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经济，丰衣足食

房成祥黄兆安

　　一、边区的中心任务——发展生产
　　(一)中心任务的确定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其所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明确地指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最中心的任务。中共西北局接受毛泽东的提议，把生产建设确定为边区党的基本任务。1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决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向全边区人民宣布了上述决定，指出：1943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因为，当时边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使人民丰衣足食，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拥戴新政权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性，才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为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和最后胜利准备坚实的基础，才能创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模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条件。
　　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的中心任务也是完全可能的。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有先进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有150万翻身作主人的人民群众。在经济上，边区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大批劳动力，尤其是经过几年的休养民力与发展生产，为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了条件。虽然边区隔黄河与日本侵略军对峙，不时遭受敌机的侵袭轰炸，又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但从总体上看，边区却处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之中。这一切，说明边区有条件进行经济建设。
　　(二)实现中心任务的各项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1942年12月向西北局高干会提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首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正确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因此，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工作，才是解决边区财政困难，保障军民需要的根本途径。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做法是错误的。其次，它明确地规定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边区的经济建设，要紧紧围绕着解决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急需问题。最后，它要求有一条正确的经济工作路线。一方面，它要求放手发动和组织边区广大军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人民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它要求发展生产必须从边区的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小而大，逐步发展，反对那种不切实际的所谓“大军工”、“大盐业”等建设计划。总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中共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的方针，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顺序，突出地说明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为了发展农业，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允许富农安伙子、雇长工；同时，提高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农业生产有了初步发展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实行农业累进税等八项具体政策，提出了“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这些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后，限制了一些地区还存在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是相辅相成、辩证的统一整体。因为边区的人力物力分散，交通不便，要解决生产和供给问题，就必须调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分散经营”。但是，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就要同时强调“集中领导”即“统一领导”。当时规定，凡关系到全边区、全旅、全团供给的事业，同一系统、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在条件具备时，应当实行集中领导，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经营合理，分配恰当，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不过，当时这种“集中领导”也是相对的，是由边区财经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统一的计划，交给各系统、各单位分别经营，而不是把所有的农、工、商业通统集中成若干大企业、大公司，通统集中于一个领导机关手里。实践证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是边区在当时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的方针。必须正确对待各种经济成分，要以极大的力量组织领导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经济；同时，应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在处理公私关系、军民关系时，应本着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既保证抗日战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既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作风，又反对不顾抗战需要的片面施“仁政”的观点。在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时，应在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下，注意照顾个人利益。
　　以上方针政策，从边区的客观实际和经济发展规律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关系，农业、工业与商业的关系，领导部门与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革命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边区经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三)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转变
