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第十一章 统一战线与爱国华侨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三、爱国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广大华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普遍公认的。战时国民党的一次议会上指出：“抗战以来，我海外侨胞踊跃回国，投效军旅，及服务交通运输机关者，为数至多；其仍在海外者，则慷慨解囊，尽量捐输助饷，或汇款回国增加外汇”，“此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①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肯定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伟大作用，《新中华报》1940年6月4日的社论《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指出：海外侨胞“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侨胞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也获得了民主党派的认同，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胡愈之把南洋华侨比作“抗日长城”。爱国华侨一方面直接对祖国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同时，通过自己在钱物捐赠、侨居国宣传等影响，巩固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即让更多的爱国华侨和爱好和平的国际人士了解、支持中共维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谴责、反对国民党分裂破坏活动。
(一)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
抗战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的华侨，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都慷慨捐献，支援祖国。
海外侨胞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义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有特别捐，即为了援助抗战某种用途的各种专项捐款；有节日献金，即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如孙中山诞辰或逝世纪念日、“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抗战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有婚丧献金，即遇有红白喜事，从简办理，将节省下来的费用捐献祖国抗战；有义卖，即华侨为祖国抗战筹款而出售自己的物品，售价一般比市价高。捐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摊派，或劝募，或举行文体活动筹款，或开展义卖活动，不一而足。抗战八年，华侨捐赠了大量款物，仅就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捐款约达13亿多元。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向国内外发行大批救国公债、国防公债等，号召和发动国内外各界为抗战购买公债。华侨积极响应祖国政府的号召，在踊跃捐款的同时，掀起广泛的购债运动。整个抗日期间，国民政府发行6期公债，总额约达30亿元，其中华侨认购数额相当庞大。1937年至1939年华侨认购各种公债为：救国公债51150346元，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到1941年夏，华侨购债总额为6.82亿元；至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为11亿元。②从中不难看出，华侨认购公债数额之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侨汇也进入了近代以来的“发达时期”③。抗战前，华侨每年寄汇祖国的款项，平均在3亿元上下，而抗战后，侨汇数额急剧上升，1937年国币4.73亿元，1938年6.44亿，1939年12.7亿元，1940年13.28亿元，1941年18亿元。据统计，1937年我国的外贸入超额为国币1.15亿元，而侨汇与入超额之比为411％；1938年入超额约为1.24亿元，侨汇与入超额之比为521％；1939年入超额约为3.06亿元，侨汇与入超额之比为414％；1940年入超额为5.7亿元，侨汇与入超额之比为232％。可见，抗战前期侨汇不但扭转了外贸入超的不利局面，而且还有很大的余额。
除了捐款、购买公债、侨汇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向国内无偿捐献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这些物资援助，大大增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0年10月止，海外华侨已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的药品、雨衣、胶鞋等日杂用品。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
华侨众多的捐款捐物，除了给国民政府外，还直接送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英勇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
陕甘宁边区及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及其指挥抗战的中心，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大本营。1938年冬，“香港八办”和宋庆龄的保卫中国民主同盟收到海外华侨等捐赠的药品和医疗器械130多箱，运送到“桂林八办”，再转到延安。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侨团“中国爱国者同盟”捐赠的5个卡车底盘，在香港安上车身，装满捐来的物质运往延安。1938年10月，美洲和南洋等地华侨及港澳同胞共捐赠大卡车12辆，小轿车2辆，经“桂林八办”运往延安。此外，华侨还给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捐赠战略物资。
