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渭北游击战争的再度兴起

任学岭

　　陕西省委在部署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同时，对渭北游击战争又作出新的安排：在红二十六军影响下，重振渭北游击战争，积极配合红二十六军，以期使渭北与陕甘边连成一片，造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1日，陕西省委派贾拓夫为渭北特委委员，恢复整顿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贾拓夫受命后，先到武字区联络，既而折向富平城，在这里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宣布省委决定：撤销李杰夫渭北特委书记职务，特委进行改组。新的特委由李冲宵、郑彦清、汪锋、金理科、顾先臣5人组成，书记：李冲宵。
　　新特委组成后不久，杜衡在去陕甘游击队途中，滞留武字区，召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陕西省委的新决定：渭北特委由7名委员、两名候补委员组成，书记金理科。会议接着讨论了重建武字区委和反攻武字区问题。
　　12月中旬，贾拓夫在武字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陕西省委新决定：取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会由刘林生、孙金钩、曾楚川、赵应奎、王金彦、马志舟、顾先臣组成，书记刘林生。刘、孙、赵、曾、王5人为常委。1933年1月6日，陕西省委调整了三原中心县委，由书记刘林生、副书记汪锋、宣传委员孙金钩、军事委员阎文必、秘书徐海丰组成常委。3月29日，陕西省委对三原中心县委再次进行调整：刘林生、孙金钩均系新提拔的农村党员，他们回家乡领导群众斗争。调整后的中心县委：委员会由刘映胜、赵伯平、李俊藻、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6人组成，刘映胜任书记，赵伯平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暂代军委书记，李俊藻任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以上3人组成常委，其他3人为委员。5月上旬，刘映胜调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赵伯平继任书记。
　　与中共党组织重建同时，武装力量的重建也开始了。1932年12月，三原中心县委负责军委工作的曾楚川首先将被打散的游击队员和武器收集起来，以仅有的七八支枪为基础，开始组建武字后区游击队。群众对于重建游击队的热情非常高，有的积极报名参军，有的献枪械弹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建成两支游击队：武字后区游山队，20余人，10余支枪；南原游击队20余人，18支枪。不久，黄子文将两支游击队合并，正式恢复渭北游击队番号。1932年岁末，三原中心县委派金理科、金天华、程建文、黄子文整顿渭北游击队。他们在太和堡召开会议，确立了方案，中心县委照允。整顿后的渭北游山队，黄子文任总指挥，金天华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中队，人枪各20余。第一中队，队长李天保(刘鸿儒代)，政治指导员马志舟。第二中队，队长赵玉魁，政治指导员王瑞琪。①部队整顿后，即北上照金地区，配合红二十六军行动。1933年1月19日返回武字区。
　　1933年1月中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县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副大队长姚德顺。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侯振西；第二中队，队长吴世昌；第三中队，队长赵启民。全大队约50余人，中心县委派金天华在第二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刘清和为书记，原渭北游击队改称渭北游击第一大队。
　　1933年1月22日，省委委员刘映胜，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召开中共武字区委会议，决定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任务：第一中队向东，在武字区和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活动，支援富平的群众斗争；第二中队在西淳化地区发展，与第二大队协同。②对于第二大队的活动，中心县委接受了汪锋的建议由泾阳现地向北打通与武字区的联系，继而协同第一大队转向西进，向淳化发展。这一计划确立了渭北游击队的态势：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东向富平，西进淳化，南接泾阳。这一方案，形成了照金根据地的南线一翼，是对红二十六军的有力策应。在照金根据地与渭北游击区域之间，尚有一个中间地带：三原、耀县交界的小丘至耀县城。小丘驻有陕军第十七路军特务团(孙仓狼部)，耀县驻有骑兵团(王泰吉部)。红二十六军和渭北游击队，目前尚无力争取这一地带，而淳化县境的爷台山、凤凰山之线的耀县、淳化交界地区则是一个薄弱地带，成为照金根据地和渭北游击区联系的纽带。渭北游击队之西向淳化，旨在打通两地之间的联系。会后，各部按计划展开行动。
　　迄3月中旬，随着群众斗争的开展又新建五支游击队：
　　富平的都村、淡村建起一支游击队，其中共产党员六七人，枪三四支。
　　武字区建起一支游击队，4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七八人。
　　耀县西原建立起一支游击队，30余人，七八支枪。
　　三条沟建立起一支游击队，有灾民七八十人，枪30余支。
　　3月中旬，三原心字区游击队建立，共10余人，队长李青云(后为安大元)，区委书记韩学理兼指导员。
　　1933年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中提出：“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个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③15日再次发出指示信，明确强调：“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且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密切地配合起来，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④。即日，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宣告成立。总指挥李平，政治委员金天华，参谋长李天保，辖渭北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不久将武字区游击队，心字区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第二补充支队。总指挥部领导成员变动较大：金天华到任不久即调离，政委一职由张培述接任；5月李平调回省委，张培述离队，省委任命黄子祥为总指挥，刘映胜为政委；不久，刘映胜被派往耀县，协助王泰吉做起义准备工作，张秀山接任政委。渭北游击队不仅成为红二十六军南线一翼，而且多次与红二十六军直接进行战斗配合。
　　总之，两个多月来，渭北地区的工作已初见成效：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各地党支部开始恢复并有发展；革命武装开始建立；群众斗争初步在发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前两次失败给群众造成的疑虑尚未消除，基本群众多数还在观望；基层党组织仅在少数地方建立，乡和村基层政权普遍没有组织起来，整个组织工作还不能抓住群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一步工作计划是：首先抓紧武装力量建设，广泛建立10人、8人的小游击队，在此基础上集中编成红军一个团。在武装斗争不断胜利的条件下进一步动员群众，尽快建立基层政权，以便普遍展开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相应地转入分配土地。
　　渭北游击战争是在陕西省委错误估计形势下发动的。1932年12月20日，陕西省委紧急会议通过的《陕西省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新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确立了这样的思想：期望红四方面军北攻西安。那时全陕西暴动的时机就到来了。渭北游击战争的发动，就是发动全省暴动的一个重要步骤。省委紧急会议结束后，杜衡离开西安，在去陕甘游击队的途中，在三原召开渭北特委扩大会，传达这一精神，提出准备迎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六军会师西安的新形势。黄子文因持有异议，被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停止了一切工作。1933年1月3日，陕西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陕西省委给三原中心县委信》，一开头就说：“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胜利的进攻，与红二十六军回师陕甘边，以及由于渭北冬荒的深入，与国民党地土豪绅更残酷的剥削与屠杀，使渭北群众斗争在最近期间，更加飞快有力，莲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渭北群众斗争这一狂热的开展的形势，是把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更紧迫地提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渭北党对于目前渭北群众斗争的形势，显然是估计不足的，对目前形势还是一般的了解，而没有清楚地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进攻以来，渭北革命危机增长与群众斗争开展的速度、程度与新的形势，在国民党疯狂地‘围剿’与进攻的当中，党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与动摇。”“党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富农的让步(如南原，不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而只没收一部分剩余的土地)。”“从上而下，深入党内，特别在支部中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保证执行党的路线与任务的必要前提。”⑤
　　陕西省委上述指示的基本精神，仍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贯彻。虽然渭北游击战争再度兴起，中共基层组织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省委把陕西革命斗争，系于红四方面军进攻西安的幻想上，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渭北革命斗争的危急是无可避免的!
　　①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三原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三原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313页。
　　④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337页。
　　⑤ 《陕西省委给三原中心县委县》，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1992年内部刊印，第1—19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