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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模式 第一节 延安干部学校教育
栗洪武
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在陕甘宁边区教育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并且颇具特色，成就显著。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20余所干部学校，数量多，类型全。各学校都有自己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具体，办学方向一致；并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坚持改革精神，不断丰富、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适应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体系。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大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为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一 干部学校的类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时间里，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20余所干部学校，从办学目的和培养任务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
(一)抗大式学校类型
抗大式学校类型是以抗大为代表，主要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级军事工作干部。这种类型学校的特点是：办学思想突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风建设体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教学内容注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校管理实行军事化管理。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
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是诞生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一所学校，它是在陕甘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31年10月，工农红军陕北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组建成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同时，还创办了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调集班排干部，学习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知识。1932年2月，军政干部训练班扩大成为军政干部训练队。同年12月，又改组为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
1934年秋，以随营学校为基础，在陕甘边苏区华池南梁地区创办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任政治教员。学校的培养对象是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的连排干部以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选派的赤卫队干部。设有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
1935年7月，军政干部学校随政府机关迁到延川永坪镇，改名为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吴岱峰，政治委员张秀山，教育长张文舟。同年10月，学校又由永坪镇迁到瓦窑堡，有学员400余人。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1936年2月军政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团合并，成立了红军干部学校。该校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
从陕甘军政干部训练班到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其主要教育内容是：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游击战术教育。这些教育内容，通过与符合实际的教育形式和方法相结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克服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了革命纪律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红军、游击队的军事素质，从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了自己，战胜了敌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一所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江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大隐名为干部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中央红军干部团与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合并，于1936年2月在陕北瓦窑堡建立红军干部学校，由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同年6月，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抗大一产生，便很快因其“有很多独特无二的地方”而闻名全国、蜚声海外。原因主要是“由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布尔什维克的风度，克服了一切困难，并在教育的历史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办法”①。
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技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②。抗大还有自己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抗大学员主要是从部队抽调的干部，也吸收一些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来的知识青年。抗大总校办学九年间，共培训了八期干部，其中前五期和第八期是在陕甘宁边区办学，第六期、第七期深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抗大抗大、愈抗愈大”，到1945年8月，抗大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12个分校，其中第三分校、第七分校设在陕甘宁边区。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女学员1000多人，教职员1000余人。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的倾向；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③全校师生都遵循这些原则，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中心。抗大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理论课程，还有国内外形势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抗大不仅重视政治教育，也同样重视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9年7月从延安挺进敌后办学之后，抗大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许多青年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干部。
抗大把培养学生具备“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良作风，作为教育训练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敌人封锁、物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修建校舍。
抗大的教育方法是：“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互相帮助学习”等。抗大每期学习时间为4—8个月。在军事队里，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的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在政治队里，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抗战胜利后，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学员全部分配工作。抗大光荣地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告结束。
在八年抗战期间，东至渤海之滨，南至长江流域都有抗大的红旗飘扬。抗大总校及其各分校，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20多万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所以，毛泽东赞誉抗大：“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④
八路军医科大学
八路军医科大学，简称医大，是一所为部队培养医务人才的专业学校。它的前身是1931年创办于江西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后随党中央长征到陕北，1937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曾开往前线，既是学校，又是医院，培养了一批医务工作者，治疗了成千上万名指战员。以后又返回陕甘宁边区，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安吴青训班等学校调了一批来自大后方的青年入校学习，分别编为五个军医班、三个药剂班和两个护士队，总计八九百名学员。
1940年3月，八路军卫生学校从富县张村驿迁到延安柳树店，同年9月改名为八路军医科大学。校长王斌，副校长史书翰，政治委员谢滋群。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有艰苦作风、为革命工作和为大众服务的卫生干部。学校以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在艰苦的环境中，学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充实力量，逐步改善设备条件，使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教育质量日益提高，成为党和军队培养卫生干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为医大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医大分设四个班，即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特训班，共有学员300多名。高级军医班一般招收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的学生，普通军医班和调剂班一般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特训班是专门训练有长期医务工作经验而缺乏理论的老干部。各班学制不一，二年、四年都有。学校设有生理实验室、解剖实习室、化学实验室、细菌检查室、X光室等十余室，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学校实习的主要场所。教员各有专长，名专家也不少。学生大部分是抗大、女大、陕公、青干等校的学员自愿报考的，还有从前线部队中抽调的医务工作者，也有来自国统区的进步知识青年。
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药物、处方、妇产、护理、调剂等，还有政治课、军事课、时事政策报告和临床实习课。
在教学中，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学员爱护伤病员的观念及为部队、为群众服务的思想。经常带领学员深入部队、农村，为战士和群众医伤治病，还进行破除迷信的卫生宣传教育，这既是教学，又是为军民服务。边区文教大会以后，医大和边区卫生署合办了边区医校，由医大负责教学工作，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村的卫生工作。
1946年3月，医科大学前往东北，途经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改称中国医科大学。
八路军军政学院与军事学院
1940年8月1日，八路军军政学院在延安诞生。这所学院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正副院长分别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谭政兼任。
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在罗瑞卿副校长率领下，离开延安东征晋察冀，抗大留延部分教职员工组建了抗大三分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许光达、郭化若先后担任校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同时考虑今后部队的发展与组织反攻需要，中央军委指示抗大三分校，以培养特种兵干部为主。所以从第三期开始，主要培养炮兵、工程兵干部和俄文干部。全校分为3个大队，下属8个队：两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一个机械工程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步兵队，两个俄文队。
194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将八路军军政学院与抗大三分校合并，建立军事学院。12月1日正式开学，校址设在王家坪。朱德兼任院长，叶剑英兼任副院长。全院分为高干队与特殊队两部分。高干队训练旅、团级干部，特殊队又下设5个队：炮兵两个队，工兵一个队，参谋一个队，俄文一个队。
194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从晋东南返回陕甘宁边区绥德办学，并令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与抗大总校合并。合并后一段时间仍沿用军事学院校名，不久就恢复了抗大的名称。
军事学院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培训了一期学员。虽然时间不长，但学院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任务，培养了一批人才，尤其是特种兵种人才，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延大式学校类型
延大式学校类型是以延安大学为代表，主要培养各种高级与中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具有早期综合大学的性质。该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以适应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教学内容突出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与用一致的基本精神，课程设置注重少而精；学制灵活多样，由短期培训逐步向正规化教育过渡；教学方法实行讲授与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题、热烈辩论的学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在管理方面，校务委员会吸收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体制上实现校、院、系三级管理。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陕北公学
