军武器装备较差，蔑视中国人和八路军。当然，也与日本大和民族尊重人格、视人格为生命，宁愿抛弃生命也要保全人格的传统教育有关。对此，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获得此项政策的执行。
第三，创办工农子校，训练日本俘虏。由于日本军阀残杀被我放回的俘虏，许多俘虏都不愿回去了，有的俘虏对我们说：“在深山里随便给我们一间小屋住下，等战争结束，我们再回国去”。为了把不愿归队的俘虏改造培养成为对我抗日和对日本革命有用的人才，1940年10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教育改造日俘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1943年以后在晋西北、山东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山东总分校又创办了鲁中、鲁南和渤海等分校。大批学员参加或组织了日本人反战组织，协助我敌工部门工作。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创办的一所具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1940年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秘密来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设的日本问题研究室工作，协助指导我军的敌军工作。10月，中国共产党与冈野进协商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培养日军战俘。随后，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地的八路军先后将一批经过教育，转变立场的日本反战人员送往延安入校学习。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朱德、傅钟、冯文彬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在典礼上作了讲话。学校的校长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担任，副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1943年4月以后，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长。学校学制一年，其中三个月预科，十个月本科。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担任教员。以后，一些留校的学员也担任了教员。
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转化学员思想进行。办学的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在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转化工作，达到转变学员世界观的根本目的。
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和反动宣传的影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初入校时，许多人表现出极端的顽固、愚昧和严重的敌对情绪。学员们思想上的这种顽固性，给教育争取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和日本工农学校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消除他们对我之敌对情绪。
在物质生活上给学员以优待。学校成立时，正值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各个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特别优待工农学校的学员，每月均按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标准，发给3元津贴，其它衣食住方面的必需品也全部按国际友人待遇。当时，陕甘宁边区把各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经费由政府供给；第二类由政府供给一半，另一半由机关自己生产解决；第三类由政府供给三分之一，其余由自己生产解决。日本工农学校和医院、保育院一样，都属于第一类。由于边区政府的照顾，工农学校的生活远比一般党政军机构为好。
在政治生活上给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岗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手段管理学员，而是以民主的、说服的方法进行教育。对于已经觉悟的学员，还给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边区参议会议员选举，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健被推举为候选人，并在所在的选区(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工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当选，取得了参议会议员的席位①。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联系日本国内的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认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及日本人民的危害。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的理论教育，使学员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工农学校也以自己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学员们主动谈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被俘后的思想变化等。结果不仅使大家从中受到深刻教育，而且还使一些日军派来工农学校的特务深受影响，主动讲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有的还参加了反战同盟。
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工农学校的学员主动提出，自己也要开荒种地，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
日本工农学校不仅是一所教育、改造日俘的学校，也是延安日本人反战活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教育和培养了900名反战战士，他们在延安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及本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等。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积极的反战宣传和活动。1944年2月，学校举行了“日军暴行座谈会”，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6月，又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办了展览会，利用大量图表、照片、漫画和模型等，以日军士兵生活日渐恶化、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腐败的本质及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毛泽东一连看了三次，并在展览会的留言簿上写道：“看了展览会，学到很多东西，展出的东西很好、很有秩序、很系统。”②为了加强反战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学员们在校学习的同时，还帮助八路军编写标语传单，出版各种日文教科书和宣传品，为八路军教日语等。仅1943年就发行传单32种，小册子及教科书14种，总字数达52万字。工农学校毕业学员都成为日本人反战团体的骨干，成为坚强的反战斗士，有的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他们视中国为第二故乡，视日本帝国主义为中日人民的共同仇敌。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日军中产生积极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日军士兵脱离日本军队。随着各地日军俘虏的增加，这些俘虏又不能全部送到延安工农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为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农学校的分校。1943年7月，八路军第120师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1944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以后又创办了鲁中、鲁南、渤海分校；1944年，华中新四军也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从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们，除少数人留校任教外，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前线，推动和发展了各地的反战运动。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开办四年多，培养教育了数百名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使命。30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送别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事业中牺牲的日本友人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亚洲。他在致词中说：“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送别会上，冈野进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他感谢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几年来对他们的关怀、援助与培养，并向学员们指出：“谁要是真正下了决心，为日本人民服务，谁就会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冲破一切障碍，坚决勇敢地为建设民主的日本奋斗到底。只有如此，才是报答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唯一方法，也只有在那时，才有资格领得日本工农学校的毕业证书”③。9月中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200多名日本学员和教员离开延安回国。
第四，重视伪军工作。伪军工作是抗战中敌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伪军组织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反正的工作总方针。在工作方法上，主要采取：(一)派人打进伪军内部，建立秘密组织；(二)利用广泛的社会联系与伪军官兵交朋友；(三)登记红黑点(暗中抗日、不害民众者打红点，作恶者打黑点)，制定善恶录(记录善恶行为，提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四)签订伪军家属协议书，动员其亲属写信，捎话做工作；(五)进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的政治宣传等。经过我们的工作，许多伪军倾向抗日力量，明里应付日军，暗里帮助我们，长期埋伏，成为我党敌军工作的桥梁，他们向我提供日军情报；帮助我们散发宣传品，做争取日军士兵的工作；营救我被捕人员和秘密保护我方人员。如敌“扫荡”或清乡时，在我游击部队来不及转移的情况下，可挂伪军番号，开入其地区隐蔽，避免损失。在一些地区，我方人员通过封锁线，遇伪军只以手比作“八字”，即畅行无阻。当敌伪混合作战时，我喊话告知伪军：“伪军弟兄们，快藏起来，八路军专打日军!”在此情况下，有些鬼子便抱住伪军借以保命。当伪军配合日军进行较大战斗时，我通过内部关系，让伪军杀贼反正，造成日寇孤军作战，助我取得战斗胜利。