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海外侨胞兴奋异常，纷纷捐款祝捷。泰国华侨妇女筹赈会为八路军捐款3400多元。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海外华侨纷纷向八路军总部致慰问电、写慰问信，并随信捐款。如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致函朱德、彭德怀说：寒冬将届，贵军深入华北敌人后方，运输给养，既多不便，辗转冰天雪地，战士之困苦，不言可喻，故将球赛、演剧所得国币1万元捐给贵军，赶制寒衣。④
对于新四军的支持，叶飞曾谈到，“叶挺军长曾亲去港澳，宣传抗战，募集经费、药品和其它物资。记得当时曾给团以上干部发皮茄克一件，即是叶军长从海外募捐来的。”筹办军部医院时，因为一无物资，二无人员，叶挺亲自来找全国红十字会负责人英籍华裔林可圣，获得了一部分医药器材和一批专业人才。新四军成立时，武器设备十分粗劣，弹药缺乏。叶挺的岳母刘德宜，把自己的全部养老金捐助出来，加上爱国侨胞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远镜赠送给新四军。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及其他干部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与物资。归侨陈子谷，1940年以叶挺秘书的名义去泰国，在华侨中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业绩，为新四军募得华侨捐款国币6万元，并连同个人在泰国家中分给自己的遗产20万元全部献出，供新四军制作棉衣。菲律宾爱国侨领李清泉，除了支持宣布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还深切关注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李清泉夫人颜敕领导的“妇慰会”曾购买医药用品捐助新四军。“非侨抗敌会”所属的粤侨联合会，也汇2万元交新四军购制寒衣及药品。菲律宾怡朗市抗敌会属下的华侨妇女救国协会，开展募捐活动和缝制救伤袋，将募捐所得的款项和救伤袋寄香港，由宋庆龄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李清泉还动员数以百计的华侨青年回国参战。1940年10月27日李清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于1940年11月18日联名给李清泉家属发出唁电，称赞李清泉说：“菲岛华侨子弟赖李先生之提示参加本军者，皆忠勇绝伦，至本军之战备，荷李先生之倡导，复捐助有加，崇德报功，感念无似。”
(二)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从经济上制裁日本帝国主义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就纷纷抵制日货。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一运动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展开。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广大华侨不买不用日货，侨商不经营日货。他们认为：“替日寇销一文钱的货，即无异帮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同时，华侨还“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
1937年10月2日缅甸华侨抗日爱国团体在仰光成立，缅甸各地设有分会，主要负责人为徐四民等。其宗旨是：削弱日本经济实力，打击日寇，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8月8日，缅甸华侨抗日爱国团体在仰光宁阳会馆举办仇货样本陈列所，向侨胞宣传识别和拒购日货。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后停止活动。
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抵货运动呈现出同行业华侨的集体行动特征。如新加坡90多家华侨钟表店代表在新加坡总商会集会宣誓不再输入日货，各钟表店所存日货一一登记，一律停止进货和售货。继之98家华人瓷器商也集体抵制日货。马来亚太平46家闽侨商人和17家粤侨杂货商一致决定停止办日货。槟榔屿的中医中药界联合会集会，决定医生与药商合作不采办日货、不给日本人看病。马来亚华侨万众一心，抵制日货，给日本的对外贸易以有力的打击。在新加坡经营时间最长、资本最雄厚的日商弘荣洋行，因受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严重冲击而宣告破产。日本一贯统治新加坡的渔业市场，每月销售额达叻币10万元以上，由于广大华侨的一致抵制，尽管价格下跌，到日本渔行买鱼者寥若晨星，其销售量锐减一半以上。1937年日对马来亚的输出总额为4048.2万元，1938年降为1200.6万元，减少了70％以上，并由历年的贸易出超变为入超。
在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和中华商会合作，于1938年初召开了各华侨厂家、商店联席会议，决定共同抵制日货，并商定出具体的办法。接着，又召开华侨餐馆工人联合抵制日货大会，决定加宽抵制日货，凡华侨餐馆一律不为日本人服务，不卖货给日本。为了辨别国货与日货，防止日货鱼目混珠，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挑选了一批熟悉国货的行家，组成了辨别日货委员会，凡各商号的进货，均需经该会鉴定。1939年2月25日，又向全菲华侨发出通告，5月15日肃清日货，5月15～17日实行日货登记。自7月7日起，华商不得再与日商互相贸易、发生任何经济联系，如有违犯，决予严惩。菲律宾苏洛(今宿务)华侨坚决拒绝为运椰干赴旧金山的日轮装货，使该轮只好空船离去；西里省华侨联合会与日本商人竞买旧铁，把买来的旧铁转卖给祖国。菲律宾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据1940年初菲农商部的统计：“在1939年11个月中，日货运来菲律宾者，较1938年同期减少40.9％。盖1938年11个月中，日货运菲者值菲币2400.6478万元；而1939年同时期之日货则仅1418.7206万元。”
印尼华侨的抵货活动遍及大小城镇及穷乡僻壤，各华侨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担负起抵制日货的领导责任。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规定了17项救亡任务，其中第8项为“根绝劣货运动”，第10项为“惩罚奸人”，也把抵制日货纳入救亡总机关的重要工作之一。泰国大批华侨橡胶商和米商集体合作抵制日货。在侵略者的老窝日本神阪区，战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华侨商人150家，输出额多达日币1亿元，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们大多数弃业回国，营业陷于停顿状态。