抗日战争初期，为了适应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创办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成仿吾任校长，兼党组书记。1938年3月，李维汉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1938年7月，在关中分区新正县(今旬邑县境内)成立了陕北公学分校。1939年1月，延安陕公总校迁到新正县与分校合并。
1937年10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在讲话中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⑤随后，他又给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⑥毛泽东的讲话和题词，为陕北公学指明了办学方向，规定了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的学校，它以政治教育为主，主要培养做统一战线工作、做民运工作、做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政府工作的政工干部。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学员大多为坚决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学习期限普通班为3—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在教学实践中学校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教育制度和方法。在课程设置上不仅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课，而且还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课程；教学方法除了课堂讲授外，还经常邀请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来校作报告、讲演，组织学员参加边区的民众运动、选举运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做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如何在选举工作、政府工作中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时还派出一些师生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此外，学生还组织有文化、教育等研究会，按照专长和爱好，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活动。陕公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这是陕公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生活准则和作风。陕公也有自己的校歌。
1939年1月，党中央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干部教育，决定从陕公总校、陕公分校抽调干部前往敌后办校。陕公动员了1000多名师生，协同抗大到敌后晋东南和晋察冀建立了抗大一分校与二分校。随之，延安的陕公总校与分校合并。合并后的陕公，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学习期限定为一年。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运动史、哲学、马列主义，以及专题讲座如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游击战争等。
1939年夏，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青训班部分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后办学。成仿吾任校长。陕北公学在开办的一年零十个月中，共培养了6000多名抗日干部。
1939年11月，在延安又重新开办了陕北公学(即后期陕公)。李维汉任校长。为了进一步培养专门人才，学校分设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族文化、国防教育四个系，另有一个研究部。学习期限暂定为一年。
1941年9月，陕公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结束了陕北公学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是一所蜚声国内外、影响极大的高等干部学校，在其存在的四年内，培养了大批的抗战干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延安大学
1941年9月，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学，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赵毅敏。直属中央文委领导，1944年4月改由边区政府领导。
延大最高领导机关是校务委员会，它吸收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学校下设三院二系：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俄文系、英文系，另附设中学部。1943年4月，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大，学校设社会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民族学院。1944年5月，行政学院并入延大，民族学院从延大分出，各院的设置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系)、自然科学院(包括机工、化工、农业三系)和行政学院(包括行政、司法、财政、教育四系)，另办一个医药系。这时全校共有教职员近2000人，周扬任校长，王子宜任副校长。
延安大学几经调整后，于1944年5月21日公布了《延安大学教育方针暨暂行方案》，该方案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学与用的一致”为基本精神，重新规定了教育方针、学制和课程。教育方针是：“一、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二、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三、本校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四、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五、本校在教学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并使教学中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题、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⑦学制暂定为：行政学院两年，自然科学院三年，鲁迅艺术文学院两年，医药系一年至二年。但修业年限并非机械的规定，主要以学完规定的课目为标准。课程分为全校共同课与各院系专修课两种，另外设补助课以适应一部分人的特殊需要。教学计划：校内学习与实习并重。教职员与学生一律参加生产劳动。招生办法分为：一是招考，一是轮训。前者是吸收边区内外的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边区实际工作干部；后者是提高边区原有的实际工作干部。招考对象一般为中学以上学生，轮训则为区长以上干部。
延大是一所适应抗战与边区经济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实际工作干部的综合性大学。它的成立与调整，标志着陕甘宁边区高等干部学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延大在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强调学习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战争中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不良倾向，为发展边区经济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服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大自然科学院全部、鲁迅艺术文学院大部和行政学院一部分师生与工作人员调往东北、华北等地，延大规模缩小，取消了院系编制，将各系改办为班。由江隆基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1946年，为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对干部的急需，延大暂设政法、会计、教育、新闻四个班，学习时间半年至一年。同年9月，江隆基调边区教育厅任厅长，另调李敷仁任校长，李之钦、于藻先后任副校长。
1947年3月，胡宗南敌军进攻延安，延大撤离延安后，辗转于延属各县及陇东、三边、绥德等分区和晋西北地区，坚持办学。延安收复后，延大师生于1948年7月全部回到延安。在此期间，全校师生还组成工作团参加了战斗、运粮、生产和土改等工作，使师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
1948年6月，在洛川创办了延大分校，吸收国统区和新解放区知识青年，进行短期培养教育。这所分校先后为解放大西北输送了1500余名干部。
1948年10月，延大总校在新型正规化工作方针指导下，建立正规学制。规定：(1)延安大学依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需要，进行各种教育，使学员获得并掌握专门业务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政治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培养学员具有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作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勤务员。(2)延大的一切教育内容，必须与新社会实际需要和学生具体程度密切结合，坚持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为着与边区实际结合，各系须与有关机关建立一定的联系，聘请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学校行政领导或参加教学。为着学用一致，在学习期内，以一定时间进行实习。教员应善于以身作则，诱导启发；学员应着重个人自习，辅以集体互助，提倡敢于怀疑、自由研究、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风气。在实际工作中，延大除办好总校的教育、文艺、政法、经济建设四系外，还及时开设短期培训班，培养边区实际工作干部，并在大学设立研究室，吸收国统区大学生、助教、讲师、教授等，按各人的专长与志趣分若干研究组，研究边区实际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建设工作的开展。
1949年7月，总校与分校合并，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此延安大学结束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延安大学从1941年9月创办至1949年7月迁往西安，八年里共培养出1万多名干部，他们分布到各条战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党群式学校类型
党群式学校类型是以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和民族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及做党群与民族工作的高中级干部。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办学目的以培养做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宗旨，学风建设提倡“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教学原则为“少而精、现实、活泼、理论与实际联系”，教学内容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有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负责培训中国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长征时，该校教员和学员都编入了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干部团。党中央到陕北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以干部团为基础，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主要任务是培养党的各级实际工作干部。12月开始招生，首先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的一个教员班。1936年7月，中央党校随党中央迁到志丹。1937年1月又随党中央迁到延安。同年5月，董必武调离，由李维汉接任校长。这时全校已发展到15个班，开设的课程也比初办时更完整，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教研室。党中央还在这里设立了“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在教学上也建立了一些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学业鉴定制度，就是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情况进行考核和评定。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如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对学校发展十分关心，经常来学校讲课和作报告。
1938年4月，李维汉调离，康生任校长。同年10月，康生调离后，由陈云兼任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干部教育的新方针。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干部教育的新方针，中央改组了中央党校。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改组后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开始了。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规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原管理委员会取消)。这时邓发任校长。毛泽东为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⑧。
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直接主持党校整风学习的领导工作，具体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教育上的革命，改造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
中央党校是一所对革命事业有巨大影响的干部学校，也是培养党的政治、军事、文化干部的规模宏大的学校。学员有中央及各省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文化工作者等。改组后全校分六部，中央及各省的负责同志集中于第一部，从抗日前线调回延安学习的同志集中于第二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作家集中于第三部，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干部集中于第四部，陕甘宁边区地方干部集中于第五部，新来边区的干部集中于第六部。
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党校也随党中央迁到河北，改组为马列学院(后改为高级党校)，院长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
陕甘宁边区党校
陕甘宁边区党校是由边区党委直接领导的一所培养党的边区基层干部的学校，是在陕北特委创办的短期训练班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1934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二郎山创办了陕北特委训练班。1935年1月，训练班改名为陕北特委党校，校址迁至安定。王士英先后担任训练班班主任和党校校长。一开始，组织机构十分简单，学习时间仅十多天，每期学员只有二三十人，校址也经常变动。1935年8月，陕北省委成立，将陕北特委党校更名为陕北省委党校，校长高长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央党校，这时陕北省委党校也迁至瓦窑堡，合并入中央党校。1936年4月，由于中央党校随红军主力东征，陕北省委党校从中央党校分出，继续办学。是年10月，唐洪澄接任校长。1937年，校址由安塞迁到延安蟠龙镇，白耀民接任校长。