　　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以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与作风的转变，以适应边区建设工作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的著作和报告中，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生产建设中存在的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首先，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充分认识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和特点，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甚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这是思想路线问题。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从边区实际出发所确定的中心任务及一系列方针政策，认识发展边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实事求是地去完成中心任务。
　　其次，要认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搞好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弼时等反复说明经济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党员和干部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没出息”等错误思想。1944年4月，任弼时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①。同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招待边区职工代表会议代表时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②为了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抽调一批党性强有能力的党员干部到下级机关、工厂或基层单位去工作，对党政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支部干事和小组长，应尽量挑选有生产经验、能联系群众、党性强的人担任；在发展党员和考察干部时，要把对生产运动的态度和在生产中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些要求和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后，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党政主要负责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要领导好生产，必须改进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指出，在生产运动中，必须“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工作方法。1945年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又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英雄“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第4—7页。
　　②《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
　　二、组织起来
　　(一)中共中央号召组织起来
　　当时边区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论合作社》的讲话，11月，又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这两次讲话，向边区人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重要号召，阐明了组织起来的道路、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等问题。
　　首先，指明了组织起来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军民中一切有劳动力的人尽可能地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劳动大军，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毛泽东指出：组织起来实行协作劳动是农村在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后的又一次革命，是生产关系、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或改革。他说，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劳动，虽然没有改变生产工具，生产的成果仍归私人所有，但却能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的提高，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所以，通过合作社的道路，“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人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其次，说明了边区合作社的性质和形式。边区的合作社，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它既不同于个体经济，又不同于当时苏联的集体农庄，它是在中共领导下，由群众自愿参加的带有若干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样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价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当时，边区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中，最主要的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综合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最多，其中又有几种组织形式：有“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有的实行人力互助，有的实行畜力、工具与人力互助，有的是全劳动力互助，有的是半劳动力互助；有的是临时互助，有的是长年互助。不论哪种形式的劳动互助，都是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毛泽东还指出，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是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因而也是一种合作社。
　　最后，指出要坚决贯彻组织起来的方针，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毛泽东说：“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要坚持这一方针，就要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总之，要学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发展生产，建设边区；要反对那种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的《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这两次讲话，把列宁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根据地，不仅解决了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问题，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和边区建设的深入发展，而且为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合作经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边区的互助合作运动