在欧洲，法国华侨开展抵制日货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1937年8月22日，巴黎华侨六七百人召开抵制日货大会，正在欧洲的杨虎城、杨明轩出席了大会，中国驻巴黎领事馆的领事，国民党驻法支部及全欧华侨抗联会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大会主席致开会词说，抵制日货完全是凭着个人良心所发动的，现在国难严重，希望大家本着牺牲精神努力完成各个人应负的起码使命。会议决定抵制敌货，成立了由41位委员组成的旅法华侨抵货会。11月3日，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召开各团体反日援华大会，抵制日货作为议案之一通过。12月22日，法国各界华侨2500多人，再次召开抵制日货大会。
美国华侨的抵制日货规模和影响也很大。1937年10月7日，美国华侨与援华组织“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会同“美国反对战争和法四斯主义大会”联合召开大规模的抵制日货大会，参会者达到了1.5万人。不久，“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再次组织万人游行，2000多名华侨妇女参加，并呼吁美国妇女姐妹们不穿日本长筒丝袜。华侨的抵制日货斗争遍及全美各地，深入到美国友人和侨社之中。
华侨人数较少的大洋洲和非洲也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新西兰华侨纷纷签署抗敌公约，相戒不买敌货。1939年6月，有大宗日本葱头运进新西兰，华侨果蔬店立即声明不予进货销售。非洲南部的依利萨伯斯港的华人，也在城市的显眼处高悬反日标语，宣传抵制日货。马达加斯加华侨救国组织亦曾组织华侨商店拒绝购进和销售日货。毛里求斯华侨也曾开展过抵制日货活动。
抗战时期华侨抵制日货斗争有着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的特征，由自发地发展到有章程、有组织地进行，以商界为主，深入到华侨各个阶层和国际友人中，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倡导使用国货。
在抵制日货同时，华侨还开展了与日本侵略者不合作运动，以此来打击其经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每年所需钢铁原料的铁矿石占2/3的马来亚各日矿的华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潮，其中以龙运铁矿和峇株巴辖铁矿首先举义，随后，甘马挽、居銮、加烘等铁矿也燃起罢工的怒火。日矿华工罢工对日本的打击是沉重的，1937年1月至11月，日本月均从马来亚运回的铁矿石为122424吨，12月以后，月均锐减到12424吨，减少约10倍。⑤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以中立国自居，美国资本家与日本大肆进行军火贸易，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废旧钢铁卖给日本，发不义之财。对此，美国华侨自发地掀起了阻止废旧钢铁运日的斗争。1938年12月16日，当华侨获知日本三井公司租用希腊货轮“施祥罗号”装载2500吨废铁准备运往日本后，通过多方斗争交涉，迫使美国当局让步，下令不准该轮废铁运日。1939年1月，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的华侨团体、友人都进行了阻止轮船运往日本废旧钢铁的活动。1940年2月，美国华侨致电总统罗斯福，请求“乘日美商约期满之时严行取缔一切军械原料运日，以免助长彼辈侵略中国之力量，实行作有效之裁制，以惩彼之凶横，庶可维持世界和平”⑥。
(三)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援助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美化侵略中国的战争，大肆宣传侵略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圣战”，是帮助开发中国的光荣之举，致使国际上许多人不了解中日战争的性质。另外，广大华侨也需要及时了解祖国抗战的情况。这些宣传工作单靠国内的舆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海外华侨便力所能及地承担起这些工作，他们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
创办报刊，宣传报道祖国抗战，是华侨开展宣传的主要方式之一。华侨宣传抗战的报刊杂志有70种以上，比较有影响的有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其主要读者是广大华侨，但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国际友人。它们向华侨披露了中国抗战的动态，揭露和抨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华的暴行，呼吁人们同情并声援中国抗日，因而它们是中国抗战的海外喉舌。
文艺演出，歌颂祖国抗战，是华侨进行国际宣传的另一种形式。在新马各地，原有的或新成立的华侨文艺团体多达一千多个，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星洲合唱团、新加坡业余话剧社、新加坡铜锣合唱团、马华蜜蜂歌剧团、新加坡“平社”等等。越南华侨青年组织国防话剧流动宣传队。泰国华侨成立了“秋田剧社”。美国纽约50多名华侨组成学建歌咏团，到纽约各大广播公司和音乐堂演唱《起来》、《救国军歌》、《抗战歌》等抗日歌曲。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华侨组织了华侨剧团，每逢七七抗战纪念日等节日，都举行抗日宣传演出。澳大利亚悉尼华侨成立侨青话剧研究社，进行抗日表演。这些文艺团体，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开展抗日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华侨抗日宣传还有巡回演讲、散发传单、举办抗日画展等。1937年9月，全欧抗联制定出《国际宣传及对内宣传工作案》，其国际宣传计划是“以参加国际民主和平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为原则”，具体工作则有：与国际友人合办外文刊物，为外国友人的报刊杂志撰稿或提供消息，印发专题小册子，发表外文宣言或告世界人士书；参加国际团体和国际会议；与国际团体合组中西人士演讲会及群众大会；拟定举行中外茶会和中外聚餐，组织中外团体旅行参观，联络新闻记者等等。1939年4月，全欧抗联还决定组织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并拟组织欧洲华侨代表团出席国际反战反法西斯侵略大会，向大会提出请求援助中国的方案。美国各大城市是美洲华侨抗日援华舆论宣传的中心。1939年，旧金山设立华侨金星公司电台，以英语对外报道中国抗日的情况，每日广播9小时。纽约华侨筹饷总会规定，每周对外宣传一次，邀请对中国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演讲。至1941年夏，该会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达180多次，听众达数十万人。在波特兰，当地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了救国宣传会。