从1934年秋至1937年7月，校址迁移了十处，校名更换了四次，培训干部1340余名。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这所党校与关中、陇东、神府三个分区党校合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党校，统一负责县区干部以及少数乡级干部的培养和训练，由刘有恒、李景膺先后担任校长。校址由延安蟠龙镇迁到延安东川罗家坪。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边区党校以培养区乡两级工农干部为主，一面学习理论，一面学习文化，并确定了“少而精、现实、活泼、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教学原则。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政治常识、识字、国语、自然常识、卫生常识、统一战线、游击战、中国问题、边区问题、近代史、工青妇工作等。
1940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在总结过去办理党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边区党校进一步规定：以培养区级干部为主，加强党性锻炼，消灭文盲，提高文化水平，研究党的路线，提高理论水平。同时将在校的350名学员，按文化程度分别编为高、中、初三个级七个班，各班的课程依据学员情况各有侧重。1940年秋，由张邦英任校长，李景膺任副校长。
1941年底和1942年初，边区党校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按照入校学员的职务与文化程度，设立了高级与普通两个班次，并对两个班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作了更具体的规定：高级班培养县级干部，具备县级工作的文化知识，了解与运用党的政策，学习工作方式与方法，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个精神，边区党校对课程设置作了调整，先后增加了读报常识、统计、国际问题、政策、领导方法、农村工作、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艺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课。同时，高级班增加了两个月的实习课，即学完规定的课程后，到地方作实际工作，培养和锻炼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1942年秋，边区党校改名为中共西北党校，习仲勋兼任校长、李景膺任副校长。1943年，高岗兼任校长，赵伯平、白栋材、马国瑞先后担任副校长。学员最多时增加到800人。1944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党校合并为中央党校第五部，白栋材任部主任。从1937年9月边区党校成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共培养训练干部达3700多人。
1945年10月，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展的新形势，西北党校从中央党校分出，恢复原建制，继续办学。马文瑞兼任校长，副校长是杨成森和高仰云。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党校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等都作了相应的调整，规定：对入校的学员，通过培养教育，强调要达到能够运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而坚持党的路线，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处理工作时少犯错误；强调学习要坚持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具体到理论的原则，反对好高骛远，贪多不精。根据学员文化程度的差别，将学制也分为一年和二年两种。课程设置除文化课外，主要开设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课程以及党史、党章的学习等。
1946年11月，国民党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西北党校的师生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积极参加战备工作。1947年3月，学校随中央撤离延安。在转移的过程中，虽然战争形势十分紧张，办学条件极为困难，支援战争的任务也很繁重，但是学习从未中断。教育方针是：“针对学员的实际，紧密结合战争形势与任务进行学习，明确方向，提高认识。”这时，没有固定的学制，月月收生，月月有人被调出分配工作。办学形式是“两头集中，中间分散”，既先用两个月集中整顿思想，学习政策，检讨过去对政策执行的情况；然后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农村，在工作中体验所学的内容；最后回校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即可毕业。正是这种正确的教育方针，灵活机动的学制，符合实际的办学形式，才保证了西北党校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然能坚持继续办学，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1948年5月，西北党校迁回延安，为了适应新区急需干部的要求，创办了400人的地方干部训练班。课程有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新区政策、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每门课都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此外，还在延安花石砭、杜甫川、李家渠设立了一、二、三院，共有学员1600人。1949年3月，在韩城双楼富村又建立了一所分校，接收了1400多名晋绥干部学习。西安解放后，根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党校于1949年7月，迁往西安市小雁塔附近，继续办学。
从边区党校到西北党校的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里程，是陕甘宁边区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干部学校，先后共培养了9000多名县、区、乡以及营连级各类干部，为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西安事变”后，为了培养青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扩大陕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10月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办起了一个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从第四期起，该校校址迁到泾阳的安吴堡，所以又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青训班。朱德为青训班名誉主任，冯文彬任青训班班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是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直接主办的，其宗旨是“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知识，使能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⑨。所以，青训班的教学期极短，少则3周，最多为3个月。学员三分之二是陕西西安、三原、蒲城一带的学生，三分之一是其他各县和各省的青年。出身、职业、年龄、信仰各不相同，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差异较大。课程包括抗战基本理论与军事课程两部分。理论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学、革命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军事课程有：操场动作、武器使用、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此外，时事、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抗战中战略战术等问题，作为专门讲演，以补充正课。学校先后成立了职工大队、干部连、农民连、妇女连、儿童连、游击连、佛教连、回民连、艺术连、少年连、研究班、党员训练班、速记班等专业连队。第四期结束时，学员已突破1000人，以后一直有增无减。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人员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全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形势，决定加强青年干部的训练工作，将安吴青训班改为专门训练青年干部的学校，学生除继续从抗大、陕公选调外，还决定从中央党校、鲁艺选调一批学生到青训班来学习，并将陕甘宁边区青训班并入安吴青训班。
1939年1月，党中央决定从青训班抽调500余名师生与抗大、陕公的部分师生一道，深入敌后，到晋东南和晋察冀办学。同时，改安吴青训班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分为预科和本科，学习时间延长为一年。
同年2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和青年运动发展的需要，在战争中训练革命青年，青训班组织了六个战地工作团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战区实习，经过几个月的实际锻炼，于同年底各工作团陆续返回边区，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更充实了教育内容，证明了这是理论联系战争实际的最好的教育形式之一。
安吴青训班从创立到迁至延安，两年多时间培养了1.2万多名青年干部，输送到青年工作和其他各个岗位，为抗战和革命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党中央决定把安吴青训班迁到延安，于5月3日在原安吴青训班基础上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全校办六个班：第一班是高级班，学员的文化理论水平较高，也有相当的青年运动工作经验，学习期为一年；第二班和第三班是普通班，学习的内容是一般的政治理论知识与青年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四班是陕北干部班，培养陕北地方上的青年工作干部；第五班是军事班，培养青年武装干部；第六班是儿童班。
1941年9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马列学院与中央研究院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王学文。
学院创办伊始，有学员三四百人，他们一般都经过考试入学，又经抗大、陕公、党校初步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学习条件。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党的建设等。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指示精神，1941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在改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该院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同年8月，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洛甫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院务委员会成员有：李言、温济泽、董纯才、陈元晖、陈道、蔡天心、丁玲、张健等。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按照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进行。全院上下从院长、主任到一般研究人员，都参加研究。研究工作有计划、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兼；教育研究室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维汉兼。其中教育研究室由13名专家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
1942年中央党校改组后，中央研究院合并于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第三部。从此，中央研究院结束了独立存在的历史。
中国女子大学
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是培养妇女干部和吸收敌占区的爱国女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一所学校。
1939年7月，女大在延安创立。校长王明，后为李富春，副校长柯庆施、林莎。学员来自全国21省(包括台湾)。她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女工，有刚从敌人监狱里逃出来的女同志，有经过长征的工农女干部，也有从敌占区来的出身不同的青年女学生。从文化程度上看，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不识字但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女战士。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
学员依文化程度分别编为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中，有一部分是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是从敌占区来的女高级知识分子。陕干班是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工作干部的。特别班学员则是经过长征，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
女大的教育实行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提倡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学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亲自为女大讲课。
政治课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抗日游击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等。高级班内还分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中国问题等系，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某一个系，作专门研究。此外，还设有外语、新闻速记技术、会计、医药等选修课。教员大部分由各机关干部兼任。
在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年月，学校提出“半农半学”的号召，学员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女大的设备非常简陋，但学员们情绪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1941年9月，女大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
中国女子大学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培育出1000多名优秀的妇女干部。女大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妇女作用和妇女运动的真实写照。
延安民族学院
党中央为了开展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需要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于是，陕北公学于1939年八九月间开始。成立了蒙古青年工作队，编为第55队。有学员五六十人，设指导员一人，管理该队工作。宋友田担任指导员。
1940年8月7日，陕北公学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设队长两人，由同学选举产生。正队长领导全队学习，副队长管理全队生活。学习以班(10人左右)为单位，另设指导员一人，负责与学校的联系。学员共有30人，全是少数民族干部。课程设置有艺术课，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占40%；政治课，一般革命理论学习，占40%；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占20%。学制为一年。
1941年6月，在少数民族工作队的基础上，陕北公学又成立了民族部，王铎担任主任。民族部成立后，第一次招生185人，学员主要是蒙、回、彝、苗、满等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汉族。民族部的政治课程设有：马列主义理论、民族问题、政治经济学、少数民族知识；文化课设有：蒙文、藏文、自然地理、算术等。
