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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二节 陕甘宁、晋绥行政管理实现统一，准备接管大中城市——4
朱凯，郭林，吴璋
四、积极配合和迎接解放，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活跃
到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游击武装已遍布关中各地、陕南及甘肃宁夏的部分地区。他们动员和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从隐蔽的到公开的、从合法的到武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有效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孤立、打击和削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在解放大西北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为给解放西安和关中做准备，西北局进一步加强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安的地下党组织的工作。1948年12月，经西北局批准，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在西安正式成立。西安工委隶属关中地委领导，由韩夏存(任书记)、崔一民、朱子彤三人组成，吴伯畅(国统区工委驻西安联络站负责人)也参与工作。其任务是统一指挥西安地区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迎接西安解放。该组织与西安情报处、西安通讯工作组等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西安地下党组织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坚持秘密斗争，暂停组织发展。至此，由于西安日益临近解放，就必须迅速壮大党的队伍，增强革命力量。中共西安市工委于是有计划地积极发展新党员，在铁路系统、大华纱厂、西京汽车修配厂、电信局、邮局、电厂等企事业单位，在陇海铁路沿线的一些工厂，甚至在国民党党政军要害部门里，秘密扩展或新建党、团组织，使之成为带领群众对敌坚决斗争的骨干量与战斗堡垒。仅西安地区在不久的时间内，就先后吸收了近百名得到锻炼和考验的积极分子入党、入团。
(二)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反蒋反胡革命统一战线。西安工委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建立密切联系和实行合作，广泛团结各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如杨子廉、李虎臣、成柏仁、张凤翙、马彦翀、寇遐、耿端方、武伯纶、韩望尘、薛道五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都通过各种渠道，同地下党保持着联络。再如，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之一)驻西北特派员袁伯扬主动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导，充分利用他的“陇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合法身份，长期从事反蒋反胡活动，发展成员数十人，散布在国民党的军队、机关和企业内。他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三)从国民党党政军等高级机关内部搜集绝密情报，通过地下电台和秘密交通线及时转送边区，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地下党派人详细调查西安地区敌人机关、单位、厂矿的具体情况，了解国民党驻军的人员编制与武器装备，收集敌方高级军政部门的动态、计划和行动方案，掌握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的活动，测绘西安城防设施地图等。每当国民党上层重要人物有所动作，或召开机密会议，地下党都能很快获得有关情报。西安情报处等布设的多座秘密电台，始终与解放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其红色电波一直持续到西安解放的前夜。
(四)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地下党收听记录新华社、陕北电台的消息，然后印制传单，广为散发，向各界群众宣传国民党全面溃败、解放军频频胜利的形势，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驳斥敌人的欺骗、造谣和污蔑；大量给国民党各类人员写信，申明形势和政策，劝告他们脱离反动阵营向人民靠拢，向继续为非做歹的军警特分子发出警告。这些工作对于鼓舞人民瓦解敌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积极做争取敌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策动投诚起义。如经过地下党的努力，直属国民党行政院管辖的西安市市长王友直等人分别表示输诚，经常提供情报，设法保全西安，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遵照地下党的指示，王友直设法安排向人民靠拢的闵继骞担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专职副总队长，从而使中共党组织能够指挥这支武装，最后在西安解放时闵继骞率部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等，也秘密接受地下党布置的任务，并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率部起义。
(六)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全面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护库、护档的斗争。为了粉碎胡宗南的疏散搬迁计划，地下党迅速动员群众，掀起反对迁厂迁校的斗争活动，阻止和破坏敌人的行动，设法保存物资器材档案、并大力争取知识分子、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留在西安，保障他们的安全。在中共西安工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组织工人、学生和进步职员，对铁路、电厂、纱厂、面粉厂、社会公用设施及重要文教单位进行保护。许多工厂企业都成立了工人护厂队、纠察队。大专院校的师生员工也组织起护校委员会，坚决抵制集训，反对迁校。就这样，终于彻底挫败了敌人的种种破坏阴谋，使古城西安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迎来了解放。
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朱凯，郭林，吴璋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