该会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向西人团体宣传演讲66次；放映中日战事电影54次；无线电播音宣传6次；在西报发表抗日论文12篇；印发抵制日货传单3万张；在西报反驳袒日言论及发表抵制日货文字共15篇；印发抵制日货星期报特刊4万张。从采用的形式看，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华侨还普遍通过演剧、举办抗战图片展等途径进行国际宣传，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在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和文化工作者，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抢拍战地实况镜头，采访抗战英雄和受难同胞，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由华侨新闻工作者与国内记者合拍的新闻纪录片《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民众示威游行》、《八路军之游击》、《孙夫人》等，是最受华侨欢迎的影片。
华侨广泛、深入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将1800码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运交宋美龄。还有，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3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
1937年11月13日，法国的“法中之友社”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介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1937年11月，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法、德、荷、比等国的18个侨团的20多人组织请愿团参加会议。在会上，他们访问各国代表团并进行游说，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大会主席递交请愿书，还访问中国代表、驻法大使顾维钧等人，请其“向大会表示中国要抗战到底，誓死驱逐日寇，非收回失地不可”等三条基本意见⑦。华侨请愿团的活动使与会的许多国际友人产生了同情和倾向中国的心理。
美国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于1937年10月28日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不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筹赈中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通过华侨对祖国抗战深入、广泛的宣传，国际友人更加清晰地认识战争的性质，同情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为中国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四)回国参战，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居海外的大批华侨告别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其中部分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许多人为之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抗战爆发后，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华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训的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使中国的空军力量得到加强。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他们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干城”。如祖籍花县、侨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埠华人江东胜，自“九一八”事变后，对践踏祖国河山的日本侵略者无比愤慨，立即转入斯托克顿飞行学校学习。1934年学成回国投效广东空军，在华侨和训练班接受空中对抗技术的强化教育之后，被分配到歼击机队服役。他参加了1937年沪宁杭“八·一四”之役，以六比〇取胜告捷。此役，江东胜担负佯攻任务，诱敌转移目标，紧密配合作战，为友机创造克敌的条件。翌年，江东胜随军转战湘鄂赣粤等地，积功升至分队长之职。1941年3月14日，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由9架歼击机护航，另在空隐蔽两层歼击机40多架随行，趁雾空袭成都。我驻守该地的歼击机20多架全部起飞迎敌。虽敌机数倍于我，但我歼击机队勇往直前，毫不气馁，几经拼搏，击落敌机8架，打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和地面指挥失当，以致我机群大受冲击。此战，江东胜等多人血洒长空，壮烈殉国。
滇缅公路是在横断山脉的纵谷区域抢筑而成，高山深谷海拔落差很大，山顶海拔3000多米，深谷只有300～500米，沿途悬崖、峭壁、急弯、陡坡、危石、深谷、急流无数，稍有不慎就会撞车、翻车甚至车毁人亡。该公路修成后，运输力量严重不足，急需大量有经验的驾驶员和机修工。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派人前往新加坡，商请“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要求协助号召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回国服务，运输军品及经济物资以渡过难关。1939年2月7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报纸刊登了《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启事，定居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等国的爱国华侨青年热烈响应，应募者络绎不绝，经挑选审查合格者3200多人。南侨机工在乘船离开南洋启程回国的时候，他们满怀激情高唱《运输救国歌》：
同学，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运输救国，安全第一条。
车辆的生命，同样地重要，
好好保养，好好驾驶，
快把运输任务达到，
再把新的中国来建造。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生活要简朴，人格要高超，
不许赌钱不许嫖，快把烟酒齐戒掉。
听呵!哪怕到处敌机大炮，
宁愿死，不屈挠，
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
