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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统一战线与爱国华侨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爱国华侨为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海外华侨从政治上和舆论上响应和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造成一股有力的声势和外在压力，直接策应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间接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内战和妥协退让政策，形成推动国共合作的一股强大的海外潮流。《救国时报》指出，华侨“在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对日抗战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中共领导人吴玉章也肯定：“海外华侨在统一战线上，起着许多推动作用。”①
(一)爱国华侨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爱国华侨通过长期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关注，尤其是在日本侵华的重大事件上，通过对对内独裁、对外妥协的国民党施压，对倡导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支持，最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积极贡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侨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如最早做出强烈反应的日本华侨不愿为屠杀同胞的仇人服务，仅两个月就有7000人弃职回国，以罢工的形式反抗日本侵华的野蛮行为。华侨最多的南洋很快就行动起来，缅甸商界华侨集会，电请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呼吁国际联盟主持公道，菲律宾华商会致电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前驻菲总督请求主持公道，印尼巴达维亚中华商会发起成立华侨救国后援会，主张对日宣战。此外，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等美洲国家华侨，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人数较少的欧洲华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
淞沪之战爆发后，世界各地的侨胞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抗战，声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当局“息内争、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急。越南堤岸侨办《群报》发出号外，以特大号标题刊登《蔡廷锴大胜日军》的报道；菲律宾华侨致电蔡廷锴，赞扬淞沪会战“震动全球”，“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②。在大力声援19路军的同时，海外华侨还从财物上给予切实的支援。据统计，从1932年2月至7月，各地华侨为19路军捐款总数大洋417.9万余元。其中美国为174.5万元，檀香山23.7万元，加拿大17.8万元，古巴12.5万元，墨西哥4万多元等等。③华侨的大力支援，激发了19路军的士气，蒋光鼐、蔡廷锴曾就委托总商会致电华侨组织：“日大举增援，胁我撤防，已严拒，沪军气奋，当不负侨胞期望”。④此外，由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缅甸华侨救国会子弟都直接参加了淞沪抗战。
“一二·九”运动后，海外侨胞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救国浪潮。广大侨胞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誓作北平学生的坚强后盾，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的重任，“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一二·九”运动首先在华侨学界中引起共鸣。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侨校师生成立了类似国内“先民对”和“抗先队”组织，配合国内学生救亡运动；菲律宾华侨学生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发动全菲侨胞成立救国组织，支持和配合国内学生的斗争；英国伦敦中华学生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组织五省自治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支持学生运动，并向国民政府提出立即停止中日秘密协商、立即停止内战、立即准备民族革命自卫战争的三项要求；美国纽约中国学生会致电国内学生“甚表同情，誓为后盾”，等等。除华侨学界外，“一二·九”运动也得到了其他各界华侨的同情和支持。
中共著名的《八一宣言》发表后，英国一华侨青年认为该宣言“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因为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宣言和主张，而是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心声。”⑤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一直把旅居海外的广大侨胞，视为即将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部分，并依靠这一支力量以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为此特派寥焕星、李立三和吴玉章等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以便让广大侨胞了解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廖焕星等人到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连续发表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内抗日救亡局面和中共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阐明“非国共两党合作无以联合战线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华侨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完全符合海外华侨的心愿，使他们看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光明前景，增添了抗日救国的信心，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中共的政治主张。旅居巴黎的爱国同胞，联络住在英国、德国、瑞士的爱国华侨于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该会特别主张以立即停止内战及国共合作为救国的先决条件。”⑥
“西安事变”爆发后，海外华侨积极支持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立即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等十七个单位团体一起发出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以挽危亡，”切望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⑦。正是在国内外同胞的奋斗下，才迫使蒋介石同意中共的主张：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于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的转折点——从内战走向和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发动这次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受到华侨的爱戴。当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被扣押不放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华侨对蒋的背信弃义行为甚感愤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说：“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恢复张学良将军之职，一致对外。”⑧“旅英学生抗日会”致电国民党中央“万恳避免内战，团结一致抗日。”⑨事隔不久，杨虎城也被迫“出洋考察”，在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侨胞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是国民党将领中竭力倡导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爱国人士，因此这也说明海外华侨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支持和拥护。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四大家族利益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蒋介石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更加明朗，命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早已交给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本人也在第二天发表了谈话。宣言和谈话的发表，宣告了以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广大侨胞获此消息，莫不踊跃欢呼，侨胞纷纷致电国共两党，祝贺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希望“两党同志，贯彻亲密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表示“全体侨胞手携手肩并肩地追随两党共同奋斗。”⑩
