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 文化教育建设方略
栗洪武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与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建设方针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建设高潮。这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中的一朵奇葩，而且新中国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建设方略在此孕育和发展。
一 制定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方针
在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在政治上翻了身，已经开始迫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为此，边区政府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翻身与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应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的解放更前进一步。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对边区文化教育建设做了详细论述，提出了六项具体的任务：(一)加紧抗战动员；(二)巩固团结，扩大统一战线；(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四)扩大生产运动；(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六)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①。同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又作了如下决议：“边区文化教育必须立足于进步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②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状态的认识。他首先指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即“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③，并详细分析了五四运动以后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四个时期以及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毛泽东断言：“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④五年之后，即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将上述思想概括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⑤这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由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及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二)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三)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目的；(四)以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教育为基本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总方针，从根本上划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封建主义文化教育的本质区别，确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方向。在这一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开展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普活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科技的普及工作。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⑥陕甘宁边区的科普活动是在一个文化教育极为落后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边区的文盲占了150万总人口的90％，被称为文化教育的“荒原”⑦。1941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1941年)中讲道：“原边区政府所辖的这片广大的地区，可以说完全是文化教育的荒地。小学校初级、高级合计只一百二十处，社会教育的组织根本就没有。一般的县份一百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人，有些县份(如华池、盐池等)两百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而这样一两个读书识字的也当然不会是穷人。”⑧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现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边区大力推行科普活动，一方面，要求科技工作者明确“科学大众化”的意义，把科技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发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一些文件，广泛宣传科学技术的相关政策，号召人们接受科技教育。针对边区群众中识字人少的情况，科技教育采用办展览会等直观形式有效地吸引观众。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业工业展览会开幕，毛泽东等中央和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不仅出席开幕式，而且被推选为展览会主席团成员。之后，通过办展览会这种形式普及科学知识成为惯例。此外，党中央还十分尊重科技工作者，这是边区科技发展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1938年，著名科普作家董纯才、高士其先后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专门同董纯才谈写科普文章的技巧。延安科技工作者在毛泽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方法论的指导下，深入实际开展科技活动，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建设结合起来，注重向实践学习，向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学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也加快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文艺工作
戏剧、秧歌和社火是陕甘宁边区群众文艺的主要形式。边区先后成立了民众剧团、延属文工团、抗战剧团和鲁艺平剧团等十多个戏剧团体，演出了很多的新剧目，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及《一条路》、《松花江》、《平型关》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秧歌和社火是广为流行的一种群众艺术形式，每年春节，群众自觉地组织起来开展以扭秧歌为主的文艺活动，叫闹社火。还有小说《洋铁筒的故事》、长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报告文学《延安生活》和《南泥湾》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街头诗、传单诗等轻便明快的文艺形式，深受群众所喜爱。在音乐方面，出现了广为流传的民歌《东方红》、《黄河大合唱》、《延安颂》、《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另外，边区的木刻艺术也很有特色，形成了以鲁艺为中心的“延安学派”，其作品如《减租会》等，简洁朴实，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三)新闻出版事业
延安新华社是在抗战时期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对新闻发布权的长期垄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闻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40年春，中共中央成立新华广播电台。1941年，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创办了《解放》周刊、《共产党人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等数十种报刊。1941年，原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党报和书籍的出版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的新闻和出版事业的发展。
(四)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形成了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它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部队教育。这是一种崭新的教育体系，既不同于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也不同于外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战略意义。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教育很有特色：第一，建立了新型的干部教育系统，仅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干部学校。同时，在职干部教育也建立起一个完整、有效的制度，对提高干部的全面素质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国民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边区各区县从城市到乡村创办了许多公办和民办的小学、中学，大量地吸收适龄儿童入学。第三，在社会教育方面，除建设民教馆、图书馆等正规的教育设施外，主要利用冬天农闲季节开展冬学运动，将扫盲工作作为重点；还进行文字改革试验，利用新文字学汉字，开展扫盲教育。
①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② 皇甫束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16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
④ 同上书，第70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⑥ 同上书，第1011页。
⑦ 谢荫明：《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⑧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二 文艺坚持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党的文艺思想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文艺观与中国文艺实践运动密切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对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建设以及当代中国文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1942年毛泽东所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从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集中探讨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的问题，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一系列的文艺观点。
(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讲话》提出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说它是个“根本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不易解决；说它是个“原则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方向和性质。毛泽东强调，“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②。
那么，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为什么人呢?毛泽东坚决地回答：“为人民大众。”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继承中国和外国遗留下来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其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另一方面，改造过去的旧文学形式，目的还是为了人民大众。“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③。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为“工农兵”也就是“为人民大众”的同义语。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紧密联系群众、相信群众，坚持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他们的工作才会有意义。
(二)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
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是《讲话》提出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解决普及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之所以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是因为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些同志在过去轻视或者忽视了普及，只强调了提高，其结果必然是脱离了工农兵，脱离了人民大众。毛泽东认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⑤这个论断既是从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工农兵的现实出发的，又具有普遍意义。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的艰苦时期，广大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抗日的战士迫切需要易于接受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作品，所以将普及工作的任务摆在首位。
