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创建—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几点认识

任学岭

　　(一)关于开展兵运工作问题
　　1.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且有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条件。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地方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惨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西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收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2.刘、谢等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及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提到，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等。①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路线。”围绕这一方针，决议规定了若干兵运工作的策略，如“在士兵中做群众的鼓动工作，使士兵群众知道而且接受党的口号”；“在各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团体……以便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的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用各种方法去帮助和发展士兵与官长的经济斗争”；注意“士兵成分的特点，使自己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并设法使工农群众与士兵接触予以革命的影响”。②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士兵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③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班干部去做兵士工作，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④同时可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土匪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力量。
　　192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通告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⑤
　　1930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中，就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线等方面又作了详细的说明。⑥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的军队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⑦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而且在开展兵运工作中，也得到了陕西省委多次的具体指导。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绝非他们个人的“称王”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3.通过兵运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也得到了增加，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入敌军内部，出生入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以后红26军、红27军的创立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刘志丹、谢子长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人士加入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作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活动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经过一段工作，战士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了，我们吸收了几个党员。我记得我们那时的党员有刘志丹等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在当时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头作用。”⑧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先后与刘志丹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左协中、刘宝堂等受到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均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参加斗争，刘志丹、谢子长还对陕北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了争取改造，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如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小石崖哥老会大爷罗连城等。
　　4.刘志丹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将军事工作转向了农村，为后来创建陕北、陕甘根据地和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刘志丹、谢子长开展的兵运工作，既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精神，也为以后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培养了大批骨干。但兵运工作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等意识到干革命首先要有枪杆子，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去抓?枪在敌人手里，在反革命军队里头，从那里去抓，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走了弯路，吃了大亏，认识了一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现成的旧式武装，一切旧式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文创造人民的军队。正像刘志丹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所说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了条件我们就要单独出去搞。“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前提，是要有根据地。”⑨谢子长也意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⑩这以后，他们便甩开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了。
　　(二)关于收编“土匪”武装问题
　　收编土匪武装与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精神中的“灰色”革命理论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在三年来的兵运工作受挫后的又一次创建革命武装的尝试。
　　在1929年至1931年夏刘志丹、谢子长主要从事兵运活动。于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11)，1931年8月的“早胜事件”(12)，陕甘边的兵运工作一年内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在汲取兵运工作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谢子长又积极探索，主要采用改造绿林武装的方法创建革命武装。
　　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中国共产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游击武装，集合起来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率领的三支绿林武装，连同其他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及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进行整编。经过对民间土匪绿林武装的改造，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诞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刘志丹等正确地分析了土匪绿林武装的特点和他们之所以成为土匪绿林的原因，即：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及陕西黄龙山区的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是因为生活贫苦，受不了压迫，才被逼上山为匪的，他们与官僚军阀、豪强地主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山大王”后来还成为人民军队的将领和人民政府的重要干部。我们还认为这种方式是刘志丹等在创建正式军队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于兵运工作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是对于“灰色”革命精神的贯彻和落实。而且，在南梁游击队诞生后，经过刘志丹等的努力，在游击队中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红军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一九二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一九二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一九二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0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一九二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529页。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一九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57页。
　　⑦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一九三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⑧ 盖军等：《刘志丹对西北根据地的贡献》，见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页。
　　⑨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见《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⑩ 贺晋年：《回忆子长同志》，见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委会编：《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第16页。
　　（11） 1930年夏，刘志丹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派遣，打入庆阳地区军阀陇东民团军谭世辚部开展“兵运”，他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寻找散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在陕甘边区秘密开展活动，陆续聚集起了一团人马，准备暴动。但不幸在庆阳北部与吴起交界的三道川，遭到土匪张廷芝的袭击，损失惨重。此乃“三道川事件”。
　　（12） 1931年夏，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来到陇东，在军阀陈珪璋部从事兵运。陈珪璋任命刘志丹为其11旅旅长驻防庆阳宁县早胜镇。刘志丹到宁县后，很快又集合了失散的革命同志，部队发展到300余人。8月，由于军阀之间发生冲突，刘志丹部遭到袭击，部队被打散，刘志丹、马锡五等人脱险进入子午岭山区，这就是“早胜事件”。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