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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三节 边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1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的全面发展(上)
第三节 边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一、边区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干部教育的巩固与提高 首先是在职干部教育的加强。自1939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以后，特别是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提高干部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的任务以来，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特别是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教育，得到充分重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都参加了有组织的学习。但是，各地在职干部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为了确保边区以下各级在职干部能有机会进行系统学习，边区党委和政府把有计划地抽调干部来延安学习作为一项硬性的制度。1941年9月22日，中央西北局专门作出《抽调各县干部来延安学习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珍惜这个难遇的机会，切实做好这项工作。西北局的这一决定，对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全面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对大量军事、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干部的急切需求，以及当时在职干部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决定》明确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并对具体实施办法作了详尽的指示。
1942年3月3日，为了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边区政府民政厅在《给各分区县市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准与理论水准是今年干部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在职干部必须每天抽出两小时学习，不识字的干部以新文字消灭文盲；在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绥德等区域，着重理论方面的学习，在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三边分区、志丹、甘泉等地，着重文化方面的学习；一般的乡级干部，主要是提高文化水平，以消灭文盲为主；乡级干部的学习由各县开办训练班，利用春、冬两季农闲时间，分为两期进行，各县每乡要训练出一个乡长来；要坚决反对不愿学习和借口在工作中不能学习的倾向。此后，边区政府教育厅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经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施行。实施办法具体规定主要有：
第一，组织和领导。各分区、县市在职干部教育由边区政府教育厅负责计划领导。各分区、县市设置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由专员、县(市)长、三科长、保安科长、群众团体中一名主要负责人等组成，负责计划领导同级在职干部教育的一切事宜。各区、乡分别设置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在职干部学习小组，负责计划领导区、乡级在职干部教育的一切事宜。各级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及乡级小组所在地或附近有学校者，应充分利用或借用，组织半日校、夜校、补习班或训练班等，应有计划地抽调区乡在职干部轮流受训。同时，各级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应根据需要，组织业务方面、时事政治方面、理论教育方面的讨论会。
第二，课程与编制。在职干部教育分为业务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但依据边区干部的具体情况，以文化教育为主，其余的为辅。文化教育，依文化程度(不记职位)分为初、中、高三级。学习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等。业务教育，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进行。教学课程是以与本部门工作有密切关系的调查与研究、政府一切政策法令、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工作技术等为主。政治教育包括时政教育和政策教育，依文化水平分别编组学习。课程主要包括：自己阅读报纸，请人讲解时事问题，国民政府发布的有关全国性的宣言、法令；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一切决定；边区政府所发布的一切政策、法令，各厅、处、院发布的指示信等。
第三，制度与奖惩。各级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时间，一律规定为每日两小时。半日学校、夜校或补习班，规定每周至少应上三次，每次两小时，除上课时间以外，每日两小时学习仍须坚持。训练班上课时数每周最低限度不得少于24小时。干部因公外出，应随身携带课本，并由各级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介绍其入所到地区的学习组织。干部工作完毕回来后，除检查其工作外，还要检查其学习成绩。一学年分为两学期，各级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于每学期结束，应将考试后的成绩优良与低劣分别具报教育厅，转呈边区政府予以奖惩。
第四，考试与检查。各级在职干部学习成绩考查，分日常考查、临时试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等四种。日常考查用口头问答，作文，调查研究报告，工作报告，讨论会等方式；临时试验由教员于教学时间内随时举行；学期考试在学期终了，就本学期内所学习课程进行考试；毕业考试在两学年修满后，就两年内所学习的全部课程进行考试。各级政府派人巡视与帮助下级工作时，应把检查所到地区在职干部学习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教育厅派往各县的督学，有检查与帮助所在地区在职干部学习之权利与义务，并每三个月向教育厅具报一次。
在贯彻《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中，边区针对区、乡干部90%是当地农民斗争的积极分子，县级干部80%也是工农出身的特点，首先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报组、民众教育馆、俱乐部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运动。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当时主要有党务干部训练班、专业干部训练班、行政干部训练班和群众工作干部训练班等，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各级各类在职干部以军事、政治、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与实际工作的指导，提高文化水平，培植科学基础，加深政治认识，充实生活职能，增强工作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边区还对干部学校教育进行了调整和改造。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和边区先后在延安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及时培养了一大批抗日人才。但是，在干部学校教育工作中却存在着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导致学员只会死记硬背各种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有的人能够背诵《资本论》，而不能解释法币为什么跌价等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极大关注。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为了彻底克服这些缺点，决定强调干部学校教育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①。对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央这一决定，“这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新革命”②。
