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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五
黄正林
五、严禁吸食鸦片
自近代社会以来，陕甘宁三省区一直是我国生产鸦片的主要地区之一，特别在20世纪20—30年代，鸦片的种植面积远远超过了粮食的种植面积，据有关资料记载，陕甘两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分别占农田面积的90%和75%。①因而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边区遗留下来的恶习，不仅土豪劣绅、军官士兵吸食鸦片，许多老百姓也吸食鸦片，由此而变成二流子。更有甚者，抗战时期，有的人把边区政府为发展生产而发放的贷款也吸食了鸦片。②可见，种植和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边区遗留下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关于边区的鸦片问题，台湾有的学者说“禁烟为国民政府重要政策之一，而中共不惜加以破坏。”“中共强迫人民种烟而抽取重税。”③这是一种谬说。事实是边区自始至终是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的。早在1937年5月2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就颁布了《关于禁止鸦片的布告》，严禁种植、吸食和买卖鸦片：“一、种了鸦片的，由各级政府督促铲除，改种其他粮食。二、烟馆立予封闭。三、贩卖鸦片的，不管他在苏区发卖或只在苏区通过。四、吃鸦片未登记的，立即登记，限期戒绝，期间至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五、各级内务部(延安市由市禁烟委员会)发卖戒烟药丸，吃烟的拿登记证来买。贫的可以减价或不要钱。六、现藏有鸦片的商人或居民，限十天内把鸦片送到当地政府(延安市送到市禁烟委员会)登记，听候处理。如逾期不登记，查出除没收外，并严加处罚。”④抗战爆发后，为了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二流子转变，边区更加严厉地禁止吸食和种植鸦片。1942年1月14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事》的命令，指出：“我边区对于毒品一贯悬为严禁，惟抗战以后，由于敌区烟毒偷向我后方运售，遂已波及边区，若不重申禁令，难免死灰复燃。本府为贯彻禁政，根绝烟毒计，当经第四次政务会议决议，设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专司其事。”⑤同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重申了边区禁烟的决心。而且几乎在每年春播季节，边区政府都要强调铲除烟苗，尽管如此，在边区偏僻之地仍有不法之民偷种鸦片，但一经发现，严令地方政府立即铲除。如1943年春季，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连发出两件事关铲除烟苗的快邮代电，一件是“近据绥德报告，人民偷种者甚多，安定更多，希立即而彻查，速令铲除，并严饬安定县府详细报告为要。”一件是“据查各县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种鸦片烟苗者，希立即深入检查，严令彻底铲除，改种粮田，并查办结果报告本府为要。”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在接到快电后，立即做了查处，第三天就做了汇报：“关于禁烟及铲除烟苗事，职于此次到子长县时已严令该县铲除，目前未见出土，铲后复活，并已决定出土即铲，更责成县区乡长绝对负责，不得玩忽。”5月31日，曹力如又致函边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详细汇报了子长县铲除烟苗的经过，该县于“4月26日除再命令各区速行铲除外，并派一批干部亲自下乡复查，在县的附近已铲除完毕，惟恐乡间拐沟未得铲完，故于5月14日又派干部带领警卫队，同时又派出侦察队赴各区乡详为搜查；如有发现烟苗者严令铲除，故有东一区随报先送该区五乡长席鸿如不但禁种不严，反而自己抚育烟苗比工作还积极，该乡长已在关押法办中。”⑥1939年春，在国民党靖边宁条梁保安大队副张廷祥的纵容下，当地蒙人在巴兔弯种鸦片700余亩，当地县政府根据禁烟条例将种烟的汉人逮捕，并命令群众铲除烟苗，重种田苗。⑦这些事例足以说明，陕甘宁边区不是强迫老百姓“广种鸦片”，而是强迫种植鸦片者铲除鸦片。
对于从边区境外向境内贩卖毒品，边区也是严厉禁止的。1942年6月，山西烟贩李起发、高光富等人带烟土6件，经120师715团运输队保运到子长县，由718团大光商店出售，被子长县瓦窑堡市公安局查获，公安局在向大光商店追要赃物受阻的情况下，129师师长贺龙、边府主席林伯渠都去函查问此事，要求大光商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⑧
对于吸食鸦片的烟民，边区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帮助戒烟。1943年9月11日，边区政府发出《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对帮助烟民戒烟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各级政府强制烟民戒烟，规定30岁以下的限期三个月戒绝，40岁以下的限期五个月戒绝，60岁以下的限期十个月戒绝。并对烟民进行登记，敲定戒绝日期和方法，乡政府或村主任、村长要随时检查。二是要求各地政府和卫生机关，帮助烟民找戒烟药，或设立戒烟所，集中戒烟。三是要求把戒烟和生产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要以说服与强迫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给以各方面的鼓励和帮助，“使他知道自己是社会一分子，至少不应为社会上看不起，以激发他戒烟的决心。”四是要求形成群众性的戒烟运动。召开村民和市民大会，做劝戒运动，让烟民知道“一村一市有吸食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发动妇女儿童帮助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婆姨(妻子)能劝服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婆姨。⑨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得当，边区在禁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绥德戒烟所里，那些曾经是吸食鸦片的二流子，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上，六点起来，由所长领导着到操场上跑步，那曾经是枯黄的肮脏的脸，现在泛出了红色，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他们操着不熟练的姿态。上午，在一个院子里，他们一起捻毛线，上课，吃饭，休息。他们全是严肃的，愉快的，各人在认真计算着什么时候可以出所，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⑩一方面，随着二流子的转变，吸食鸦片的人大大的减少了，及至抗战结束，吸食鸦片在边区近乎绝迹了，边区在当时被称为“禁烟模范区。”(11)另一方面，比较彻底的铲除了鸦片的种植，1944年5月，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边区的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说：“我在共产党区游历了五个月，没有发现任何一点鸦片的痕迹。”(12)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之，通过广泛宣传和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人们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观念开始形成。在法律上，缠足和买卖婚姻陋习的废除，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妇女开始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尊重。原来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得到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间鸦片的种植被禁止，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乡村也近乎绝迹。这些都说明，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已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
(原载王先明、郭卫民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① 齐霁：《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② 盐务局：《两年来盐务工作总结》194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7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编第26章，第305页。
④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查禁烟毒史料选(上)》《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⑥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查禁烟毒史料选(上)》《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⑦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545页。
⑧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⑨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337—338页。
⑩ 岳瑟：《人的改造——记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11) 《禁烟节感言》，《新华日报》1942年6月3日。
(12) [美]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熊建华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