　　边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组织领导下，迅速地组织起来了。
　　农业方面，1943年3月7日，边区政府就发动春耕竞赛与劳动互助问题给各专员县长发出了指示信，要求各地区在春耕竞赛中，参考延安县组织领导变工队的经验，帮助人民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以及其他适合于提高人民劳动效能的劳动互助组织。此后，边区普遍开展劳动互助运动，根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全边区参加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的劳动力，春耕期间达到10%至15%，夏耘期间达到40%，秋收期间达到30%。全年总平均约有25%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
　　手工业方面，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的大力帮助下，纺织、榨油、造纸、皮革等手工业合作社纷纷成立。据统计，到1943年底，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增加到56个，比1942年增加了10%。
　　运输合作社、综合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也迅速发展起来。例如，运输合作社的牲口到1944年春已达到5000头，占参加运输队的牲口总数的10%。
　　1944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了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总结了发展合作社的经验，表扬与奖励了刘建章等94名合作社英雄；针对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提出要推广南区合作社的办社经验，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会议指出：“合作社要担负起组织人民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真正替人民谋福利，把边区建设好的基本任务。”会议以后，边区的合作社进一步发展起来。据1944年8月统计，边区共有生产合作社114个，消费合作社281个，运输合作社233个，信用合作社6个。在广大农村，变工队、扎工队等劳动互助形式普遍建立，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45%左右。
　　组织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组织起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生产以后，带动了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积极参加生产，尤其是激发了广大妇女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边区各县出现了许多由妇女组织的开荒班子、锄草班子和变工队，出现了许多老汉和娃娃的变工队，还出现了“二流子”参加劳动互助变为新人的动人事例。组织起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在实行了劳动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园，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华池县城壕村，1942年共收粮食170石，1943年达到280石，增长了60%。
　　总之，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和巩固了各类合作社，“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三、边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农、工、商业迅速发展
　　1943年是边区生产大发展的一年，也是边区经济建设工作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
　　农业战线，由于贯彻执行了“农业第一”的方针，开展了减租减息和互助合作运动，削弱了封建剥削，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了抗战以来最好的效益。1943年，共开春荒97万余亩，使边区耕地面积增长为1338.7213万亩，共产粮180多万石。原计划增产细粮8万石，实际增产16万石。除过总消费量162万石，可余粮22万石。植棉面积已由1940年的1.5177万亩，增加到15.0287万亩，可收皮棉170万斤左右，约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全年共产盐60万驮，超过原计划的50%。畜牧业和其他农副业，也取得了好成绩。
　　工业战线，1943年三四月间，边区政府建设厅召开了边府直属13个工厂厂长联席会议，朱德、邓发、林伯渠、高岗等党政与工会领导人到会讲话。这次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公营工业发展的经验，针对存在的质量差成本高及浪费严重等问题，提出了改进办法，发出了“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的号召。会后，边区政府大力发展以纺织业为主的合作手工业，并投资1000万元(边币)，保证发展公营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各公营工厂结合整风运动，开展了总结检查工作，发动职工批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帮助领导改进作风。同时，在公营厂矿中普遍开展了学习赵占魁的运动，涌现出大批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43年，公营工业出现了有计划的健康发展的局面。一方面，工厂数目增加至82个，职工人数上升到6300余人；另一方面，产量大幅度增长，质量提高。军工生产超额完成了任务；石油产量达到6.3496万桶(原油)，比1942年增长近3倍；棉布共产3.2968万匹，比1942年增长49.7%；造纸增长13.8%，总产量达到5671令(对开纸)，肥皂共产48.2855万条，超过原计划30.5%，比1942年增长55.3%。劳动生产率提高后，不少产品的成本降低了，质量提高了。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公营企业的大力支援下，纺织、皮毛、榨油、缫丝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也有了迅速的发展。1943年，全边区参加纺织的妇女总数达到13.7万余人，生产土布3.5451万匹，超过了公营纺织厂的总产量。纺妇们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与公营纺织厂相联系，保证了公营工厂棉纱的需要。在边区政府的扶助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也得到发展。公营、合作与私人不同性质的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边区工业品的自给程度，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商业贸易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3年，为了贯彻执行“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成立了物资局，管理对外贸易，实行对食盐及土特产的统销。对边区市场，还实行“调剂物资与调整物价”的方针，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经营商业，争取实现边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1943年，公营商业有了迅速发展，物资局、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南昌公司等公营商业公司相继成立。部队、机关、学校经营的公营商业，在物资局的调节之下，分工经营土产及食盐运输，并以一部分资金与物资局合作，开设营业部，满足本单位人员生活的需要。合作商业在边区起了重要的作用。1944年共有消费合作社250个。私人商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以延安市为例，1942年私营商业为370户，到1943年，增加到455户；1944年，又增长到473户。
