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各地农民起义—各地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任学岭

　　渭华起义及各地农民起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也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但从总的形势看是失败了。除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外，主观指导上的根本原因，是盲动主义错误。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形成的瞿秋白的盲动错误，为陕西省委所接受。1928年4月12日，《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和随后召开的第五次全委会议(2月13日至14日)、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2月18日)，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已在全陕形成，在这一判断下，提出了全省暴动的方略，并以红五月为暴动月。在党的建设、斗争策略及其他方面也都贯穿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这一盲动错误。4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知》，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范围基本结束，瞿秋白本人也离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岗位。然而中共陕西省委却未能及时接到中共中央这一新的精神，仍然继续实行盲动主义。1928年6月13日，在西安东羊市召开了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子洲、潘自力、杜衡、蒲克敏等，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李子洲起草的《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调整了省委领导成员，并决定派蒲克敏去中央请示汇报工作。这时各地斗争相继失败，党员和党的损失很大，形势非常严峻，党的工作已陷于极端困难，因此这一方案未能实行。
　　中共陕西省委所实行的盲动错误，其实质是“不断革命论”，不承认当时的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不愿实行革命的退却，幻想革命力量瞬间便可组成，革命胜利顷刻就能到来。其所制定的全省暴动方略，以及各地发动的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就是要夺取几个中心区域，而实现革命在全陕的胜利。不懂得革命力量非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聚集和锻炼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只有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聚集革命力量的斗争方能长期坚持下去。于是便发生了这些暴动的盲目性和急性病的速胜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对此，陕西省委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的长时期中仍然认识不清，总是幻想城市斗争突然勃兴，革命时机骤然成熟。
　　上述各地起义失败后，陕西各派军阀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展开进攻。敌人在各个起义地区实行武装清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西安，敌人派出大批军警密探侦察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全城实行宵禁，军警到处横行，西安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1928年10月23日，中共长安县委在西安大差市被敌侦破，县委负责人张新发、李民、亢维恪，团县委负责人杜松寿等7人被捕。1929年1月24日，敌人又侦破了省委交通处、秘书处，两处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省委文件大部分落入敌手，致使打入敌政府机关内部的党员也遭逮捕。至1929年年初，关中地区的党员被捕400余人。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数千名党员和革命群众出走他乡，许多党团组织无形消散。关中各县党员损失大半，党组织散失50％以上。陕西省委掌握的两个旅的军事力量，也全部丧失。陕西革命形势，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深刻的教训，给予人们的启示是：第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农村中蕴藏着伟大的革命力量。上述各地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下，广大农民一呼百应，向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爆发了如永寿县自发的“交农”斗争，围攻县城3天之久。这就充分显示了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第二，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上述各地的起义，由于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都是以围攻县城为主要目标，结果即便是攻下县城，也站不住脚，当反动派反攻后没有立足处，即遭反动派的迫害、杀戮，起义最终失败。第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述各地的起义，虽然轰轰烈烈，规模壮大，但农民朋友只靠拿起自己的劳动工具要想和国民党的正规军对抗，是根本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总之，这次各地起义告诉人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只有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聚集力星，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方能长期坚持下去，最终战胜反动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可惜，陕西省委在当时，其至在以后的活动中仍然认识不清中国革命的形势，使陕甘边、陕北的革命斗争只能在曲折中摸索前进。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