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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内容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抗日救国是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大目标
毛泽东曾说：“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已经就统一战线的社会政治基础、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划时代理论创新，对于指导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历史性作用。这一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统一战线大目标原则。近年来，有关学者对于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基础和大目标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一)从新的视角探讨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
近年来，我国研究政治统一战线的学者对于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观点。
1990年，闫志民在他自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一书中认为，统一战线中的基本矛盾是同与异的关系。1992年，朱真发表关于政治统一战线中基本矛盾的文章，认为政治利益上的同异矛盾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并将认识和解决同与异矛盾看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同年，王继宣发表文章，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包括统一战线中同与异之间的矛盾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此后，论述统一战线中的同与异关系的文章连篇累牍。
2002年，张树桐在由李景源主编的《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一书的第三章中认为，“利益是统战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统一战线是既有不同利益与不同要求，又有共同利益与共同要求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结成的政治联盟。”这里所讲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些利益构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也是政治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统一战线成员之间的利益交叉构成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构成统一战线存在的物质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战线矛盾的主要方面。统一战线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服从其共同利益，并构成矛盾的次要方面。
从基于利益的同与异矛盾出发，学者们论述了同与异矛盾的要素和处理同与异矛盾的方法。这些论述是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视角，对于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相关论述的系统阐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调，共同利益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联合的基础。1851年，马克思说：“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847年，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主张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要考虑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能因为民族矛盾，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团结。④
在统一战线政策上，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一定条件下，团结资产阶级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将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相互合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照顾对方的利益，又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社会政治哲学上，马克思主义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统一战线理论与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关系的现实利益冲突理论相一致。这一理论认为，群体间冲突和歧视产生于对于资源的争夺，但反映群体共同利益的超级目标会淡化群体冲突。⑤社会身份理论揭示心理上的群体认同、自我评价、自尊和歧视。⑥相对剥夺理论讨论与群体不平等相联系的偏见、歧视和敌视。⑦在张纯厚与迈克尔·马格利斯合著的《美国选民心理》一书中，探讨了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如何在基于共同利益的超级目标之下联合在两大党的旗帜之下，以及两大党的选民如何在总统选举中，基于国家利益，以维护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和国家安全的全国性超级目标，来选择总统。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有重要启示。
(二)社会学的超级目标理论与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在延安曾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⑧这种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在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与自己的长期性同盟军，即贫下中农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各样的长期的和短期的同盟军之间的共同利益关系，或利益交叉。
关于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基础，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⑨这段话从一个方面阐明了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基础。事实上，毛泽东在年轻时，就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认为，各行业、各阶层的民众联合基于特殊的共同利益，而全国的民众大联合则由于“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即由于人民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共同关注所致。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广泛政治联盟的领导者，因为，“共产党员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言。”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能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由于这些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共享。毛泽东多次强调，保护私人企业，实行公营、私营并存，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符合人民的共同利益。(11)即使只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暂时联盟的社会政治势力也是以共享利益为基础的。在谈到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与国民党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暂时联盟时，毛泽东说：“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12)毛泽东也认为国际联盟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他说：“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道理。……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13)
一定的联盟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宗旨，这种宗旨表现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超级目标。在谈到国共合作时，毛泽东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合作的条件是反帝反封建。”(14)这说明反帝反封建是能够将国共两党联合起来的超级目标。
一个多群体联盟体系的超级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联盟的共同利益能否得到维护，所以，超级目标能够缓解联盟内部的群体冲突，促使群体成员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如果联盟内部缺少保障民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联盟的内部团结就会遭到破坏，甚至使联盟解体。从而，超级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共同利益不能得到维护，两败俱伤。为了避免联盟分裂，保障共同利益，实现超级目标，联盟的群体成员必须保持相对独立，相互尊重，并对破坏游戏规则，损害其他成员利益，破坏团结的群体行为开展批评或斗争。对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团结与批评或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原则。这是一个群体为了自身和包括自身在内的更大群体的生存和兴旺发达，而寻求结盟，并维持联盟的正确方法。
与寻求结盟并维持联盟的正确方法相反的态度是关门主义或排斥态度和投降主义或对于错误群体行为的迁就态度。毛泽东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15)能够比较恰当地将开放态度和保持自身独立地位相结合，一贯地维护共同利益大局，为实现统一战线超级目标而奋斗的群体成员会处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或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靠群体自身的表现取得的。因此，毛泽东说：“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6)他还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7)一定的联盟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为实现一定的超级目标，解决特定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形成的。当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联盟的结构和形式随之发生变化。
综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延安时期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维护共同利益的努力表现为超级目标，即特定的历史任务。抗日救国的大目标对于统一战线内部冲突有缓解作用，但只有统一战线群体成员共同遵守体现团结与批评相结合的游戏规则，才能保障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齐心协力地为实现超级目标而奋斗，维护共同利益。