　　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的生产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3年，边区部队共开荒种地21.9628万亩，其中种粮18.5585万亩，共收细粮1.9192万石；种菜1.7409万亩，收蔬菜2281.0064万斤，做到了菜食自给；养猪约1万头，羊1.5万只。边区部队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日用的桌椅、板凳、笔墨纸张，烧的柴禾、木炭，差不多全是自己生产出来的。边区机关和学校的生产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43年边区党政军民学单位自己动手解决了全年开支的64%。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运动的发展，不仅克服了财政困难，改善了生活，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堂的威信，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
　　1944年，边区的经济建设事业继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农业上，全年开荒100万亩，产粮200万石(一说180余万石)，几年来共有余粮73万石；植棉30万亩，收净花300万斤；其它牛、驴、羊的头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农业正为实现“耕三余一”的目标而奋斗。在工业上，1944年5月，西北局作出了《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解放日报》发表了《为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自足而奋斗》的社论。同月，边区政府召开了全边区职工代表大会，提出了争取今后两年内达到主要工业必需品全部自给的目标。为了发展自给工业，尤其是发展织布和炼铁工业，边区政府投资20亿元(边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边区更加深入地开展了劳动英雄运动，使生产率迅速提高。据统计，1944年，全边区的公营工矿业总数达到122家(一说101家)，职工5998人；私营工业，有纺织厂50家，职工310人；还有造纸工125人，炭工1891人，盐工1932人，公私工矿职工共有1.0256万人(1944年夏职工最多时达1.2万余人)。另外，私营的手工业作坊总数仅三边、陇东、绥德3个分区，即达到1425家；手工业合作社共有235家，工人共有500余人。1944年，公营纺织厂达33家，共产布约4万匹，比1943年的3.2968万匹增长21%。新建炼铁厂开始产铁，结束了边区无铁的历史。公私纸厂共造纸1.5万令，比1943年8000余令增长了87%。虽然石油、食盐产量由于自然条件限制而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了自给有余。1944年，全边区参加纺织的民众达到21.5193万人(内纺妇15.4645万人，织妇6.0548万人)，共纺纱165.8203万斤，织布11.4497万大匹。在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许多过去缺乏的工业必需品如布匹、纸张、火柴、铁等，基本上达到了半自给。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及其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既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农民小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四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的经济基础。
　　边区的公营经济，包括党、政、军各系统开办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邮递站等企业。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边区经济中的领导成分。这种公营经济，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时期迅速壮大，发展成为“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合作经济，是公营经济的有力助手，它沟通了公营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的联系，为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指明了由穷苦变富裕的方向和道路。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是边区经济的主要成分，是边区发展经济的重点。边区政府通过发放贷款、移民开荒、推广先进技术、实行合理税收等政策，调动农民、手工业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粮食、蔬菜和其它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以满足人民群众吃饭、穿衣和日用必需品的需要。私人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商店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中共的政策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边区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家来边区开办实业，允许边区内的地主开办工商业，允许新式富农发展生产，并从资金、原料、人力、技术等方面给以帮助。由于中共政策的正确，边区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它不仅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社会主义公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互相配合，共同发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典型，使边区经济欣欣向荣，保证了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援前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积累了经验。
　　(三)人民丰衣足食
　　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使边区人民逐步实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生活。
　　在农业方面，1943年、1944年连续丰收，粮食实现了自给有余，正在争取实现“耕三余一”。农副业的发展，不仅使农民手工业者的收入增加，而且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生产事业的发展，自给率提高，边区政府从1943年起，把20万石公粮减为18万石，1944年，又减为16万石。边区农民的公粮负担，平均仅占收入的9%。农民的收入增加，负担减轻，改善了生活。如固临县更乐区康家村，1942年共有54人，共收细粮179.5石，口粮和饲料共需用110.5石，交公粮15石，余粮54.5石；1943年共收细粮203.7石，人、畜共用粮125石，交公粮16石，余细粮62.7石，实现了“耕二余一”。又如安塞县陈家洼村，1943年共有173人，种地545垧，收粮327石，除去口粮、饲料、公粮、杂费共计275石外，尚节余52石；该村还养牛29头，驴27头，羊355只，猪31头，种菜地12垧，还有养鸡、运盐、纺织等收入。由于收入增加，每逢过年过节，群众便杀猪宰羊、包棕子、喝酒，庆享丰衣足食的生活。仅1943年1至9月间，该村就杀猪15头，羊4只。华池县温台区四乡的城壕村，1943年共9户50口人，耕地772亩，收细粮222石，共支出141石，其中口粮60石，买布75匹需粮27石，公粮10石，农业投资和饲料共28石，杂支12石，合作社入股4石。收支相抵，全年余粮81石，实现了“耕二余一”，人民达到了丰衣足食。