1942年6月25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各直属学校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延安师范学校、绥德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定边师范学校、富县师范学校均为培养边区地方国民教育师资的中等学校，米脂中学和陇东中学为培养边区青年知识分子的中级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为培养新文字运动基本干部及语文研究人才的中级学校；保育院小学为哺育战时被难儿童的完全小学。上述学校由教育厅领导。行政学院，为培养县区两级行政干部的学校，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边区职业学校，为培养工农业行政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及商业技术人员的中级学校，由建设厅领导；警察学校，为培养边区警察及地方锄奸保安人员的学校，由保安处领导；医药学校，为培养各县医药卫生人员的学校，委托医科大学协助办理，学生毕业后由边区政府分配工作。同年，边区政府对干部学校进行整顿：制定学校规程，统一中等学校的课程和学制，充实各学校的教员和干部，增加学校经费，改善学校设备，提高教师薪水和待遇。此后，边区的干部学校从规模、设备、教学等方面逐步完善。
1944年4月11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将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名称仍为延安大学。边区政府聘请周扬、王子宜、刘景范、柳湜、胡乔木、李卓然、宋侃夫七人组成临时教育委员会，分别进行制订教育计划及改编事宜。同时，会议还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县境内，由三边专署管理。这些决定是边区专门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对打破中国历来大学教育之成规，彻底克服边区过去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适应抗战与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
经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边区干部学校的教育同抗日战争和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并逐步明确了办学方向，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进，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最为显著的是，边区干部学校的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使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学校采取一面教学、一面实践的方法，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使师生直接投身于边区建设。师生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勤俭办学；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缝衣做鞋，打盐运盐，砍柴烧炭等，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在物资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教学，他们用弹壳和木棍制成蘸水笔，用熏烟制成墨汁，用猪鬃制成牙刷，用桃核制成算盘珠，用石板和沙盘写字，用桦树皮代替纸张，用香火和石日晷代替钟表，用食盐代替牙膏。这样既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学习了文化知识，同时也体验到生产的乐趣，真正体现出学以致用的原则。
另外，边区干部学校的课程除了专业基础课外，也以革命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来设置，比如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公民知识、陶器生产、炸药制造等都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课程有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
边区干部学校的教师，有专职的，也有聘请党政军负责人和专业特长的人兼任的，这两类教师的比例因各校的情况不同而异。比如，行政学院兼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2%，而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则专职教师占多数。
总之，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从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理论同实际结合。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或工作)，教、学、实践三位一体，学习、生产、生活、工作互相渗透，成为边区干部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干部文化素质差、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干部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边区干部教育经过整顿和改造，在1943年以后几年，不仅边区的干部得到提高和充实，也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说：“值得提到的，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之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它解放区训练了四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③
小学教育的整顿与提高 抗战初期，边区小学教育得到了发展，明显改变了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但由于边区物质经济条件差，师资缺乏，教育领导部门兴办教育的经验不足，所以在办学方法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还存在许多错误的做法与不足，如片面强调“正规化”，严重脱离边区的实际情况；片面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制；教材内容脱离实际；等等。针对存在的问题，1942年边区对小学教育进行整顿，实行精简，提高质量，收到良好效果。在力量集中、干部配备加强的情况下，学校的设备得到改善，学习经费较前增加，教师待遇也有所改善。此外，教员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据统计，边区64所完全小学(保小、边师、绥师、三师附小不计在内)，共有439名教职员，其中大学、高中、高师、初师及初中程度的有388人，占总数的88%；除延安市外，边区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心小学。
1943年，边区各地根据确立的小学教育政策，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符合实际的改革。如陇东分区，1943年原则上不再合并减少学校，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招生一定要采取说服劝解的办法，严禁过去不顾对象、押人、停生产的现象发生；课程里增加农业常识和边区生产建设知识，三年级起增加珠算，加强国文、算术教学，注意提高学生能写、会算的能力；放假以农时为标准，放麦忙、秋忙假和春节假，保证学生一年内有九个月的学习时间等。