不怕山高，不怕路遥，
收复失地，赶走强盗，
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有的参加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和华侨救护队，活跃在前线和后方；还有的不远万里回国慰劳抗日将士。1937年12月，荷印华侨组织救护队回国到广东、湖南、河南等地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七七”事变后，菲律宾华侨商会成立抗战服务团，1938年秋回国服务。1937年底，《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10余家侨报的15名记者联合组织“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于1938年回国到武汉等地进行战地采访。1940年3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40多人从新加坡启程回国，慰劳团编成华中、华南、西北三个分团分别出发到各战区慰劳，足迹踏遍祖国川、滇、黔、宁、陕、晋、绥远、青、湘、鄂、赣、闽、粤、浙、豫、桂等17个省的各大战区及所属数百个城镇和乡村。其中，赴西北慰劳考察的陈嘉庚等三人于5月31日到达延安，受到各界5000多人欢迎，随后，多次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谈。
还有不少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先后到达延安的海外青年有600多人，到华南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有1000人以上。此外，海南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的人民抗日武装，都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干部和战士。如印尼爪哇华侨李林，抗战前在国内学习，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八路军120师，1940年在雁北反击日军扫大扫荡时壮烈牺牲，贺龙师长称赞她是“我们的女英雄”，延安中共中央妇委的唁电赞扬她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妇女英雄”。泰国华侨梁传燊回国后到120师战场晋西北，在一次反击日军扫荡时，为掩护群众牺牲，年仅18岁。另一泰国华侨庄儒邦，1939年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前线因作战勇敢，被通令嘉奖并评为模范党员，1943年在河北反击日军扫荡中牺牲。此外还有、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一批华侨英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
(五)回国投资，开发战时资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经济部公布《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并先后派出官员赴南洋进行访问，鼓励侨团回国视察，还成立“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加之爱国真情，回国投资、开发祖国战时资源，成为华侨在财力方面支援祖国抗战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抗战期间华侨回国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华侨投资总额达国币16亿元⑧，为华侨投资的高潮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华侨投资额估计为国币2亿至3亿元，为华侨投资的低潮阶段。整个抗战期间华侨投资总额为18至19亿元左右。
华侨回国投资主要有工矿投资、垦殖投资和金融投资三个方面。工矿投资是战时华侨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集中在大西南，如胡文虎投资的云南矿物公司，澳大利亚李华州与国内实力派人物合办的华侨兴西实业公司，港华实业公司在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分设的公司，新加坡谢吉安在渝建立的华侨实业公司等。垦殖业投资主要是开发西南荒山荒地、种粮植树、发展农副业生产，解决战争困难，如吉隆坡张郁方等集资200万元回国垦田；印尼爪哇华侨在广东连山县建立垦殖区，美国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华侨在广东徐闻、台山等地投资助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沦陷，侨资银行纷纷内迁，如陈嘉庚在广西柳州设立的集美银行，南洋华侨何葆仁创设的南侨银公司，缅甸、马来亚华侨建立的华侨建设银公司等，还有华侨信托银行、华侨实业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建业银行等。
华侨回国投资并不局限于国统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也有。如1942年，延安侨联发起创办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集资达100万元，为促进边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延安侨联创办的纺织厂，1942年生产毛毯3000多条，纺毛线4000多磅，毛呢100匹，加上所存羊毛折价，共获利50万元。为保卫边区，该厂1943年捐献资金3万余元。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战火硝烟，朝不保夕，投资条件环境很差，没有利润保障，华侨回国投资的爱国观念是不言而喻的。故“谓侨胞投资乃为个人利润，实极错误”，“盖华侨爱国观念，素甚浓厚，此为今日踊跃投资又一动机也”。⑨《中央日报》的评论说：“在战前，华侨汇款是平衡国际收支的巨流，在战时的今天，华侨投资当是抗战建国的柱石。”⑩
①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侨革命史》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21页。
② 转引自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③ 《侨声报》第2期，1945年1月。
④ 《新中华报》1940年11月21日。
⑤ 《华侨动员》第2期，1938年3月31日。
⑥ 《中央日报》1940年3月21日。
⑦ 法国《救国时报》1937年11月15日。
⑧ 《侨声报》1942年6月3日。
⑨ 《抗战期中之福建华侨》，福建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宣传处1941年版，第38页。
⑩ 《中央日报》1940年3月28日。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