随着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来延安的少数民族青年越来越多。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9月18日，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
民族学院的组织机构为院部下设教育处、干部处、总务处和研究部。其中，院部，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胡震任秘书长。教育处，乌兰夫任处长，王铎任副处长；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和阅览室，教务室主管教学工作，注册室管理学员注册和生活纪律等工作。干部处，由刘志瑞、塞农负责。总务处，梁大军任处长，下设总务科、会计科、生产科、医务室、休养所。研究部，刘春任主任，下设三个研究室，即蒙民问题研究室，由包彦(包正言)负责，研究人员有孔飞、克力更、刘元复、吕林(乌兰)、高鲁峰(董英)、云北峰、张路、赵诚等；回民问题研究室，由马寅负责，研究人员有霍流；藏民问题研究室，由马尔萨(牙含章)负责，研究人员有韩格鲁、海明。
民族学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文化沟时期。从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民族学院一直在延安文化沟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校址上单独办学。桥儿沟时期。从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民族学院与自然科学学院、鲁迅文艺学院等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迁往桥儿沟参加整风运动。三边时期。从1944年4月至1948年2月。为了使民族学院的学员便于接触民族地区的实际，中央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与三边师范、地委干部训练班、整风训练班并为三边公学，但民族学院的建制仍保留。1944年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蒙古学员调往内蒙古开辟工作，其他少数民族学员仍在校继续学习。1945年2月，民族学院又从定边迁往内蒙古地区的城川办学，直至1948年春结束。
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抗日为中心，培养和造就一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努力奋斗。
民族学院的学员，来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七个民族，约300人。其中蒙古族学员约100人，来自内蒙古地区；回族学员约50人，来自甘肃、宁夏等地；藏族学员约七八人，彝族学生1人，他们来自贵州、四川，是跟随红军长征过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汉族学生。
由于学员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学院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置了研究班、普通班、文化班三种类型的班级组织教学。班级的编制既考虑到文化水平，同时也照顾民族特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编入研究班，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编入普通班，文化水平偏低的编入文化班。文化班又分为蒙古班和回民班，以学习文化课为主。每班设指导员一人，由学生选学习干事一人。
民族学院紧密联系抗战时局的需要，同时结合各民族学员的实际，分别设置不同的课程。研究班和普通班高年级设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时事政策等课程；普通班设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基础理论、社会发展简史、汉语文、民族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时事政策等课程；文化班设汉语文、民族语文、数学等课程。
民族学院在教学上，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教师深入浅出的讲授，使学员易于接受，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时事课，经常请各部门领导人作专题报告，以便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
在民族学院，各民族青年满怀革命热情，自由、平等、友爱、团结地生活和学习。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边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干部尽力给予优待。1942年边区政府把所有人员的待遇划分为十类四十余种，国际友人和少数民族干部为第一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第九类。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关心和照顾。
民族学院从1941年9月创办至1948年2月结束，八年多的时间，为党培养了数百名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栋梁和骨干的作用，为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建立了功绩。
(四)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
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是以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艺术、科技、行政、医卫和新文字教育等专业人才。该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了为加强边区建设而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学院的组织结构是以某一种应用专业为主独立建制，在管理上则主要实行教学机关、科研机关与经济建设等实际部门三位一体领导，专业及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教学上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习相结合。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鲁迅艺术学院
抗日战争爆发，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先后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同时革命战争也急需大批的文艺人才，于是，1938年4月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直属中央文委领导。负责学院领导工作的是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利、徐以新、吕骥、张庚等组成的院务委员会。1939年夏，鲁艺部分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由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开赴华北抗日根据地办学。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继续办学，由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
鲁艺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具体目的，是为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具有文艺创作和某种技术专长以及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才。毛泽东为鲁艺题的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学校初办时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来又增设文学系。另外，还成立了“鲁艺实验剧团”、“鲁艺评剧团”、“鲁艺文艺工作团”等艺术团体。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实际延长到9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3个月学完后，分派到前线或抗日根据地实习3个月，然后再回到学校进行第二阶段的3个月学习。从第三期起，改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各系又分为各专业组，总共学习时间为8个月。
课程设置分专修课和必修课。必修课有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论、艺术讲座等。专修课各系不同，文学系有：中国文艺运动、世界文学、名著研究及写作等；戏剧系有：戏剧概论、戏剧运动、导演、表演、化妆术、舞台管理及装置、剧作法等；音乐系有：音乐概论、音乐史、音乐欣赏、和声学、作曲法、视唱、指挥、乐器；美术系除美术理论外，还分木刻、雕塑、漫画三个班。
教学除课堂讲授外，还有课外实习。鲁艺很重视课外实习，师生经常到各机关、学校、团体，去帮助排戏、教歌、组织晚会等。并且，按规定每3个月到附近的乡村或留守兵团进行一次文艺宣传，同时为创作收集民间素材，还定期进行有计划的公演。在学习、生活、教学工作中，鲁艺有一种紧张活泼的气氛，各系分别成立大队，设大队长，并有指导员负责学员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工作。各系学生学习期满以后，大部分分配到前方工作。
1941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学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加强了专业化的学习，各系一律将学习时间延长为3年，并注意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进行了整顿和合并，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并入延安大学。
1945年11月，延大鲁迅艺术文学院由周扬校长带领迁往东北，从此结束了鲁艺在延安的历史。
鲁艺自1938年4月开办，到1945年11月迁出，在延安七年半的时间里，文学系招收了四届学员，戏剧、音乐、美术系各招收五届学员，培养出各类专业人才和文艺骨干635人。此外，还举办了普通班、部队艺术训练班、前方艺术干部训练班、地方艺术干部训练班等各种短训班，培养了大批部队和地方剧团的文艺工作者，为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然科学院
1939年5月，自然科学研究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成立。1940年1月，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使之成为一所进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院由中央文委领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第二任院长徐特立。
自然科学院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为目的，要求学生“既是技术的专家，又是革命的通才”⑩。
学院设大学部和中学部。大学部设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林牧科，偏重于理论研究与实际技术的结合。中学部则分纺织、缝纫、机械、化工(制革、造纸)、农林、畜牧等科，偏重于通用技术的学习。中学部又分为预科和初中两个部分。另外，学院还附设有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实习工厂、农场、科学馆等。学习期限大学部三年，预科二年，初中三年。各部均参加校外实习3—6个月。
大学部基本上按当时正规大学的教学计划开课，学院寒暑假时间短，三年的实际学习时间与四年正规大学差不多，可以学完一般大学规定的课程。大学一年级先学基础课和外语，二三年级按各系的性质学习技术基础课和少数专业课。预科和大学的政治课，每年都占教学总时数的20%。业务课的教材，主要选用正规大学的英文版教科书。学习以自学方式为主，教员着重用提纲启发、辅导、释疑等方法教学，并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和实习活动。
自然科学院既是进行自然科学教学的最高学府，又是开展自然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许多学科的学会都设在这里，许多学术报告、讨论会、专题讲座都在该院的科学馆进行。徐特立积极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大力开展学术问题讨论。
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徐特立于1941年10月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园地的思想。他认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应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并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使工厂、农场的负责人都作为主人翁参加进来，彼此商谈，学校也可以按照工厂和农场等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院重视实习课教学，全院师生经常和有关经济建设单位联系，采取多种形式，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工作，为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生物系师生赴南泥湾考察，为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种地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和干部，在中国科技战线、文教战线和其他部门中，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3年秋后，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诞生，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既区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理工院校，又区别于国外的理工院校，也不同于当时我们党领导的其他培养党政、军事、文艺人才的大学。自然科学院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办学目标，培养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干部，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新中国的科技战线、文教战线以及其他部门准备了骨干力量。它从当时中国抗战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了一条自己创办高等科学技术大学的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于中国今天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行政学院
行政学院是一所培养与提高边区行政工作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40年7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院长，李六如任副院长。
学院成立初，设正规班(分县级干部班、乡级干部班)、专门训练班(如教育行政干部班)、临时训练班(如征粮干部班)等。不久，学院改为专修科，分行政、财经、法律三系，另设普通科。修业年限为一年。学员绝大部分是来自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的干部，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工作。