　　在工业方面，到1944年底，生活日用品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蓝靛、锨等，已能全部或大部分自给；石油、食盐、中药材、皮革等实现了自给有余；棉纱、棉布、铁、西药等也能自给一部分。边区工人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有很大的提高。到1944年12月，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抗战前提高149.8%至400%，公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58.7%至84%。例如难民纺织厂打铁工人李继华1943年全年工资收入15石小米。这一年，他全家共吃粮3.2石，缝棉衣一套用去1.2石，缝皮大衣一件用小米2石，买了一条绒毡和背毡用小米0.5石，换被子布用小米0.4石，买单、棉鞋4双用小米0.75石，买肥皂12条用小米0.1石，买毛巾两条用小米0.05石，买灯油用小米0.2石，拥军慰劳和帮助难民共用1.3石。以上共支出9.7石，节余5.3石。又如织布工人苏春田，月工资小米1.125石，他爱人是络纱工，每月工资小米0.6石，2人全年共得工资小米20.7石。他家每月吃白面30斤，猪肉9斤，油6斤，小米0.3石。全年吃、穿、用花去15石，尚余5石多。另外，他家还养了4头猪，种了2亩菜，主要是供自己吃。广大的手工业工人，由于收入增加，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如庆阳蒸笼匠宋维文，全家6口人，他和弟弟每天做笼5格，全年得利120万元(边币，下同)；妻子纺线40斤，赚6万元，全年共收入126万元。全家全年共吃小米1.2石(每斗3千元)，小麦4.8石，支出27.6万元；副食全年共12.785万元；全年穿衣用布30丈(每人5丈)，共用6万元；交税3万元；房租7万元；零花钱5万元；以上共计开支61.385万元。收支相抵，一年节余64.615万元。
　　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逐步提高了生产自给的比例，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条件下，也大大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条件。1943年，边区政府规定一般供给标准是：1.伙食标准：每人每月小米0.12石(部队0.15石)，肉2至4斤，菜30斤，油15两(旧制1斤合16两)至1斤半，盐1斤，煤45斤。豆腐、调料等1000元至4000元。2.被服：单衣每年1套，棉衣两年1套(战士3年2套)，衬衣1年1套，毛衣3年1套，被子4年1床(战士3年1床)，褥子5年1床，棉鞋1年1双，单鞋1年2双，袜子1年2双，手套3年1双，毛巾1年2条，绑带3年1副，腰带3年1条，围巾4年1条。1943年，各机关、学校、部队还得到被服的补充供给。同年，各机关又根据需要，从4月份起，每人每月增加了肥皂的供应，从6月起，增加了煤油的供应，从9月起，增加了煤的供应。这样，各单位的供给都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例如359旅“欧洲部队”2连战士，每人每月可以吃肉4斤6两，细粮45斤，蔬菜45斤，油1斤2两，盐15两。边区直属机关经过1943年的勤劳生产，生活大大改善，这一年，所有的人都发了1套棉衣，1套单衣，2套衬衣，以及棉鞋、单鞋、草鞋、毛巾、肥皂等，补充了一部分被褥。西北局青年队还发了毛毯。在伙食方面，大部分均做到每人每月3斤肉，最高的达到了4斤4两。隔一两天吃一次白面的机关很多，而抗联则能每天吃一次白面。西北局大灶伙食的标准，1943年比1942年有很大的提高，每人每月吃肉由1斤13两增加到4斤4两，盐由12两增加到14两，菜由25斤增加到45斤，不但数量增加了(只每人每月减少了5两油)，而且还增加了经常吃鸡蛋、木耳、金针、粉条、茴香、粉面等各种副食。这说明，他们不仅吃得饱，而且能吃好。
　　由于丰衣足食，广大群众对文化卫生的要求提高了。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提倡帮助下，加强了儿童保育工作，发展了卫生保健事业，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体育运动，举办了各种文化补习学校，迅速地改变了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边区人民的文化知识和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
　　边区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喜悦。359旅战士唱道：“毛主席号召大生产，子弟兵屯田南泥湾；披荆斩棘日夜苦战，老荒山变成了米粮川。战斗为解救国家危亡，生产给人民减轻负担。”广大农民唱道：“九月九，家家有，黄米面馍馍炸油糕，吃呀吃得好，嗳嘿哟，吃呀吃得好，咱们的光景过好了；九月九，家家有，大囤满来小囤儿溜，吃呀吃不了，嗳嘿哟，吃呀吃不了，咱们的边区真正好。”
　　四、财政金融工作的逐步好转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并规定了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具体政策，把边区的财政金融工作推进到了健康发展的阶段。
　　1943年，根据西北高干会的精神，边区政府确定了“统一领导，分区统筹”(即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方针。在统一的政策、标准和制度下，以分区为单位进行统筹，根据各分区脱离生产人员的多少，生产基础的强弱，地方税收的多少，将经费的供给任务包给各分区自筹，边区政府在必要时给以适当补助。边区政府财政厅主要供给中共中央(包括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直属机关和边区三大系统。
　　为了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加强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42年10月在延安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贺龙任办事处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财政部门管理财政收支；银行部门负责货币发行，扶持生产，开展存放业务；贸易部门负责掌握物资，稳定物价，保证供应。这种统一的财经领导体制，当时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边区政府根据增加财政收入，保护与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税收制度。1943年5月，开始实行“活动税收制”与“过境货物回税法”①。7月，颁布了经过修订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和《修正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条例》。接着，又改进了盐税征收工作，实行公盐代金制度，开始试行农业累进税。
　　1943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将边区银行拨归边区财政厅管理，并规定它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是：发展公私经济，支持财政预算，发行并调剂货币。在实行这一方针过程中，针对由于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引起的物价、金融波动等情况，提出了既需要发行，又需要收缩通货实行又吐又吞的发行原则。1943年，银行共发放生产建设和贸易贷款4.55亿余元，以扶助公私经济全面发展。为了稳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银行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法币与边币的准备金，以供大量兑换。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作出了关于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定：用流通券替换边币，以对抗法币，整理金融，活跃市场。6月1日，开始以流通券作为边区本位币，它与边币、法币的比价是1:20，1:5.5。从这时起特别是1944年12月到1945年8月发行的边币(即流通券)主要用作特别贷款发展贸易。一方面，使贸易公司有足够的周转资金，及时收购食盐、土特产；掌握进出口贸易，换回边区紧缺的物资，保证供给，换回外汇，保证银行兑换；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和上交的税收又支持了财政开支；贸易公司按时归还贷款，保证银行能吐能吞。另一方面，通过收购食盐和土特产，使边币流通于民间，又经过工业品及农副产品的销售，再将群众手中的货币回笼。这样，使边币在边区内部做到又吐又吞。总之，银行发行边币以特别放款支持贸易，使边币在交换过程中作到又吐又吞，既推行了边币，稳定了边币，又以发行边币支持了消费性的财政开支。在贸易工作方面，正确地实行了对外统销(敌占区与国统区)和对内自由的政策，发展了边区的内外贸易，保证了供给，促进了生产，相对稳定了金融物价，改善了人民生活。