同时，边区还注重加强完小的领导，提高完小质量。在统一学校组织机构的基础上，边区实行提拔优秀的完小教师和争取外来知识分子到完小工作；招收学生实行考试；建立董事会，聘请当地有威望、热心教育工作的人士参加主持；加强学生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集中物力、财力，依照可能增加的人数，扩大校舍，充实设备；加强配备完小教育干部，以政治好、教学能力强作为任用标准等办法，使完小有较大的发展，到1944年，学生人数增加到18161人。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后，依照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中所作的若干规定，边区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改革工作。民办小学大量发展，完小、普小也有发展。边区文教大会前，小学有1090所(内含民办小学574所)，学生23686名；文教大会后，小学增至1281所(缺盐池、吴旗两县)，学生增至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又增至1377所(内含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达到34004名(内含民办小学16797名)，民办学校显著增加。在公办小学与民办小学的比例上，文教大会前，民办小学占全边区小学总数的52%；文教大会后增至61%；1945年上半年又上升到76%。其中有大量的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小学，也有较大集中的公办小学，被分散为小型的村小。
在小学教育改革中，边区也非常重视群众创造的民办普通小学的办法。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方针，提倡人民自办小学，要求每县至少试办一所。在民办公助方针的指导下，在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基础上，边区的民办小学如雨后春笋，发展很快。这是一种适合农村分散环境的新型学校，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当时主要有米脂高家沟式、延安市杨家湾式、米脂杨家沟式及新式的巡回学校等几种类型。
此外，还有两种适应人口分散环境的学校。一种是“旧式轮学”，如吴旗县六区五乡，志丹县五区一、二乡等处，都是由几个村共请一个教员轮流在学生家里上课，轮到某个学生家，教员和所有学生一起在他家吃饭上课十天或半个月；然后再全体搬到另一个学生家去教学。另一种是“家庭学校”，如吴旗县李岱华在自家办学，吸收本村儿童学习，教学时间按季节而定，学生可与家庭生产相结合。
上述各种类型的村学，坚持从实际出发、群众自愿、因地制宜等原则，形式灵活多样，大多不脱离生产，又不加重群众负担，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对于边区扫除文盲，提高儿童和成人的文化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的重要形式。
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 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抗战和边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抗战三者结合起来，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对于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强调社会教育广泛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扎实性，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偏向，有些夜校、识字组等，几乎是徒有形式，效果甚微。
为了加强社会教育，真正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对社会教育在发展中多次进行整顿充实。1941年整顿识字组织，又提出推行新文字教育，对消灭文盲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在精简政策的要求下，对社会教育又进行了较大调整，取消了徒有虚名的识字组。1944年又试行民办社会教育，提出“将来应做到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在村学的协助下，来办冬学、夜学、识字组，以达消灭全边区文盲之目的”④。为此，在同年底边区文教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指出，进行不脱离生产的社会教育，其主要目标是消灭不脱离生产的文盲，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男子、3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各地学校、县以下几级政府、合作社以及模范变工队，都应成为推广识字运动的据点，根据需要与可能，组织读报识字、夜校等。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识字教育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发展到3007处，参加人数30113人(冬学数尚未统计在内)，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很受群众欢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群众识字教育广泛开展的同时，部队、机关、工厂的文化教育工作，也以不同方式普遍地开展起来。如部队的文化学习，坚持学习内容与部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学与用相一致，“做啥学啥，要啥学啥，学啥用啥”，效果显著。经过文化教育，不少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能读、能写还会算，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随着识字教育的开展，边区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俱乐部也在发展中进行整顿和充实，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馆内除备存图书、阅览、游艺等设备外，还开展时事宣传，社会宣传，组织群众识字，办黑板报，为群众代写诉状、保状、书信、合同、对联，调解民间纠纷，帮助群众进行卫生工作，组织领导地方剧团，改造地方民间的艺人等活动，颇受群众欢迎，取得较好成绩。
其间，边区的冬学也在不断整顿中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自1942年起，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优化既有的教育资源，对一部分有名无实的冬学和一些不称职的冬学教员进行精简，使冬学数量与学员人数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少，但“每年都有上万人参加”⑤。由于改变了工作作风，调整了冬学的学习内容以及为群众入学创造更优越的条件，促进了冬学的深入发展，也改变了以往冬学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1944年边区的冬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增加与提高。如三边分区，全分区共创办各种形式的冬学461处，其中盐池51处，吴旗51处，靖边250处，定边109处；参加冬学人数6292人，其中盐池901人，吴旗522人，靖边2568人，定边2292人⑥。有些识字成绩较好的冬学，如靖边县就有37处，共有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其中94人能写简单的句字，164人能写简短的便条，71人会珠算的加减乘除法，99人能记账，40人能读《边区群众报》⑦。这些数字说明在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的冬学提高了质量，取得了稳步的发展。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61页。
② 1942年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7页。
④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⑤ 刘东社、刘金娥：《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⑥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分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分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