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四
黄正林
四、边区妇女的文化教育
抗日战争前，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是十分落后的。就小学教育而言，全边区仅有120所小学，全延安农村中，只有7所小学，70余名学生，另有7所天主教堂办的小学，华池县连1所小学都没有。社会教育方面，如识字组或民众学校，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这儿简直可(以)说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①曾任职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说，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②在这样的一个文盲占99%的地区，教育又如此的落后，妇女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而参政议政、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针对这种现状，边区开展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展妇女教育，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中央妇委指出：“要动员妇女抗战，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向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建议，要求给妇女大众建立免费教育的学校，同时，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和热忱，尽可能的建立识字班、夜校、小组、救亡室、话剧团等，以便经常地进行广泛地识字启蒙运动，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和基本的政治觉悟。”③因此，对妇女的文化教育成为边区教育一个主要内容。边区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40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14岁以下7岁以上的男女儿童。”④社会教育是边区成人教育的主要方式，妇女是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群体。边区教育厅1938年6月印发的《社会教育概论》明确指出：“社会教育的对象应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⑤可见，妇女教育得到边区的高度重视，使妇女取得了和男子同样受教育的权利。
边区积极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各种社会教育组织，接受文化教育。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妇女识字是各级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在边区，许多妇女在农闲时间或利用晚间就在冬学、夜校、半日校和识字组里接受文化教育。据1939年的不完整统计，边区有冬学619所，学员10317人，妇女1470人，占14.2%；夜校581组，学员7935人，妇女418人，占5.3%；半日校186所，学员3026人，妇女2340人，占77.3%；识字组5513组，学员39650人，妇女10053人，占25.4%。⑥
在动员妇女识字方面，边区的各分区、各县、各乡都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关中岭底村的“一揽子民办学校”里，“娃娃、婆姨(妻子)、女人、老汉、老婆婆全都上了学。”实行轮流上学的办法，“娃娃全日上课，大人上夜学，妇女上午学。”⑦陇东华池县城壕村，制定了扫除文盲的计划，要求全村10—50岁的男女，在二年半之内至少能认、能写一千字，能看《群众报》，能记账。有29人被定为扫盲对象，其中男子10人，妇女9人，儿童10人。⑧米脂高家沟的高怀山把本村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识字组，规定每天中午集中到学校认字。⑨靖边县张家畔创办了妇女识字班，起初，“妇女们学习情绪不高，很难动员。”后来，为了不误生产和做饭，就把识字班改为轮校，用多种形式教学，并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一面教学，一面劝学。有个叫刘兰的女二流子说“宁愿坐禁闭也不识字”，教委主任就耐心对她解释说：“这是政府要把咱们往正路上引呢!识下字，记个账，写个条条，也能帮你掌柜(丈夫)成个事。”就这样苦口婆心地动员、劝说，全镇90%以上的青年妇女进入轮校学习。⑩绥德市推广刘佩珍识字班(绥德最先成立的识字班)的经验，在全市形成了一个识字运动热潮，据1944年7月份统计，全市有51个妇女儿童识字组，参加的妇女儿童有996人。(11)为了让妇女能够识字学文化，许多地方还创办了家庭识字组，利用丈夫教妻子，儿子教母亲的办法帮助妇女识字，这是边区妇女识字的一个主要组织形式，如志丹县的四、五两区就有家庭识字组10余个。(12)有些地方把女同学组织起来挨门串户地教妇女识字，还有一些妇女同男人一样在当地的冬学或夜校里识字。就是这样一些形式多样的识字组把妇女们组织起来，学习文化。妇女识字组的教学都是从实际出发，先教会妇女认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教一些日用杂字，同时灌输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如刘佩珍识字班是一个典型例子，“她教的字是大家日常所需要的，最初教人名(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地名(如边区、绥德、城里、疙洼等)，稍后教杂字，如丈、寸、分、十元、百元、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头眼脚手、衣袄鞋帽、葱、蒜、辣子、油、盐、酱、醋等，以后又教短句或较长的名词，如男耕地、女纺线、共产党、八路军、毛主席、朱总司令等。”(13)这些都是妇女实用的字句，能够引起她们的学习兴趣。边区的识字组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妇女识字。
边区许多妇女对识字的意义认识明确，因而识字时非常努力。绥德的薛保莲说：“男人(丈夫)来了信，还得找人看。我要好好认字，学会给他写信。”(14)抗战时期，边区的许多青年男子或上前线、或在外赶脚，因此许多妇女怀着和薛保莲同样的心情，对识字是很认真的。“婆姨们把院里酱盆上的盖子都拿黑色刷出作练字用，院墙上、炕沿上、灶台上尽是画的字。”(15)“她们在桌上擀面时往面上写，或用木炭在门上、墙上写，随时、随地画。”(16)正因为她们这样努力，在识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妇女能够会认写自己的名字，有的会记账，有的会写信，有的能读懂报纸。据边区妇联1939年初的统计，边区有1O%的妇女能识字200个左右。(17)特别是妇女干部的文化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边区区级女干部有半数以上能识二三百个字，一般的也能识50个到200个字。(18)
边区的妇女识字组不仅教妇女识字，而且还教妇女唱抗日救国的歌曲、讲抗日故事、妇女解放、简单的医学知识和看护常识等。使妇女在识字的同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①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9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③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47页。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⑤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7页。
⑥ 云：《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1939年12月16日，《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关于边区的妇女教育该资料统计不完整的有：夜校延安市与延长未统计在内；半日校只统计了八个县的数据，在统计的八个县中，赤水、淳耀的男生未统计在内，所以妇女学员的比例较高；识字组新正县未统计在内。
⑦ 《关中岭底村的一揽子民办学校》，《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5日。
⑧ 《城壕村消灭文盲计划》，《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日。
⑨ 《米脂高家沟民众学校》，《解放日报》1944年11月6日。
⑩ 《张家畔的妇女轮校》，《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
(11) 《刘佩珍识字班》，《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1日。
(12) 《志丹民众办教育的三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
(13) 《刘佩珍识字班》，《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1日。
(14) 《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解放日报》1944年7月15日。
(15) 《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解放日报》1944年7月15日。
(16) 《鄜县太乐城关两区的识字组》，《解放日报》1944年8月6日。
(17)云：《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
(18) 《新中华报》1940年5月10日。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