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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六
黄正林
六、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与社会意识
妇女参政议政是边区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有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妇女能否参政议政的先决条件，抗日民主政权赋予了边区妇女这一神圣的权利。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之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重申了妇女在选举上的权利。②这表明边区妇女在政治上取得了和男子同样的权利。
边区妇女不仅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部分妇女能够认真履行这一权利。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选举中，“有许多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更非到会不可”，可见，妇女参加选举有了一定的积极性。在参议会的选举中，妇女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安塞的妇女就提出参加生产、放足、减租、废除买卖婚姻等要求，“这些差不多是每个妇女选民的呼声。”③在广大妇女的推动下，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案。
在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中，参选的妇女更多，积极性更高。为了发动妇女积极参选，边区妇联做出《关于动员边区妇女参政的决定》，要求各级妇联做好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妇女参政的兴趣，有计划的发动妇女参加普选；保证各地有威信的妇女当选为参议员；发动妇女参加各级政府召开的乡民大会、村民大会，以丰富妇女的政治知识；对于不执行政府法令，不保护妇女利益的行政工作人员，应发动妇女勇于批评他们，甚至提起诉讼。④边区还举办了选举训练班，组织行政学院、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的学生及各县一科长(主管民政)集中培训三周后，分派到各县帮助培训组织选举的干部，发动妇女参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社论，指出：“为了提高妇女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程度起见，为了使边区妇女很好地使用已获得的民主权利起见，当此边区选举运动烽火正烈的时候，我们应该向广大妇女群众进行不断的广泛的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她们认清选举的政治意义和妇女的关系，更进一步的造成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热潮。”“应该提出妇女候选人，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帮助那些女候选人作竞选运动，保证那些精明能干、在群众中有威望、忠实于妇女切身利益的妇女们当选为参议员，并保证我们党所提出三三制政权在妇女选举方面也能实现。”“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妇女，鼓起她们的勇气！提高她们的信心，热烈地参加选举运动吧！”“我们深深相信，经过这次的选举运动，边区妇女将会重新估计自己的力量，边区妇女将走上一个更新的阶段。”⑤
由于做了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中，边区妇女参选的积极性比上届有了较大的提高，平均30%的妇女参加了选举，有些县、区(如清涧、延安裴庄乡三选区)达到90%。而且，许多妇女积极参加竞选，当选为各级参议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据统计，在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妇女被选为乡参议员的2005人，县参议会议员的167人，边区参议会议员的17人。在各县乡的参议员中，妇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如绥德县女参议员占22%，赤水县女参议员占14%，子长县妇女当选者占20%。⑥有的妇女还当选为各级政府委员和担任部门或地方行政领导，成为女乡长、女区长、女市长、女科长、女县长等，她们虽然在边区妇女中占极少数，但她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大显身手，深得民心。如边区第一位女县长邵清华1941年7月被任命为安塞县县长时年仅25岁，由于她在安塞工作出色，老百姓有口皆碑。《解放日报》报道说：“该县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⑦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说：“年轻的女县长邵清华女士，到任之后，处理了几个案件，在市镇向群众讲了一两次话，不久就威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⑧
妇女不仅能够参加选举活动，而且在选民大会上敢于“议政”的妇女不少，大胆地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如庆阳市第六乡的选民大会妇女占半数多，妇女提了许多意见，包括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反对男人打骂女人、反对公婆苛待媳妇、反对男人吸烟赌博。⑨志丹县的妇女在选民会上给县长提了许多意见：“县长回家太多”；“县长和老百姓不接近，我看是脱离群众”；有个叫吕迎祥的妇女说：“我也发表一下意见，第一要批评县长和保安科秘书一样，常和婆姨闹矛盾，婆姨汉不讲亲爱，我看这真麻达，没有起模范。还有第二是县长的婆姨和保安科秘书的婆姨，一天到晚酸酷样骂架子，和老百姓婆姨发生无原则纠纷，我看这也没起模范。我建议我们妇女议员要提一条夫妻亲爱、妇女团结的提案才好。”⑩镇原县三岔一乡四村在乡选会上，妇女代表批评政府对督促妇女放足的事做得不够，一些已放足的妇女反被顽固的婆婆歧视。她们“建议政府要贯彻停止缠足的法令，必须认真放足，并定期检查。”会后，三岔一乡乡政府根据选民建议，由乡参议员定期到各村检查放足情况。(11)女选民所提的大多是与自身权利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从这些意见和建议来看，她们已经有了初步参政议政的意识。
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社会劳动和参政议政，使边区妇女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她们有了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表现在支援抗战上她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女自卫军成为保卫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1941年边区有自卫军22万余人，其中12%就是妇女。(12)女自卫军和男自卫军一样参加军事训练，学习步伐、射击、地形和战地救护，许多妇女参加了站岗放哨、锄奸、救护伤病员、运输物资和修筑公路等。为了鼓励妇女参加抗战的积极性，1939年3月召开的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直属县妇联主任会议决议要求“加强妇女自卫军的军事政治教育，创造妇女自卫军的模范班、排、连，以建立健全边区妇女自卫军”，制定了“女自卫军模范班、排、连条例”。(13)同年，在边区自卫军检阅大会上，有一千多名女自卫军接受了检阅，参加了军事表演。在女自卫军模范班、排、连的评选中，直属县评出了8个模范班、1个模范连；关中分区评出了319个模范班、4个模范连。(14)
边区妇女还组成看护队、缝衣队、洗衣队等，为八路军服务。1938年至1939年，边区有看护队1663个，8000余人，缝衣队825个，5796人，洗衣队824个，4160人。(15)当抗日军队路过边区时，这些组织起来的妇女就积极为部队寻找住房，烧水做饭，缝补衣服，看护伤员。抗战期间，边区妇女为八路军捐献和做鞋、袜子、手套不计其数。这些都说明妇女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虽然没有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但却是抗战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力量源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我们仅仅对边区乡村妇女的放足、婚姻、教育、社会劳动、参政议政和社会意识等做了粗浅的研究。通过这几个方面，我们认为由于中共和边区政府实践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的有关妇女解放的精神，把妇女解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使边区的妇女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缠足的陋习在边区彻底废除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得到了保护；妇女的婚姻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妇女取得了接受教育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妇女由于积极参加社会劳动，使其在家庭、社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由于妇女在家庭、社会和政治上地位的变化，她们有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和抗日的思想，她们从受封建束缚和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成为寻求自身解放、积极参政议政的新时代的妇女。她们为中国的妇女树立了新的形象。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① 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② 1939年《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18岁的，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旗、财产、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60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34页。
④ 《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1941年2月8日。
⑤ 《解放日报》1941年6月21日。
⑥ 陕甘宁边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第101页；《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1984年12月，第28页。
⑦ 《解放日报》1942年3月7日。
⑧ 《新华日报》1942年7月19日。
⑨ 逸平：《胜利的收获——陇东(1942年)乡市选举通讯》，《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0、21日。
⑩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第33页。
(11) 郭永发：《镇原县三岔一乡妇女要求认真放足》，《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4日。
(12) 《陕甘宁边区文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13) 《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直属县妇联主任联席会议决议案》，《新中华报》1939年4月22、25日。
(14)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1984年12月，第3页。
(15)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内部资料)，1984年12月，第6—7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