行政学院的教育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2年中共西北局成立后，行政学院由西北局下设的教育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仍是为边区培养与提高行政工作干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行政学院的教职员和学生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中，认真总结各项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特别就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等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同年3月29日，中共西北局常委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行政学院的教育方针，并决定了三条办学原则：“一、学习课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要与社会实践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11)会议还指出：行政学院学生文化程度虽低，但多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学习期间，教员应注意对学生实际工作经验的整理，也应抽时间参加县、区、乡政府的工作，搜集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行政学院坚决贯彻西北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把专业设置同边区政府工作需要结合起来，把教学内容与边区实际和有关边区建设的方针政策联系起来；对公共课进行了调整，除各系的专业课外，全院公共课为：边区民主政治、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和文化课。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实习，规定全院师生每年要有3个月实习时间，实习一般分为边区课的实习和技术课的实习两种。边区课的实习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边区，因此，无论哪个专业都要开展这种实习；技术课的实习，一是参加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工作，另一是做群众工作。同时，还聘请实际工作部门有特长的干部担任教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除教学外，分别参加边区政府各项实际工作，从事于各种实践经验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写成教材，供教学使用。
1943年7月，行政学院开始大规模地训练干部，学员增加到1500余人，编为12个班。除了三系一科外，还设立了一个研究班。
1944年5月，边区政府根据中共西北局常委会的决定，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三大院之一。
行政学院成立4年来，为边区的各个部门培养和培训了数千名行政干部。他们在领导和管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另外，行政学院还作为边区政府培训在职干部的基地之一，为边区县区一级在职干部的学习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字干部学校
新文字干部学校是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教育运动培养教员和干部的一所专业学校。这种性质的干部学校，在革命根据地里是第一所。
新干校的历史，始于新文字教员训练班。该班于1940年秋培训的70多名新文字教员，在延安县、市试办新文字冬学，1941年1月冬学结束后，便在这个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大部分原训练班学员就成为了第一批学员。吴玉章兼任校长，景林任副校长。1942年上半年景林调离，由王志匀任副校长。
开学伊始，没有现成的校舍和校园，学员和干部自己动手，发扬抗大、陕公的艰苦创业精神，在山城北门外，濒临延河之东的清凉山北一个山湾的半山上，进行建校劳动。经过不到三个月的连续奋战，完成了建校的基本工程。是年5月初，正式开学上课。一个以“和尚塔”为标记的沉睡的山湾，顿时变成了一个生机盎然、荡漾着嘹亮歌声的校园，充满着浓郁的学习气氛。
新干校是一所小型的干部学校，行政机构简单，实行校、科两级管理，人员少，精干灵活。学校设党支部，负责做党的工作和学员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既设高级班，又设初级班，所以从性质上说，新干校既属中等干部学校，也属高等干部学校。高级班有学员50余人，大都是原新文字教员训练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初级班有学员40多人，是从边区直属县、市招来的青年，文化程度较低。另准备设立研究班，但未实现。此外，还举办短期的速成班、讲习班。
新干校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概括起来，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依据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结合边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推行新文字教育培养专业干部和教员。具体要求是：
第一，培养学员树立科学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思想；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与建设新中国的坚强信念；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第二，培养为边区新教育建设，尤其是为推行新文字教育而努力工作的志趣和毅力。
第三，培养学员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与教学管理才能，以及对新文字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第四，培养和锻炼学员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联系劳动群众的作风。
根据教育方针、任务、培养目标和学员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各班学制与课程设置是：高级班学制为两年，初级班学制为三年。高级班课程是以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设置的，大体分为政治、理论、业务三个门类；初级班是以政治、文化、业务并重而设置课程。具体课目如下：
高级班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字学、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写作基础知识、世界语、边区建设、农村教育、时事政策和新文字冬学实践等课程。初级班有文化课，基本上是按当时的初中课程设置的；业务课主要是新文字，教材是教员自编的。第一年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并开设一门新文字概论课；第二年以学习新文字为主；第三年以实践为主。
关于教员任课，采取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方法。高级班的课程，一部分是由学校领导和专职教员担任，另一部分是由各大学和科研单位聘请来的专家、教授兼任。徐特立、吴玉章、柯仲平、叶護生、辛安亭、胡采、庄栋、景林及马列学院的几位专家，都给高级班授课。初级班课程全由校内的专职和兼职教员担任。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办有各类性质的高等、中等干部学校，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经验。但创办新文字专业的干部学校尚属首次，自然要从其他学校接受许多先进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它办出自己的特色。这里特概述三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环节。新干校的教育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成为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塑造人才的根本环节。学校规模小，学员不过百人，少数是从边区农村来的，而多数是外来的。尽管学员来源不同，素质有异，文化程度悬殊较大，但他们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共同的政治志向和献身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的革命精神。特别是高级班学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抗日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奔赴延安来的，更加勇于追求和实践。这些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思想基础。
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是，引导学员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和工作。为此，学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品德教育、民主和纪律教育、生产劳动教育、社会活动教育(拥军、访问群众、防旱备荒……)，培养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思想教育中，强化专业思想教育，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作。因为推行新文字教育是一件新的工作，既生疏又艰巨，还有许多困难，特别要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所以学校通过多种形式、方法，不断激发学员对推行新文字教育的热情和信心，巩固与提高他们的专业思想。经过1942年的整风教育，学员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从而更加巩固了专业思想。
第二，在学习、实践的繁忙活动中，迅速建立起稳定的教学新秩序。教学工作是学校中的中心一环，新干校是在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繁忙循环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任务单一，教学工作不复杂，所以能迅速建立起新的教学秩序，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全校有两个班，教学难易繁简，差异较大，但不求统一，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以高级班为例，它的教学工作的安排、要求、方法等，根据时间短、课程多、实践紧的实际，正确地贯彻了以下几个原则，即少而精、急用先学、由近及远、古今中外结合以中以今为主等原则，使教学工作突出自己的特点。当时，马列主义理论课居于首要地位，但它只占约10%的学时，因为注重的是教学质量，而学时适量即可；文化课约占20%；专业课不少于70%。专业课程，诸如文字学、语言学、文字改革史、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及其应用问题研究等，都是必修的，而且是急用的，特别是国际辅助语——世界语(Esperanto)也属于必修之列。这些都不是纯理论的学习，而是为了解决推行新文字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同时，新文字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密切结合，如从国语罗马字方案中吸取其优点，从研究汉语四声入手解决陕北方言问题，关于同音字和词儿连写问题，用新文字学汉字问题，新文字教学法以及新文字理论方面的研究等。这样做，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活跃了新文字的研究工作，大有助于新文字扫盲运动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第三，学校教育与新文字冬学实践紧密结合，为新文字扫盲教育服务。从1940年至1942年的三年里，新干校的高级班学员参加新文字冬学实践共有三次，每次按教学计划是三个月，但第二次是先办训练班后办冬学，实际占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的下乡学习，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完成教学计划的要求，既是学习，又是工作。通过下乡实习，引导学员认识边区社会的变化，农民翻身后建设起的新生活，尤其是急需识字学文化的要求，从而更自觉地为边区新文化建设而工作，并不断地提高自己。
下乡办新文字冬学的教育实践，是新干校教学工作的最大特点。在新文字冬学里，学员既教授新文字，又研究新文字推行中的问题；既搞教学管理，又做群众工作和调查工作；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比较全面的实践和锻炼，使学员更快地成长为优秀的新文字教员、干部、坚强的革命者。
1943年春的新学期开始后，正当新干校贯彻整风精神，结合新文字扫盲教育新的发展，总结经验、克服缺点、部署新学年工作的时候，由于形势迅速变化，延安的几所高等学校合并于延安大学，新干校也随之并入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改为新文字系，王志匀任系主任。当年下学期，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停止，新文字系也再未办下去。
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虽仅有三年的历史，但是，它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以自己独特的办学形式和很有成绩的教育、教学及冬学实践，在陕甘宁边区以致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西北医药专门学校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自卫战争，培养医药卫生干部，1946年6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所辖卫生署合办的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简称西北医专)在延安成立。校长曾育生，副校长马荔。同时，把边区医院作为医专的教学实习基地。
学校分编为军医期、边医期、边药期、军药期和预计5期。招收学员270人。医科期学制3年，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中级医务干部；药科期2年，为军队和地方培养药剂干部；预科1年，补习数、理、化和语文。教学从实际出发，前期课服从后期课，后期课服从边区需要。除课堂讲授外，特别重视实验和实习。在加强专业教学的同时，尤为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时事政策教育以及生产劳动教育。学校建有化学、解剖、组胚、生理、微生物、药理、病理、制剂等9个实验室，临床教学和实习用边区医院各科室的100多张病床进行。学校还有一个藏有2000余册图书的图书室。
1946年10月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进攻，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加强了对战场救治和疾病防治的军事医学训练，从解剖到外科，从生理、药理到内科，大胆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了从基础到临床“一条龙”的教学安排，急用先学，凡是可以自学的课程，放到工作岗位上自习。
1947年1月，为战备需要，学校开办了部队卫生干部野战外科训练班，学员是各部队的卫生干部，共100余人，学习时间20天。
1947年3月，学校奉上级命令，将大部分学员分配到野战部队和各军分区卫生部门，另一小部分学员分配到几个后方医院，充实这些医院的技术力量。学校的教职工与安塞地方干部一起，到西河口组建联防卫生部所属的第三后方医院。从此，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宣告结束。
西北医药专门学校虽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但它坚决贯彻边区政府的战时教育方案，积极开展战时教育，突出体现了为战争服务的思想，为支援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③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④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⑤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⑥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46页。
⑧ 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⑩ 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二 干部学校的办学思想
(一)端正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办学方向
延安干部学校是在战争的瞬息万变环境中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客观上又要求学校的教育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的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所以，端正为一定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办学思想尤为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此，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要求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①。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这时延安干部学校为解决抗日战争急需各种大量革命干部的要求，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培训时间多则半年，少则两三个月；课程和教学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②
