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决议在陕西的贯彻，省委工作路线的转变—第四次省委扩大会议，六大决议在陕西的贯彻

任学岭

　　1928年6月19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张慕陶出席了会议①。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议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全党传达贯彻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作用。同年7月12日至16日，共青团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团的基本任务：争取团结更广大的劳动青年在党的周围，进一步发动青年参加工农革命斗争，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斗争。
　　根据六大精神，10月8日，中共中央还对陕西工作做出了专门指示：《陕西目前的策略与工作路线》。指示首先分析了陕西当前的客观形势，“第一，陕西是极贫乏的省份，而冯系军阀，为争夺地盘起见，养军仍是很多；苛捐杂税，必然是非常的繁重。城乡贫苦群众，必然更趋于破产。据说陕西有些自耕农愿意放弃土地去做佃农。这就是很明显的例证。第二，陕西是十足的封建政治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必然有加无已。并且货币经济的发展，已深[入]农村，必更促成高利贷资本的活跃。农民受这样重重的压迫，自然是更加穷困不能生活。第三，军阀内部并未完全统一，岳维峻军阀仍有很多的潜伏势力，一旦关外战争爆发，关内必然要开始混战，而使反动的政权走上动摇的道路。第四，一般工农贫苦群众因生活的痛苦没有出路，革命的要求自然是很利[厉]害。”②
　　指示在分析客观形势后认为，它“是很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但是为什么广大的“群众斗争仍是不能起来”，主要是主观上存在问题：“第一，群众的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有些地方的农民虽有些神秘性的组织，领导权完全在豪绅富农的手里。第二，我们的政治影响，并未在群众中发展，甚至可以说除少数农民中有些不正确的宣传外几乎全无影响，这样当然无法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第三，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在群众中毫无基础，不能领导群众。因为革命主观上的这些弱点所以客观上虽极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而广大的群众斗争仍是不能起来。”指示还特别强调了“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纠正。因为不单是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并且可以损害革命的力量。”“因此陕西目前的工作总的路线就是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的革命的情绪，建立群众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来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③
　　指示在分析了形势，提出了陕西目前工作的总路线后，又进一步提出了陕西目前的工作方针：“第一，须从很小的范围起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最好找很难(能)艰苦工作的同志去做工，去做雇农，去当兵，到这些群众中去，发展他们的日常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渐渐组织起来，必须如此才能真正发展群众的组织。第二，建立党的强固的基础。党必须在群众中有强固的基础，然后才能真正领导群众。所以‘党员职业化’成为目前迫切的口号。必须[使]每个党员都找到社会上的职业，然后才能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吸收明白勇敢的分子，来建立党的组织基础，发展党的组织。第三，必须找到群众的必需的迫切的要求，做成各种煽动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的斗争，从继续不断的小斗争，来发展成为大的斗争，必须每一个小的机会，小的运动都不放松，都领导群众向斗争的路上走，然后群众的斗争的情绪才能高涨起来。第四，在斗争中去发展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的宣传下——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等。必须[使]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遍普[普遍]的深入群众，然后才能坚决群众的革命意识，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团结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上面几点是陕西目前团聚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来加强革命主观力量的切实的工作方针。必须艰苦的执行这些工作，然后才能使陕西工作建立基础，渐次地发展起来，假如不去这样做，只是幻想武装，幻想暴动，一味盲动，结果必致使党的工作无法建立起来，这是要省委切实注意的。”④
　　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对当前形势、过去盲动错误和今后工作的分析，完全符合实际，更直接指导和影响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路线。
　　1928年年底，省委派赴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蒲克敏回到陕西，带回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案及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县美原镇小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人有：蒲克敏、曹趾仁、刘继曾、马云藩、王勉之、闵继骞、刘映胜、景云、张文华等。会议总结了“左”倾盲动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的失误，并认真学习了“六大”各项决议案，听取了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传达，使与会者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改选了省委，书记曹趾仁，委员李子洲(组织)、蒲克敏(宣传)、徐梦周(秘书长)、王芾南、张国藩、薛永寿、马云藩。会后，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蒲城荆姚小学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共青团全国五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分析了陕西的革命形势，总结了一年来陕西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陕西团内的先锋主义倾向和右倾思想，决定恢复健全各地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会议改选了团陕西省委，由11名正式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选举马云藩为书记，委员有：马云藩、刘映胜、李畅英、吕剑人、张文华、薛永寿、焦维炽、胡宪之、王有章、程士诚、(另一名不详待考)。候补委员闵继骞、(另一名不详待考)。秘书长王有章，组织部长李畅英，宣传部长刘映胜。
　　第四次省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程士诚被捕叛变，供出团省委机关和书记马云藩。马云藩被捕后也叛变，使共青团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接着，中共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从2月2日至6日，曹趾仁、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刘映胜(杨声)、王有章等党，团省委领导人先后被捕。这次大破坏后，即1929年春，陕西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6个县委外，关中地区仅剩下渭南、韩城、乾县、蒲城、富平等县委。全省党员从近3000名锐减到1300多名，其中关中地区仅剩下200多名党员。
　　在这种形势下，幸免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张质平)、王林(王芾南)、薛永寿3人，于1929年3月1日在渭南的龙背乡白家庄召开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地党、团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临时省委，书记杜衡，常委王芾南、张蔚森(张雨森)、薛永寿，候补常委刘志丹、徐振化。委员有：杜衡、王芾南、张蔚森、薛永寿、刘志丹、徐振化、张国藩、章子文(张一悟)、李凌云(李惠民)、吉国桢、闵继骞(负责宣传)、梁益堂(任秘书长)。候补委员刘树模、张养诚(一说为李惠民)。同时，临时团省委也成立，书记薛永寿。委员有薛永寿、焦维炽、张文华、吕剑人、贾拓夫5人。不久，原省委书记杜衡回到关中，去中央送临时省委报告的马子敬也从上海返陕。马子敬带回中央要陕西党、团组织派代表去上海汇报和解决问题的指示。同年3月23日，临时省委在渭南召开全会，决定由杜衡、王芾南和团省委书记薛永寿为代表去中央请示工作。
　　4月10日，陕西代表团到达上海。5月4日，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写出《政治、党务、农村经济概况》报告，检讨陕西省委在第二次扩大会议后犯了“左”倾盲动和军事冒险的错误，并就省委本身工作中放弃学生运动，组织基础较差，宣传教育工作薄弱等缺点及各地组织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① 张慕陶(1904—1941年)，即张金刃，原名金印，字信斋，化名张慕陶等，陕西旬邑人。1924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转为中共党员，是西安学生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大革命失败后组建共青团陕西省委，任书记，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参与策划了西北地区著名的清涧、渭华、旬邑等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回国后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工作，曾任省委书记。1931年春因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接着在天津被捕后关押在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院。1932年9月出狱恢复党籍后被中共中央北方特委派往张家口担任中共特委书记，帮助冯玉祥筹建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改名张慕陶。同盟军时期，张慕陶与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被再次开除党籍，并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曾一度进行过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1938年后被国民党当局扣押，1941年被枪决于南郑。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1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26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