但是，文艺的普及，并不是不要提高。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即“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⑥；其二是针对于特定的群体间接的提高，如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提高。在论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⑦提高不是凭空去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也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所以弄清楚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后，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强调，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贵的。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以及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应该在群众中与文艺普及工作者密切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养料，将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虽然专门，但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成空中楼阁。
毛泽东在《讲话》中讲的两个基本问题——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他们，正是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通过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大力提倡，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实际中，本着坚持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开展边区的文艺工作，带来了延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③ 同上书，第855—856页。
④ 同上书，第86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862页。
⑥ 同上书，第862页。
⑦ 同上。
三 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属于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必然从属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是一定文化的根据，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毛泽东也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②毛泽东的这段话，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包含文化的从属性和文化的能动性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文化具有从属性
中国自周秦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主流方面来讲，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从属于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只允许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居于统治地位，文化的从属性表现为一种适应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历朝历代的宗法和家族社会政治结构的持续影响，与之相适应，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具有极大承受力和凝聚力的“连绵性”文化。文化的从属性又是一种依赖性，一定的文化依赖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随着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消亡，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也将失去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文化的从属性还具有独立性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被推翻后，从属于它的文化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尤其是原依赖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主流文化，随着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消亡，与之相适应的主流文化也将失去统治地位，而非主流文化在民间还将持续地流传着。同时，文化还有一个历史继承性问题，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非主流文化，其中都蕴涵着人类文明与本民族先进文化的结晶。所以，一个社会要保持健康而和谐地发展，不仅要关注文化的从属性问题，也要重视文化的继承性问题。
(二)文化具有能动性
一定的文化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又对它所依赖的政治和经济具有反作用。
首先，一定的文化具有巩固政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绳索。统治中国封建思想的孔孟之道，是一种维护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伦理道德的说教。孔子大力宣传“仁”的学说，称“克己复礼为仁”，去维护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秩序；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孔孟之道倡导的封建传统文化思想，是一种政治型的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成为束缚广大人民思想的桎梏。总之，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国家政体，始终注意利用政权的力量干预文化事业，客观上使得古代文化沿着政治化的轨道前行。
其次，文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人类进步的作用。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毛泽东还从一个侧面强调革命文化的重要性，强调革命文化在推动人类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④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相对于前代的文化而言，都曾起到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
第三，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传统的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力的。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脉搏里，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研究好中国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可靠途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 同上书，第1011页。
⑤ 同上书，第706页。
四 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工作方针
延安的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种形式。抗战爆发前，延安培养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培养革命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十几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3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①。尽管如此，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任务，仍迫切要求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强调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做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③中共中央提出的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不是对教育的一般性的改进，而是对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教育方略在思想内涵上的一个新发展。
(一)将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干部教育的基本标准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干部政治素质的培养。毛泽东对干部的要求是：“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④培养思想忠诚的、襟怀坦白的、品德正直和认真积极的革命干部，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中国有许多这样好的干部，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解决。
(二)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干部教育最基本的原则
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在干部教育问题上，倡导什么样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⑤在这个报告之后，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从此，延安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帷幕，中共中央作出了为期三年的整风学习计划，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各项工作中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讨论，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延安整风运动将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极大的提升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也使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党的干部教育最基本的原则。
(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干部教育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时起，就在教育工作中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干部学校就开始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中规定，文化教育要实行“四化”的方针，即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其中就有“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开展干部教育的过程中，继续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劳动化问题。尤其是对进入边区参加革命的进步知识青年，对他们培养的重点是改造其世界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与工农打成一片的观点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二是办学的物质困难问题。延安的许多干部学校开学第一课就进行劳动建校，并在教学之余，从事副业生产，开荒种地、喂猪养羊、纺线织布，还开办了一些农场、小工厂，以师生自己的劳动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尤其在1941年抗战进入到了最困难的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由正面进攻转而向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进攻，此时陕甘宁边区环境残酷，生活极度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学校组织师生开展生产劳动，或种植粮食，或纺纱织布，大大地改善了学校的物质条件，帮助边区顺利地度过了困难时期。1943年11月，毛泽东以《组织起来》为题，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指出延安干部学校的生产自给成绩：“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⑥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③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五 吸取中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其中许多文化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对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明确的态度和方针。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着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一)古为今用，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利用，涉及到传统的军事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和艺术文化等，尤以军事文化思想涉及较多。他在《矛盾论》一文中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论断的正确性。宋江前两次率军攻打祝家庄，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而打了败仗，最后摸清了祝家庄的情况，拆散了该庄与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埋下伏兵，里应外合，打下了该庄。毛泽东引用这个故事说明了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全面地了解问题，知己知彼，而不能片面地看待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传统的军事理论、战史战例古为今用，在总结现实革命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是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经典之作，成为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思想理论武器。
(二)洋为中用，吸收国外文化的精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②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讲：“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③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主张批判地吸收。因为，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积极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毛泽东一再强调，只要是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对我有用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942年，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主张“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③ 同上书，第860页。
④ 同上书，第837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