1940年，边区形势有所好转，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纷纷延长学制，学习时间规定为一年、二年甚至三年，依据学制重新规定了系统的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这显然不符合战争形势与边区实际。发现问题后，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正规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和纠正。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以此为起点，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展起来了。延安干部学校师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中，有的学校还就办学思想、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等问题展开大讨论，并制定出本校的改革措施。同时，党中央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其他根据地的需要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或组建新的学校到敌后根据地办学，或调整、合并一些学校，使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结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更加符合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
总之，延安干部学校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与中心工作，端正办学思想，坚持改革精神，不断丰富、完善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无论是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学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围绕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不断补充，不断改革，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受任何思想的束缚，以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边区的工作实际为准绳。正因为如此，延安干部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仅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二)确立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为己任，领导全国各族民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逐渐认识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③。早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育任务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在江西等地创建苏区，急需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为此，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④。
党中央到延安后，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摆在全党面前，所以干部教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37年5月，刘少奇在《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文中呼吁：“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⑤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更加迫切需要各方面的抗战干部。于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⑥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一致的观点，表明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干部教育在抗战与根据地建设中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很不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些专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这些专家和人才的数量与抗战建国的重大任务相比，那实在太少了，显得很不够用。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形势空前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革命干部如果不能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从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并提高自身的学识与能力，就会影响工作效率，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许多群众还生活在与文化“绝缘”的状态之中，区乡干部还有大量文盲。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只有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战建国的需要出发，确立了延安干部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为主要任务的方针。
(三)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道理，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就是要用其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⑦。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⑧。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要有“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所讲的这种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的生动体现，它成为延安干部学校思想理论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一，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教育的方针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毛泽东着眼于革命战争性质变化之实际，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明确提出必须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⑨。这些不仅是党中央在抗战时期的文教方针政策，也成为指导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方针政策。延安干部学校在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办学的形式、学生入学条件、学习年限和各级学校的互相衔接，则不要求整齐划一，而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教育教学内容更是体现从战争实际出发。
第二，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教学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学校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根据各自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每期学员对象，随时设置学习科目，调整教学内容，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中共中央在1941年12月作出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对以往干部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此，要坚决纠正过去那种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应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对“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⑩。遵照决定精神，各学校根据实际需要重新确定教学内容。如抗大在招生简章中规定的主要学习科目：预科有抗日民众运动、战略学、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战术、政治常识、政治工作、社会科学等；本科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中国革命史、战略战术、射击学、地形学、技术兵种等。陕北公学在教学内容上特别注重以下四个方面：(一)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对于目前时局的认识。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战区政治工作、三民主义研究等。中国女子大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设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中国问题、三民主义、妇女运动、军事教育、医药卫生教育等课程。
第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和学风。延安干部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分体现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教学实践中，从而形成良好的教风与学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倡导和培植这种优良的教风与学风。他在多次给抗大师生的讲话、座谈和讲课中，不断强调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尤其以《实践论》为教材讲授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原理，并结合学员学习生活实际，用典型事例和现实体验生动活泼地说服教育学员高度认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还把“理论联系实际”规定为陕北公学的教学方针，将“实事求是”题词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学校的教师也特别注重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例如，抗大特别强调在全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要“原则化、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11)。在讲授时，要求“每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说明，都必须证之以具体的例证，每一具体经验的讲述，应当引导向一定的原则”。在讲述革命理论时，“都必须特别注意到与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以及与学生所切身经验或者所能体贴到的许多实际工作斗争相联系”(12)。延安大学除了强调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以外，还特地开辟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方法，来促使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在课程设置上，各学校除使每一个学员获得基本知识外，还特别注重开设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等课程，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与形势、任务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尤其注重引导学员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具体问题，从而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些对于学员克服各种非马列主义思想，深刻地领会并灵活地应用马列主义理论，迅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边区各干部学校由于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效益，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起新中国，与这一时期在干部学校教育中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风与学风分不开，而这些内容也进一步丰富了延安干部学校的办学理念。
(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并且提出为革命的需要与改革旧教育的弊端，必须实行“教劳结合”，尤其强调“教劳结合”对促进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逐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意义和作用。1939年，在延安群众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劳动，开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说少得多，而且不喜欢生产劳动……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的理论不多，生产劳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13)这是因为，延安干部学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实践中予以贯彻：一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意义，把它看作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要和改造思想的需要；二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多种形式，使其切合边区的实际；三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许多学校都开设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课程，在教学中把一些与生产相关的学科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实行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与工农群众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一方面培养了学员的群众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另一方面同解决办教育的物质困难联系在一起。如果当时干部学校的教育活动不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由于各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主要方面有：第一，通过生产劳动，广大学员掌握了劳动技能，促进了思想改造，增强了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培养了勤劳朴实的思想感情和作风，锻炼了刻苦耐劳的意志，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更积极有效地为人民服务。抗大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引导学员把生产劳动同夺取抗战胜利、解放中国的革命任务紧密结合，同改造世界观的要求相联系，同解决物质困难相联系，学员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既实践了“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的理念，又改善了办学条件。第二，通过生产劳动，促进了教学工作和创作工作。例如，鲁艺师生创作并演出了著名歌曲《生产大合唱》和轰动一时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深入实际斗争生活所取得的成果。第三，通过生产劳动，修建了校舍，获得了丰收，克服了经费不足的困难，为开展教学活动创造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例如，抗大在1939年这一年内，开垦荒地1.7万亩，生产粮食100多万斤。延安大学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的半年中，由生产劳动所取得的经费数额占开支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发展了生产事业，许多学校做到了半自给。