统一战线是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看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18)然而，错误的政策会破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正常发展，对于政治团体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排外主义阻碍统一战线的形成；迁就妥协政策会助长统一战线内某些群体成员的专制和霸道，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正常发展，甚至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辩证法的矛盾统一体来看，作为矛盾统一体，统一战线既有同一性，也有斗争性，缺少任何一方面，统一战线都会解体或不能正常存在和发展。
统一战线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各成员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能够坚定地代表统一战线共同利益，维护大局的群体成员会成为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
统一战线有横向联系，也有纵向联系。从横向联系来看，统一战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统一战线包括稳定的政治团体之间的联系和这些团体的内部联系，还包括在几个统一战线之间所形成的更大范围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19)这就是说，一个政党内部也有统一战线。
狭义的统一战线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统一战线，只包括稳定的政治团体之间的统一战线和在几个统一战线之间形成的统一战线，而却不涉及稳定的政治团体的内部关系。狭义的统一战线表现在社会政治的各个层次和与社会政治相关的各个社会领域。在层次上，有地区性的统一战线、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在领域上，有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经济领域的统一战线、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宗教领域的统一战线、族群关系方面的统一战线、农村统一战线、城市统一战线，以及其它社会关系方面的统一战线。
从纵向联系来看，统一战线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其变化发展是绝对的。随着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发展，历史主题会发生变化，旧的统一战线会被新的统一战线所代替。新的统一战线包含新的社会政治联系，但也部分地保留旧的统一战线遗留下来的社会政治联系。
(三)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治实践
延安时期的政治统一战线比较典型地展现了政治统一战线纵向可变性和横向复杂性。先从纵向可变性来看。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统一战线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与封建势力中倾向革新求变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盟。先有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派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封建革新派之间的联盟；后有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与哥老会的结盟；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又与北洋封建军阀形成临时结盟。由于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不成熟，统一战线逐一被封建势力破坏，反帝反封建的超级目标没有实现。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新生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结构发生变化。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毛泽东将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历史称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和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开启的国际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最坚决的民主派。然而，当时，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尚处于政治不成熟的成长阶段，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分裂叛卖活动开展斗争，没有争取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致使统一战线瓦解，大革命失败。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民对于国民党右派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政策愈加不满，民族矛盾凸显。反帝反封建的大目标需要调整。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以反帝为主的新阶段，建立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增。正如刘少奇于1943年3月，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所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挽救危亡的总方针，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也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这一政治进程因西安事变而加速实现了。这便是延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目标是抗日救国。这一目标建立在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党派、种族、职业和性别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最能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派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一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正如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所说：“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
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在抗日战争中主要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的实现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努力。然而，要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实现一致抗日，就必须警惕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和其他叛卖分子的破坏分裂活动，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所以，毛泽东说：“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20)
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既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广阔的胸怀，团结全国各阶级、各民族，一致抗战，又能够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投降分裂活动作斗争，因而，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力量，掌握了领导权。从而，建立和维护了统一战线，使抗日救国力量不断增强。正如刘少奇于1937年5月，在《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所说：“和平为什么能够实现?基本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企图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同时由于：(一)资产阶级的转向抗日；(二)英美法等国改变了分裂中国的政策；(三)人民大众要求和平与反对内战的强有力的运动；(四)最重要的，还是我党与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以及红军力量的强大。很明白，我党如果不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去领导群众运动，如果在西安事变中采取错误的政策，那末，国内和平至今是不能实现的。”
在横向联系上，抗日统一战线有重叠交叉的层次结构。1936年7月16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三条实际上都是统一战线问题。因为，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没有统一战线，是搞不起来的。
总体上来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三个层次的统一战线。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的“三三制”政权中的多党派、多阶级合作。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和政府的局部统一战线。三是全国范围内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合作。加上中国与英美盟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总共有四个层次上的统一战线。每一个层次都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大目标，并在诸成员中有一个主导力量，其实力和协调能力对于维持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和实现各方共同关心的大目标至关重要。
政治统一战线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可以用社会学中的超级目标理论来解释，延安时期的政治统一战线的运行机制也完全符合这一理论模型。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大目标是统一战线各方结盟的政治前提；遵循既团结又斗争的游戏规则是维持统一战线的团结和稳定，实现大目标的机制保障；统一战线中的领导群体的实力和顾全大局的协调能力对于维持统一战线的团结和稳定，实现大目标至关重要。统一战线有纵向的变动性和横向的层次结构复杂性。延安时期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特殊时期形成的，具有特定的大目标、层次结构和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延安时期政治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力量，她的政治实力和政治策略的成熟性对于维持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实现抗日救国的大目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
⑤ Sherif,M.,O.J.,Harvey,B.J.,and White,W.R.Hood.1961.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 Robbers Cake Experiment.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⑥ Taifel,H.,and Turner J.C.1979.“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ed.W.G.Austin and S. Worchel.Monterey,Cal.:Brooks/Cole,94～109.
⑦ Runciman,W.G.1966.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6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第809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4) 《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