　　由于政策正确，边区的财政(包括各分区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1943年总计全年收入61.78755亿元(均系边币，下同)，总支出60.27785亿元。收支相抵，结余1.5097亿元(加上年结余1.10645亿余元共结余2.61615亿余元)。在总收入中，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自给占64%，贸易收入占22%，税收占9%，公盐占1%，其它占4%。在总支出中，军费占44%，行政费占18%，经建费占15%，文教费占10%，民政费占6%，地方补助费占5%，(大部分为生产基金)，其它占2%。在总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经费占30%，体现了当时边区党的工作以发展生产，加强教育为中心的方针。1944年，根据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的“整顿财政，节约开支，积蓄力量，备荒自卫”的财经工作任务，边区政府进一步修订了各项税收条例和公粮公草征收制度，整顿了税收工作，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建立了审核制度。通过银行信贷大力扶持公私工业的发展，并提高了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比例。据统计，1944年财政总收入为5.08155146亿元(流通券，1元抵边币20元，下同)，财政总支出为5.08380489亿元，支出略大于收入。本年度征收公粮16万石，公草1200万斤，实征占收获量的8.38%。1943年至1944年，边区财政收支平衡，说明边区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保证了抗日战争的供给，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总之，由于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以发展生产来解决财政，不断改进银行金融贸易的管理工作，健全税收和供给制度，增加收入，节约开支，从而保证了边区金融和物价的大体稳定，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保障了抗日战争的供给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巩固了陕甘宁边区。
　　①“活动税制”：对需要鼓励或限制进口的货物依据当时的情况实行由5%到30%的有伸缩性的浮动税率。
　　“过境货物回税法”：为了防止国统区甲地途经陕甘宁边区到国统区乙地的对边区非必需的货物在交低率的过境税后又在边区境内偷售，乃实行在进边区时除交纳过境税外，还要取具铺保或交纳保证金，到出边区境时边区税务机关仍退还其多交纳的税款。
　　五、生产建设展览。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
　　(一)提倡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提倡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生产运动和各项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通过有领导有组织的劳动竞赛，提高了生产者和工作者的劳动积极性，保证了任务的完成；通过对各条战线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丰富经验的总结、推广，对他们进行表彰奖励，树立了榜样，教育了群众；通过定期举办生产展览会，以典型生动的事例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广先进经验，巩固了成绩，明确了方向。总之，通过以上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发挥了劳动英雄的带头作用、桥梁作用和骨干作用，使边区以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早在1938年，边区政府就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奖励与宣传了一批先进工厂，合作社及生产英雄，开始了边区的劳动英雄运动。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公布了《边区人民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又举办了第一次工业展览会与农业竞赛展览会，表扬奖励了工农业方面的有功人员，激发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热情，加强了干部工作的责任心。1940年和1941年，相继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工业展览会。1941年开展的“五一”劳动大竞赛，有几十个工厂参加，评选出274位劳动英雄。从1942年到1943年，随着生产运动的大规模开展，边区的劳模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
　　(二)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和生产展览会
　　1942年，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建设边区的斗争中，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农业上的吴满有、马丕恩、马杏儿，工业上的赵占魁，开展机关生产的黄立德，举办合作社的刘建章等，都是著名的先进劳动者的典型。10月，边区总工会发出向赵占魁学习的号召，开始了赵占魁运动。12月，边区高干会总结了边区建设的经验，表彰与奖励了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表扬与奖励了王震、黄静波、王世泰、马文瑞、习仲勋等22位领导生产建设成绩卓著的优秀干部，奖励了359旅、延安县委和县政府、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先进单位。从1943年1月起，边区开展了吴满有运动，又授予马丕恩、马杏儿父女边区劳动模范、妇女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颁发了嘉奖令，号召边区人民向马氏父女学习。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和领导，全边区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英雄，开展劳动竞赛的热潮。吴满有、陈德发、石明德在吴家枣园、马家沟、白原村组织了以全村为单位的变工队，使生产量提高了近1倍，为边区农业生产开拓了广阔前景。刘建章经过多年摸索在延安南区创办了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综合性的新型合作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冯云鹏一个人安置了170多户难民，创造了许多了解难民、帮助难民的好办法。张清益组织全村共同开荒，设立义仓，推动了关中分区的义仓运动。杨朝臣、申长林、孙万福、张振财、刘玉厚、贺保元、马海旺等人，根据当地条件及技术情况，创造出许多切合实际的改良农作、兴修水利的方法，提高了粮食产量。妇女中的郭凤英、刘老太婆(刘桂英)等，积极纺织与参加农业生产，带动了附近妇女的生产劳动。在部队中，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等人，创造了开荒、挖甘草等的新纪录，推动了军队的大生产运动。在工厂中，赵占魁、袁光华等，不断提高劳动效率，推动了全边区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机关生产中的黄立德、佟玉新等，创造了许多种菜与节约的好办法，推动了各机关的生产自给和节约运动。盐工中的高仲和、李文焕等，创造了打盐的新方法，提高了食盐产量。