事实证明，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克服了办学经费不足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转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程度，促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质量，发展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④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⑧ 同上书，第801页。
⑨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9页。
⑩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150页。
(1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12) 同上书，第20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三 干部学校的课程内容
(一)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相对于国民政府所办的高等学校而言，延安干部学校始终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堪称独树一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进一步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①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的孤立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②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干部发出号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③
延安干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各方面急需的高级干部。为此，各干部学校不仅在教育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而且在重视知识和实践技能教育的同时，尤其重视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另一项任务。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④
(二)突出政治思想教育
边区各干部学校都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突出地位。抗大的教育方针内容之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其中第一个条件是具有政治远见；自然科学院也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为目的；延安大学提出“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这是因为延安干部学校肩负着培养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高中级干部的历史重任，也就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⑤。在这里，毛泽东向延安干部学校提出了人才培养标准。而这种人才的培养，是靠学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来保证的。拿抗大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党中央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对青年学生要求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有组织，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深入基层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的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抗大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转变学员的世界观，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边区其他干部学校也是按这一任务工作的，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根据上述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延安干部学校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具体内容与做法：
一是上好政治理论课。延安干部学校无论是抗大式的，还是延大式的，或者是专门学院式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是为其培养革命干部的。所以，干部的政治思想方向与理论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程度。为此，各学校在政治理论课程中都将马列主义教育内容置于重要的地位，并且根据学员对象不同，学习内容也有所区别。如对文化水平较高且有一定的理论修养的高级干部，重点是结合中国革命问题，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这一任务主要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等院校来承担。对文化程度较低且理论水平一般的干部，重点是结合本人的实际工作，普及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这一任务由边区党校和行政学院以及其他院校来承担。对刚来边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重点是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使其转变世界观。但是，无论何种程度的干部与青年，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都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学用一致；否则，教育便见不到效果。抗战初期，抗大、陕公等校的政治课偏重于抽象理论讲授，联系实际不够。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党中央决定，延安干部学校除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以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到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之后，各学校的政治课十分注意这种结合，内容有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基本政策等。学员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不仅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而且知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在日后的工作中学有所用。同时，上好政治理论课，对教员也有严格的要求。教员要在学员中树立起楷模，教学态度要热忱、诚恳、谦虚、有耐心，讲话要简单、明了、通俗、确切、生动活泼，提问或解答要适当，要注意归纳。
二是开展形势与任务教育。延安干部学校教育所培养的学员即将要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伟大的抗日战争与各项建设事业，所以正确地认识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各学校都把向学员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当作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日常阅读报纸，进行时事学习；二是学习党中央关于对时局和形势问题的文件；三是邀请中央与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来校作关于形势与任务问题的报告；四是将形势与任务教育列入课程之中。在内容方面，党中央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方针政策以及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式和任务》、《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是各干部学校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的好教材。特别在时局的转折关头，开展形势与任务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更大。在形势与任务教育中，延安干部学校开展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也是一门重要课程。1940年8月，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出在各类干部教育中，把干部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的教育计划，把它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于是，各学校在课堂教学、时事讲座中加强了这方面的教学，并使其成为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之一。学员经过在校学习，不仅了解并熟练掌握了党的政策与策略、对敌斗争的技巧、统一战线的方法等，提高了政策与策略水平，而且在各自的工作中能够自觉地执行。这也是延安干部学校教给学员从事实际工作的一个重要法宝。
三是进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延安干部学校普遍重视学员的革命人生观教育。因此，在政治课内都设有革命人生观教育的内容，向学员讲授人生的真正价值和目的，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进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开展优秀人格的养成教育。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与风气，涌现出一批白求恩、张思德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创造了“愚公移山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学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熏陶下，再加上学校有目的的思想教育，每一个人都注意加强个人修养，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⑥。另一方面，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延安干部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员成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⑦。因此，使学员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至关重要。通过学校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与以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为两个关键环节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相结合，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四是积极吸收青年学员加入党组织。争取先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延安干部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各学校把发展学生党员作为工作重点，抓紧对发展对象进行教育和考查，及时发展符合条件的学员入党。经过各学校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抗大第二期共有学员1362人，其中，从全国各地招收的、没有入党的青年近600人。在学校精心培养下，这批人到毕业时，有70%的人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被吸收入党。陕北公学自1937年8月创办到1939年7月大部分并入华北联大为止，共培养了6000多名抗日干部，就有50%的人因表现优秀被吸收入党。这些学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在工作中发挥了骨干和先锋作用。
(三)实行抗战急需的新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形势要求在教育中实行新的课程与之相适应。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⑧。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尽快培养大批抗日干部⑨。所以，延安干部学校从教育政策、学制到课程设置，都突出了抗日救国的思想与为战争服务的理念。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倾向。尤其严重的是教学内容中发生了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为了解决“正规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就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做了具体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⑩延安干部学校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教学活动与课程设置上，既结合抗战的实际需要，又顾及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各学校根据自己所承担的教育任务，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都拟订了具体的教育教学计划。如抗大的课程安排，既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工作、民众运动等基本理论课，又有射击学、地形学、游击战术、防空、防毒等专门课。陕公培养的是行政、民运和文教工作干部，其学习的课目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战区政治工作等。一般来说，这些计划都是切实可行的，收到了实效。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干部学校的师生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联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实际，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检查、反省，整顿学风。同时，党中央又对边区直属的干部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地调整，先后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并入延安大学，使边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更加符合抗战需要与边区实际，进一步提高了办学效益。延安大学的课程由全校公共课与各院系专门课两类组成，全校公共课占课程总时数的20%—30%，专门课占70%—80%。在各院系的专门课程中，有关政策的课程占20%—30%，有关专门知识的课程占70%—80%。全校公共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司法系的专门课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社会政策、现行法律研究等；教育系的专门课有边区文化教育概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等。这种课程基本反映了整风运动之后延安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边区的一些学校迁往东北和华北等地。在陕甘宁边区继续举办的干部学校仅有延安大学、西北党校和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延安大学根据边区教育厅颁布的《战时教育方案》精神，制订了《延安大学战时干部教育实施方案》，并确定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服务于边区、培养有为人民服务热忱和能力的革命干部为延大教育方针；规定课程以政治课为中心，同时设有业务和文化课、爆炸与救护常识课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的战时教育，主要是开展战场救护和疾病防治的军事医学训练。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④ 同上书，第533—534页。
