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第十一章 第一节 基本实现工业品自给——1

雷云峰


  一 加强公营工业的整顿和管理
  整财会议后,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1943年边区工业发展计划,规定这年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纺织造纸,保证布匹纸张的供给;发展煤矿及榨油等工业,并在这些方面提出具体的生产指标。
  1943年3月2日,边区建设厅召开了工厂厂长联席会议,边区13个工厂的厂长和各厂工会主任参加会议。朱德、邓发、林伯渠、高自立、霍维德、高长久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并着重讨论了质量、供销、开展赵占魁运动及厉行节约、消灭浪费等问题。最后由民政厅长刘景范作了《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的总结。“总结”说明了边区公营工业自1938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建立了纺织、造纸、化学、工具、煤、瓷、印刷、被服、制鞋等大小工厂60余处,供给了军用公用的布匹、纸张、肥皂的需要70%以上,解决了印刷、被服、鞋的全部需要,医药、陶瓷、煤等亦解决了大半。但是,也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有些缺点是相当严重的,主要是:
  (1)在建设公营工业的思想上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比如,没有认清公营工厂是谁办的,在公营工厂工作的人究竟为谁服务。因此有些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不把革命的经济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得过且过,马马虎虎,甚至以被雇佣者对待雇主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厂;某些工厂的党、工会、行政负责人,没有认识到三者奋斗目标的一致性,时常发生不协调的现象;有些厂方对工人单纯用提高工资来刺激生产情绪;一些工厂工会片面强调提高工人待遇,忽略了以政治教育来启发工人自觉的生产热忱等。在经营管理方法上,许多工厂不从边区实际出发,凭“想当然”和搬教条办事,比如,不论工厂之大小,总有一套大架子,厂长、会计、科长、科员等样样都有,致使个别工厂工作人员与工人的数目差不多;对于经济核算,不在努力企业化,提高产量,改良质量,降低成本上下功夫,而把经济核算寄托在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做生意赚钱上面;有些工厂制度紊乱,工作松懈,贪污浪费现象严重,产品售价比市场上的价格还贵。
  (2)在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工厂管理没有统一制度,各自为政,呈现着紊乱状态,既不检查,也不纠正;工厂中发生惊人的浪费现象,不加追究,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这种对革命财产缺乏主人翁精神的行为,是十足的自由主义表现。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是和自由主义分不开的,坐在机关里订计划,计划完成与否,不切实检查,发生问题不深入调查、彻底解决等。
  产生以上缺点的原因,(1)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的又是农村的环境中,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允许建设较大的工业,同时在工业建设上的经验很少,缺乏管理工业的人才,不能适应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2)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没有把五年来边区工业建设的经验系统地总结出来,作为工业建设的指针。(3)在工业建设方针和工厂管理问题上,受“左”的思想的干扰,空喊“工业机械化”,制定庞大的机器工业计划,消耗有限的财力物力。在工业管理问题上,则分裂工厂党、行政、工会之间的团结,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错误口号。克服上述缺点的关键,在于改造领导的思想作风,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肃清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发挥每一个职工对工业建设的积极性和主人翁作用,提高工作效率。
  边区各公营工厂依照厂长联席会议的精神,纷纷进行工作大检查。在检查中,从领导到职工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了认真地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进行反省,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熟视无睹的自由主义风气,工会工作中的经济主义倾向,一些干部职工“干不干,一斤半”的二流子习气,不爱惜工具原料的浪费现象,以及过去工会、支部同厂长对立的错误作法,都有所纠正。广大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有很大提高。多数工厂的秩序与面貌焕然一新。
  公营工业经过整顿,据1943年底统计,公营工厂由1942年的62个发展到82个,产品数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比如,造纸工业,全边区共有公营工厂11个,工人学徒294人,池子77个。共产纸5671令,比1942年4983令增加了13%,已够全部印刷之用。又比如,纺织工业,全边区共有公营工厂23家,工人学徒1357人,织机449架,共产布3.92万匹,比1942年2.2万匹增加了49.7%,占全边区部队机关学校被服所需4.5万匹的87%。此外,全边区共有2个肥皂厂,3个陶瓷厂,1个石油厂,1个火柴厂,1个制药厂,2个皮革厂,12个被服厂,2个炼油厂,4个印刷厂,7个木工厂等,这些工厂都完成了预定计划,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成本比1942年下降20—30%。
  虽然公营工业有新的发展,石油和肥皂能够全部自给有余,但从全边区军民的需要来看,其他工业品还相差很远。如纸张年需2万令,包括私营工厂只产1万令,尚差1/2;布匹年需31万匹,公营、私营和民间只能自给10万匹,尚差2/3。在工厂内部领导作风和职工的思想,还需进一步提高和巩固,管理制度和方法,也需进一步健全和改进。加之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反攻形势即将到来。为了发展生产,增强抗日的物质力量,就给边区的工业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