总之，海外华侨救亡活动的最大目标是促压国民党当局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抗日。为此，侨胞们一方面严肃地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一切抗日要求和举动。
(二)爱国华侨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海外侨胞不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努力，而且忠实地维护着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内投敌卖国、妥协退让行为进行了谴责。
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汉奸政权，王克敏等汉奸的卖国求荣行为遭到了华侨的鞭笞讨伐：全欧华侨抗联会发表声明：“本会代表欧洲华侨，一致声讨”，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等汉奸丧尽天良人性，出卖祖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而且要把隐藏在军界政界中的汉奸“加以铲除肃清”(11)；德国华侨救国团体发表《声讨汉奸宣言》，指出：“我们仅以中华民国国民与皇帝子孙的资格，对于这个傀儡组织与这些无耻的汉奸们加以声讨。”(12)
1938年10月，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活动，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向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发来一个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后概括为11字的“敌未出国门前言和即汉奸”，获大会通过，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杰出的爱国者邹韬奋在评论这件事时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3)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海外华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陈嘉庚先生斥之为“秦桧卖国求荣”，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美洲华侨总工会通电：“汪逆叛国，破坏抗战精神，请即下令通缉法办，以安侨情。”(14)新马的《星洲日报》、《联合时报》、《星中日报》、《星槟日报》等侨报，一面报到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消息，一面致电国内表示痛恨汉奸的态度。菲律宾的《华侨商报》、《公理报》刊登了《揭破汪与敌方所订密约》、《揭发汪逆卖国条约》等讨汪文章。印尼爪哇的《华侨新报》、棉兰的《新中华报》等，或报到讨汪的消息，或批驳汪精卫诬蔑祖国抗战的谬论。越南的《越南日报》还编辑了一期“讨汪专号”。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十二个分会通电指出：“汪逆如抵海外，侨等当诛此巨憝，使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5)反映广大侨胞对卖国贼的无比痛恨。中国驻外使馆也纷纷来电，介绍所在国华侨反汪情况，如中国驻葡萄牙使馆来电说：“当地侨胞所阅法国寄来之中文报，对汪抨击甚烈。”各国华侨“请政府通缉法办，此项急电不下千余起之多。”(16)国民党政府拖延了半年多，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于1939年6月下令通缉汪逆，华侨各报均用特大字体做标题报导这个消息，并发表评论表示热烈拥护。(17)这对打击投降势力，遏制顽固派的分裂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竭力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制造多起反共摩擦事件，并在年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此时，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正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视察慰劳，亲眼看到了多起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事件，非常愤慨，严正指出：“按余自到西安往陕北回来，计廿天，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有意构造”。他批评国民党“何用此鬼手段，而为识者鄙薄，有何裨益，岂非弄巧及拙也。”(18)反之，陈嘉庚对中共领导人“真挚而诚恳”的谈话，感受良深，对延安军民在中共领导下，团结抗敌奋发向上的精神甚表钦佩，他们看到了与国民党歪曲宣传完全相反的事实，“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19)回到重庆后，如实地向各界介绍了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和延安良好的风尚。蒋介石得知后十分生气，立即召见陈嘉庚，称“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20)陈嘉庚对蒋之顽固反共态度十分恼怒，特写信予以批评，指出：“如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他规劝蒋介石“在此国家艰危之秋，各党派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1)这些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充分代表千百万华侨的心愿。
“皖南事变”发生后，海外数百个华侨团体、各界人士纷纷发通电、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制造分裂的罪行，极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当时从巴拿马、澳洲等地回国出席国民大会的郑华秋、黄襄望等五位华侨代表即向香港报界发表谈话，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诚为抗战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希望国共两党能“为民族利益的大前提着想”，“开诚布公，放弃一切成见，离开党的立场，寻求解决此事件之途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参政员身份通电国内，指出，“值此敌寇横行，国仇未雪，如又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呼吁弥止内争加强团结。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还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两党放弃前嫌，解决纠纷，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在侨领的带动下，各地侨胞、侨团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告同胞书，并在华侨报刊上发表社论、短评，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行径。所有这些，都对国民党当局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中共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内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表示对侨胞在关键时刻能够“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应该说，在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历程中，凝聚着广大华侨的心血。
① 《战时华侨》第5号，1940年11月30日。
② 《申报》1932年2月6日。
③ 《海外月刊》第3期，1932年11月。
④ 《申报》1932年2月20日。
⑤ 法国《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
⑥ 《救国时报》1937年1月20日。
⑦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174～175页。
⑧ 《救国时报》1937年10月5日。
⑨ 《救国时报》1937年10月5日。
⑩ 《新华日报》1938年5月20日。
(11) 法国《救国时报》1938年1月20日。
(12) 法国《救国时报》1938年1月15日。
(13) 邹韬奋：《韬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185～187页。
(14) 《华侨先锋》第15期，1939年8月21日。
(15) 《华侨先锋》第15期，1939年8月21日。
(16) 《新中华报》1939年6月13日。
(17) 《新中华报》1939年6月27日。
(18)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19)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20)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331页。
(2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331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