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成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争取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动摇了敌人的军心，减弱了敌军的战斗力。在我党的政治攻势下，唤醒了敌军广大士兵，他们认清了这场战争的罪恶本质，以种种形式进行反抗、怠战，有的是以愤懑、逃亡、自杀表示反抗。冀中河间有三个敌兵和一个下级军官，把自己勒死，在墙上留下三个凄然的大字“无出路!”有的为发泄对战争的不满，在邮包里装上炸弹寄回国内爆炸，有的士兵不堪忍受虐待，杀死长官投奔八路军。一个日本士兵给八路军的来信中写道：“我的身体虽然在日军中，但我的思想是八路军的思想”④。
其次，争取了大批伪军反正，并使他们成为我党敌军工作的桥梁。八年抗战中共俘虏伪军512933人，投诚伪军183632人，大批伪军在我党的敌军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了日、朝、台人民反战团体，形成了敌军工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动日本人反战运动，是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1939年11月7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成立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支持帮助下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于1938年7月29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第129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张香山与杉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不断向杉本讲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缓和了杉本的敌对情绪。此后，又组织杉本等人学习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早川二郎的进步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经过教育，杉本等人转变了立场，于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积极置身于反战宣传活动，并联系30多名日兵建立“觉醒联盟”。
在八路军的指导帮助下，“觉醒联盟”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1940年6月23日，在太行地区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同年8月15日，在冀鲁豫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2年4月，在太岳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5月19日，在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由于日本反战人员的参加，八路军的反战宣传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与“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各地迅速发展。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并发布了反战同盟宣言、纲领及协助中华民族自卫解放之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等基本方针，同年在鄂北和洛阳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又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随后，这一系统的分支组织也在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以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据日宪兵报告，1940年在华北日军中受到监视的日本共产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达131人，鉴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增加和反战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共和日共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各反战团体之间组织统一，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出席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的有“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和印度、荷兰、朝鲜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大会致词。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以及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书》，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名，分别来自日军10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及关东军和海军，他们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会议通过了由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长大山光义(下级军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提出了关于给养、军纪、教育等十四个方面共有228条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日本军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会议及其要求书在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震撼。
这两个大会之后，敌后各根据地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会代表返回各地，传达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各地反战团体纷纷召开会议，改组机构，扩大组织。1942年2月11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正式成立，并通过了《斗争纲领》、《斗争规律》、《工作方针》和《分会建立草案》，选举宫本哲治为分会书记。同年3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联合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大会，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7月18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举行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及山东反战士兵大会。此外，华中各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也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统一协调华中各反战团体工作的“华中地区协议会”。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欺骗，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官兵，他们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之中。他们创办了《晓》、《战友》、《时事新闻》、《觉醒新闻》、《前进月刊》、《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等等。仅1943年一年，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华北就印刷了83万张反战传单，在华中印刷了20万张。除此之外，日本反战人员还利用排演文艺节目，举办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制做“慰问袋”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诉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日军军官对士兵的压迫，劝告日军士兵弃暗投明。他们还帮助抗日部队培训日语骨干，开展战场喊话，教育日本俘虏。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这些日本反战组织成员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不少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战同盟”冀中支部长田中实在战斗中被俘，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屈，直到英勇就义，忠诚地实践了反战同盟的誓言。仅据1944年4月的统计，“反战同盟”13个支部中就有30余人为反战事业而牺牲。
由于各项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和反战运动的深入，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逃跑、自杀、投诚、避战的事例屡见不鲜。据晋察冀地区统计，1943年在战场上投诚的日军占日俘总数的43％，相当于1940年的7倍。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转向注重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提议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为促进日本法西斯军部的倒台，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1944年4月9日，改组后的“解放联盟”正式成立。随后，各根据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亦相继改为“解放联盟”的各地支部，继续与中国人民一道致力于推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到1945年7月，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山东等3个地区协议会和18个支部，拥有盟员1000多人。1945年8月30日，“解放联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本部举行回国工作出发纪念大会，号召在华日本反战成员返回日本，为建立民主的新日本奋斗到底。随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组织成员陆续回国，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战斗历程。
①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170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175页。
④甘泗淇：《12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5日)。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