  1944年5月1日至21日,边区政府召开了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边区各工厂的职工代表205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搞通思想,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实现工业品半自给向全自给过渡。与会代表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办法、意见、建议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邓发等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朱德号召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务。他说:“新民主主义家务就是工厂是国家的。今天到会的几十个工厂,不管怎样小,总是有些底子,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家务。同时,要建立私人家务”。①这种家务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家务,因此,搞好工厂要了解“公私两利”的意义,先公而后私。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建设是有无限前途的,中国将来也要变成工业国。我们不但能组织政治、军事,而且要学会组织经济、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因此,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好好研究改良技术和管理方法,打下工业建设的基础。 
  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帝国主义其所以敢于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②
  会后,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提出二、三年之内完成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口号。1944年,边区的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新办了一些工厂。据统计全边区有公营工厂101家,职工6354人。其中纺织厂21个,职工1375人;被服厂17个,职工795人;造纸厂11个,职工394人,印刷厂4个,职工297人;大车木工厂10个,职工290人;各种化学工厂7个,职工594人;石油厂1个,职工126人;煤及炼铁厂11个,职工1360人;机械及军火厂10个,职工973人;纸烟厂7个,职工150人。公营纺织厂年产布4万匹,较上年3.29万匹增长21%;造纸厂年产纸1.5万令,比上年5671令增长160%;新建成的炼铁厂也正式投产。③日用工业品方面,如毛巾、肥皂、火柴、袜子、陶瓷、纸烟等已能全部自给或大部自给。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边区有轻、重工业与化学工业,职工总数达到1万多人。
  边区在公营工业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边区在实现分散经营基础上的集中领导中,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所有权适当统一;将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几厂合并,联合经营;统一分配任务;统一供销等等,强调照顾全局,统一步调,要求在资金、供销、技术和技术人员上,互相调剂,相互配合,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证明,这是在边区落后生产条件下,发展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公营工业的正确方针。
  第二,实行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了切实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纠正过去党、工会和厂长“三权鼎立”的现象,边区从实践中摸索建立了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部的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厂长有最后决定权,不容许任何部门闹独立性。一切工人、职员,均服从厂长领导,完成生产任务,反对经济主义、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厂内的党和工会组织,以教育和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与劳动纪律,完成生产任务为自己的活动内容。厂长必须发扬厂内民主,依靠党组织和工会的帮助,教育与关心职工,动员全厂职工去完成生产任务。
  第三,实行企业化管理。这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之一。边区过去由于缺乏办工厂的经验,把建设军队或建设机关的方式用来办工厂,或把在城市中大工厂的一套管理办法搬到山区里的小工厂里来,致使非生产人员过多,生产成本过高。1943年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后,采取了有力措施精简机构,一是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矛盾,尽量使管理人员参加生产,使之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水平;二是使管理机构适应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减少层次,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有效办法:诸如撤销科、股等层次;裁并机构和人员;职员参加生产;提倡兼职和提拔工人当职员等。
  第四,实行经济核算制。边区为了克服过去工厂的一切费用实报实销的行政机关供给性质,在厂长联席会议后,普遍建立了经济核算制,用计算成本和利润的方法,节省原材料,发挥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保证质量。为此,政府根据各工厂的具体情况,定出每种生产品的标准质量、标准成本和利润率。政府及时的供给工厂原料和材料,及时的支付工厂货款,保证正常生产和资金周转。对发展快的工厂进行奖励,对亏本的工厂实行处罚。
  第五,实行和改革工资制度。边区从1938年开始,在公营工厂实行工资制。但是,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把原来部队的供给制移植过来,不是以技术和勤惰为定工资的标准,形成了工资上的平均主义,无法刺激工人的生产热情和技术兴趣,在部分工人中产生了“公家活慢慢磨,做得快划不着”的弊病。1943年4月厂长联席会议决定采用全部的计件工资制,否定了过去工资制中的平均主义,实行了多劳多得的合理原则。它的优越性是:①刺激了工人的劳动热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②激发了工人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努力提高技术水平;③推动了节约,工人自觉的建立自己的家务。1944年又在边区出现了公私合作制,亦叫股分制,即工人作人股,厂方以资产作钱股(工人亦可入钱股),到期按股分红。这种工资制使工人和工厂以及工人之间的利害紧密结合起来,其好处比计件工资制更多。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101页。
  ②《毛泽东同志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本》《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
  ③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雷云峰.—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