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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干部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 第二节 延安干部教育的发展历程

栗洪武


  延安干部教育适应战争形势变化的要求,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 “整风运动”前的延安干部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在所有教育活动中将干部教育放到第一位。为了培养和提高干部,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先后创办了许多培养干部的各级各类学校,同时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在职干部教育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陕甘宁根据地先后创办的干部学校有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和陕北特委党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等。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迫切需要千百万革命干部,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参加组成伟大的抗日力量。同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激奋了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进行民族救亡斗争,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探求真理。于是,党中央一面积极扩大抗日军政大学,一面又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接收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训练。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工人学校等。1939年7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华北地区的抗日干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研究部和专修部的一部分学员除外)、安吴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7月12日,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组成1700人的队伍,开赴敌后办学。不久,为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军事学院和延安大学等。至此,陕甘宁边区已拥有十余所干部学校,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多种专门学校和专业,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培养干部的学校教育体系。
  同时,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培养干部,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干部学习的决议。会后,又成立了由洛甫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从此,在陕甘宁边区从中央到地方兴起了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在职干部学习热潮。
  这一时期,延安干部教育有如下特点:
  一是由于抗战开始后各方面急需人才,决定了干部学校教育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各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理论课虽然也有,如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但大多是启蒙性质的。就抗大来说,当时的主要课程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的政治工作”、“抗战期间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防毒”等,从战争需要出发,着眼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实际需要。
  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制度和新课程。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①。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②,尽快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三是从抗战实际需要出发贯彻教、学、用一致的原则,注重学生在实践中的锻炼和锻炼以后的再提高。如鲁艺第一期学员的教学计划是“三三制”,即入学后首先学习三个月,然后到外面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然后才毕业分配工作。当学员在实习中感到自己学习的课程有很多缺点时,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学校经过两次工作检查和半个月的讨论,决定改革教育制度与教学计划,教授抗战急需的知识和技能,从第三期开始实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紧密服务于战争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无疑是正确的。
  四是在职干部教育开展之后,由于组织领导得力,教育计划周密,学习内容符合实际,所以干部学习热情高,时间有保证,效果显著。
  但是,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纷纷延长学制,确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依据学制重新规定各班级的课程内容和课程标准,要求学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正规化过程中发生了教育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致使少数干部只会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的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不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他们对于革命理论,并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只是空洞的望文生义,机械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和词句。这种现象在马列学院的部分课程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陕公的高级班和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
  二 “整风运动”后的延安干部教育
  1941年12月和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两个文件,主要对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①同时,《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高等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在教学内容上,强调除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还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在学风方面,强调用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去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研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即鄙视那些纵论古今中外,而对周围环境却一无所知的“夸夸其谈”;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必须废止注入的独断的填鸭式,侧重启发和研讨,特别是实习。课堂上不仅应有教师的讲授,而且要有质疑、辩论和解答。应举行定期的实地考察,以补充与印证讲课内容,使学生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学会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加强对所学知识的信心和致用能力。为了加强对干部学校的具体领导,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还具体规定了各学校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与来往关系。除此以外,对教员质量的提高、教材的供应办法、教学设备的改善、学校组织机构的改革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规定。总之,两个《决定》的基本精神强调,延安干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革命干部,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一致,就是当时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展起来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学习活动进一步制度化。延安干部学校的师生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中,他们联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实际,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检查、反省,整顿学风,从而使广大师生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学风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哪些才是与实践不可分离的理论,哪些才是空而无用的条文。鲁艺在学风学习阶段,为了加深对《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的进一步理解,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就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和创作是否有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便是典型的一例。其他学校在整顿学风中,也都根据文件精神来审查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加深了对《决定》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本校改革措施,并立即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党中央对边区直属的干部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地整顿和调整,从实际出发合并了一些学校。如1943年4月和1944年5月,两次对延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调整与整顿,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先后并入延大,使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更加符合抗战需要与边区实际。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三 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干部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的干部学校仅有延安大学、西北党校和西北医药专门学校。这时,延安干部教育面向边区实际,为自卫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以培养边区地方干部为主。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建设计划方案》。在文化建设部分,《方案》强调:“今后和平建设新时期,随着人民经济的发展,边区文化建设必须更有计划地进行”,并对大学和中学的教育提出了培养本地较高级知识分子和中级知识分子的任务①。但是,这个方案还未来得及执行,全面内战就已爆发。于是,延安大学根据边区教育厅制定的《战时教育方案》精神,又制定了《延安大学战时干部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以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有明确阶级立场和有为人民服务热忱与能力的革命干部为延大教育方针。为了服务于边区,服务于战争,延大的课程以政治课为中心,同时设有业务、文化课,还增添了爆炸与救护常识课,组建了自卫军营。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后,延大师生在辗转行军途中,仍坚持教学,并积极参加反霸、减租、生产、土改等工作,担负运粮、救灾等任务。广大师生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
  同时,西北党校的师生也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积极参加战备工作。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的战时教育,主要是开展战场救护和疾病防治的军事医学训练。
  1948年,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延安干部学校面临的中心任务是迎接大西北和全国解放,加紧培训干部。于是,延安大学在洛川创办了分校,吸收国统区和新解放区知识青年进行短期培养教育。延大总校开始建立新的正规学制,扩大系、室,增设短训班。西北党校也扩大招生,并在韩城创办了分校。此外,还创办了一批新的干部学校。到1949年5月以后,延安大学和西北党校及其分校陆续迁往西安,延大改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党校保持原建制继续办学。
  这一时期,延安干部学校虽数量有所减少,但办学规模上更为扩大,而且体制上更加完备。其特点是:办学形式服从于战争环境与革命形势的要求,从短训班式的干部学校发展为革命大学,再发展成为正规的高等学校。
  从延安干部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种教育的特殊性及其历史意义就在于:延安干部教育兴起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教育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模式。这是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它既不同于旧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不完全相同于外国的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约百万优秀干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不仅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教育史意义。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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