⑤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⑧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⑨ 同上书，第48页。
⑩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四 干部学校的办学方式
(一)学制灵活，形式多样
延安干部学校是依据战争形势、边区实际和培养任务的不同制订学制的，而且不同的学校和专业也有差异。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学制灵活，形式多样。
在抗战初期，大批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边区，仅在1938年5月至8月间，就有2000名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同时前方战事紧张，急需大批革命干部。所以，这一时期各学校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即使在“正规化”时期，短训班也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理论与业务水平的重要方式。这些短期训练班，随着边区形势的变化，其规模、学制、内容和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一是学员是从工作中来，经过短期的学习，还回到工作中去；二是培训时间一般只有三个月或半年，最多一年就结业；三是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四是具体科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形式的发展和工作实际的需要随时随地作调整；五是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有讲授、自学、讨论等。当时，短期训练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类：政治理论训练班、业务技术训练班、布置工作训练班、整顿思想作风训练班等。这种教育形式，目的明确、短期见效、机动灵活、简便易行，是延安干部学校创建初期的主要办学方式。
1943年以后，延安干部学校进行了调整合并，组建了新的延安大学。学制暂定为：行政学院2年，自然科学院3年，鲁迅艺术文学院2年，医药系1—2年。但修业年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学完规定的科目为标准。有时前方或实际工作部门急需干部，即使毕业年限不到或规定的课程没有学完，也派学员参加工作。
另外，各学校特别注重实践锻炼和锻炼以后的再提高。实习在延安干部学校的教学方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鲁艺实行“三三制”教学计划，即学员入学后首先学习三个月，然后到前方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才毕业。当学员在实习中发现自己学习的不足而反映到校方后，学校就立即改革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延安干部学校的教学实习，分为地方课的实习和技术课的实习两种。地方课的实习，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边区实际，为边区建设服务。技术课实习：一是参加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技术工作，如自然科学院的工厂实习和农场实习，行政学院财经系的出纳工作课实习等；二是把技术实习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如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系把学员分配到乡下去，同群众在一起，既做群众工作，又把群众作为技术实习的对象，一面为群众演戏唱歌，同时用群众的生活作为学员创作实习的内容。这种紧密配合抗战需要进行教学改革的做法，是延安干部学校的共同特点。
(二)学以致用，急用先学
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与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特殊环境，不容许延安干部学校教育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起来，联系中国、边区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和边区建设的现实问题。为此，1941年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揭露和批判了理论与实际分离的主观主义学风。他要求全党同志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造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所以，学用一致既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也是指导延安干部学校教学的基本原则。边区各干部学校在教学活动中认真贯彻这一原则，创造了许多好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例如，抗大特别强调原则的具体化和中国化，把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的灵活性融化于实际之中；陕公为着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把校内的教学与校外的实践联系起来，把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为了坚持学用一致的原则，各学校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制订精细的科学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不仅适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还适应战争的发展需要；既考虑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门课程的内容联系，还在时间上安排适当比例；既具体细致，又不妨碍机动灵活。同时，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实施，还使全体师生都了解它的内容和重要性，以提高他们执行计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41年12月，中央作出决定：“第一，必须使学生学会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的教授马列主义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①边区各干部学校在教学计划中认真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在教学活动中坚持贯彻和运用学用一致的原则，重视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使他们不仅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养成了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延安干部学校在学以致用的原则下，更注重急用先学，表现在：一是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有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理论等，但主要是抗战急需的实用技能课，如抗战中的政治工作、抗战中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等。学员学了这些课程之后，在实际工作中立即就能用得上。对此，毛泽东同志和校领导曾再三强调，这些科目是针对目前需要的，已是把理论具体地配合于实践的结晶。二是在教学中做到少而精。这是根据抗日战争的特定条件且急需干部和学习时间较短来确定的。延安干部学校处在战争环境中，教学设备有限，教育经费少，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要使学员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对敌斗争的武器，学到实际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必须在教学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为做到少而精，在学习目的上，强调做什么学什么，急用的先学，不急用的后学；在学习内容上，重点学习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结晶，而不是无选择的什么都学；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堆栈”式，不采用“百货商店”式。
这种注重学以致用、急用先学的办学思想，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这一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的《实践论》作了精辟的阐述，并提出了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上升到理论的认识路线。它对边区当时的干部学校教育和中国以后的大学教育及其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后来的学术领域中被奉为金科玉律。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五 干部学校的管理体制
在外部，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实行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对口分块管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部门办学的管理体制；在内部，主要是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一)部门对口管理
从管理系统考察，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干部学校大体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党中央所属系统，一个是边区政府所属系统。党中央所属的学校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八路军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延安民族学院等；边区政府所属的学校有：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陕甘宁边区党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西北医药专门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
无论是党中央所属学校，还是边区政府所属学校，在行政上都是由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直属部门对口管理。当时，一方面，某一行政部门集中负责某一方面的实际工作，急需领导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于是就办学校培养人才。如中共中央办党校、办抗大，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军事干部；中央文委办鲁艺、办自然科学院，培养建设需要的艺术人才和科学技术干部；八路军总部办医科大学、办军政学院，培养抗战急需的医务工作者和高级军政干部；边区政府办行政学院、办延安大学，培养边区建设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抗战初期，大量的知识青年来到边区，尽快地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使其成长为抗日的骨干力量，迅速加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实为当务之急。一时间，小小的延安就办起了十几所高等干部学校。但是，在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党中央又成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对各级学校进行统一管理。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全党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加之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干部学校数量急速增加，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的统一领导。为此，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主要工作任务和职责是：(1)统一制定各干部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教育方法；(2)适当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课程；(3)有计划地进行招收新生的工作；(4)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5)总结各学校、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同时，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由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维汉任副部长。下设两个科：一个是党内干部教育科，一个是国民教育科。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仍分别由张闻天和李维汉兼任，原党内干部教育科与国民教育科统归中央宣传部。
(二)校长负责制
在学校内部，按照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的规定：“学校行政组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学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纠正支部与行政并立的不正确的现象。”①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各学校逐步健全了领导管理体制：军事学校大部分是政委负责学校政治领导，正副校长负责行政领导；其他干部学校大多实行校长负责制，也有的是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是组成校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校长或校务委员会设若干办事机构，负责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所设的办事机构有：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后来叫政治部)、总务处、校务处、党委(党组或党总支)。也有个别特例，体现出一种全新的领导形式。如延安自然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呈现出党领导下的“专家治校”、“教育内行”的显著特点，从副院长、教育处长、行政处长到各系主任等主要部门领导的配备，无一不是很有经验的得力的业务专家和教育内行。在管理方式上，各学校都实行“配给制”的军事化管理。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