　　为了总结劳模运动的经验，推动边区生产建设的发展，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召开了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代表185人。与会代表互相学习，广泛交流了经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或报告。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举行招待会，热情招待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在中共中央的招待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劳动英雄们的作用，称他们是“人民的领袖”，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做出更大的成绩。讲话号召边区人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社的道路。王震代表延属分区劳动英雄献词，表示要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要坚决保卫边区。大会表彰与奖励了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及模范单位，给全体代表颁发了奖品。这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向边区人民提出了争取实现“耕三余一”的奋斗目标。宣言号召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普遍发展变工、扎工，继续实行移民开荒，改造好全边区的二流子，发动妇女纺线和参加农业生产，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多种棉花，办好合作社，组织运输队，要储粮备荒。总之，要以更大的努力，建设好边区，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巩固边区，迎接全国抗战的胜利。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检阅了边区生产建设的伟大成绩，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经验，明确了继续努力的方向，为进一步组织全边区的人民，实现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和农业上的“耕三余一”，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动员，推动了边区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边区政府建设厅举办了边区第三次生产展览会。展览会分为十大部分，共有展品6596件，图表和照片1987张。展览会充分反映出边区农工生产和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吸引了广大的观众，参观者达5万多人。
　　生产展览会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大课堂，它以铁一般的事实向观众说明，由于全边区组织了8万人参加集体劳动，就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的热情和效率；由于部队、机关自己动手努力生产，就逐渐做到了半自给和全自给；由于实行“农业第一”的方针，就使军民在生产事业的各方面都创造出了一套好办法。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全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取得的。边区生产建设的胜利发展，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
　　(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和建设展览会
　　第一次劳动英雄大会以后，边区的劳动英雄运动就随着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而进入一个更高阶段。1944年1月，《解放日报》开辟了《边区生产运动》专栏，详细介绍了吴满有、刘玉厚、申长林等十几位著名劳动英雄的事迹，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6月，边区各工厂开展了以改进质量、提高产量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竞赛，有1.2万名职工参加。随着生产运动的新发展和政治、军事、文化、卫生、司法等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各区、各县、各单位都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现了许多先进的集体。在此基础上，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于7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展览大会的决定》，对于出席会议的人数和讨论的主要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规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必须从工、农、兵、学、商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全体人员会议上选举产生，坚决纠正包办代替等脱离群众的作法。
　　经过积极准备，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于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在延安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英雄、模范共476人。朱德、林伯渠、李鼎铭、安文钦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大会主席台上方书写着“开展劳模运动，全面建设边区”12个大字。1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以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月13日，刘景范在会上作了题为《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的总结报告。在会议的闭幕式上，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等都讲了话。这次会议共选出和奖励了特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赵占魁、张治国、吴满有等74人，甲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马仁义、黄立德、樊福庭等200人，乙等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肖登福、陈富阳、赵奎元等189人，会议还表扬了地方和部队的14个模范单位，并给这些单位赠了锦旗。
　　在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会议开会期间，举办了边区建设展览会。这是一次全面建设边区工作的展览会。它以生产的发展为中心，同时展出财政、贸易、金融、文教、卫生、司法、行政、军事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大量的实物、文字和图表，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边区建设的伟大成就。
　　边区劳模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明显地改变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热爱劳动等蔚然成风，大大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密切了党群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成果。这就进一步巩固了边区，为抗日战争的大反攻作了重要的准备。中共领导劳模运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科学总结，尤其是关于依靠群众与教育群众，关于依靠先进激励后进，关于思想教育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等方面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开展竞赛运动的思想。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房成祥黄兆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