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渭北游击战争的挫折—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

任学岭

　　以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与渭北苏区紧密呼应，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苏区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2月，国民党正规军3个团纠集庙湾等地民团联合进攻照金苏区。由于渭北游击队及时在敌侧后突袭，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苏区游击队积极袭扰，使敌疲惫不堪，被迫撤出山区。3月初，红二十六军在外线作战胜利后，返回照金。
　　4月下旬，国民党以陕军第十七路军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陕北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正规军4个团及宜君、同官、三原、淳化、旬邑、耀县等6个县民团的兵力，分4路“围剿”照金。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及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十六军转入敌后寻机歼敌。会后，红二十六军转战旬邑、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捷报频传。苏区军民团结一致，以各种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敌军，取得很多胜利。这时，红二十六军已扩大到500余人，加之此次“围剿”的总指挥王泰吉原系共产党员，同情革命，敷衍应付，对上假报战情，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然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杜衡从陕西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后(杜衡在2月初省委会议后回到了西安，4月下旬返回到红二十六军)，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6月17日，红二十六军结束外线作战的任务，返回照金。在照金北梁，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史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以杜衡为一方，认为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并提出以下几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逼西安等。杜衡的意见，得到省委巡视员李杰夫的支持。以刘志丹、金理科为一方，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并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在会上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就蛮横无理地给刘志丹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的夸夸其谈，与会者感到疑惑不解，但又说不出反对的道理来，便让杜衡凭借淫威，不顾边区特委、三原中心县委的反对，硬性通过了他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为了确保顺利南下，部队作了必要的调整，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下来，把多余的武器留给后方。全团指战员共300余人，七八十匹战马，几十匹骡子，枪支弹药比较充足。6月21日清晨，部队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刘志丹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饭后，部队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下午，部队到达桃曲原。
　　6月22日，红二十六军由桃曲原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进去，行军100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在这里，二团党委和游击队领导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对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有三种意见：第一种以李杰夫为代表，主张部队去内蒙古活动，然后打开国际路线，这种意见被否决了；第二种意见以刘志丹为代表，主张原地活动或向北发展，这种意见也被否决了，原因是大家认为这样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意见就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南下渭华的意见。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他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十六军尽快南渡渭河。
　　6月23日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长坳。在长坳，部队配合渭北游击队攻打了敌富平张德润民团。这个民团，是当地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镇压游击队的。这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刘志丹和王世泰等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便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去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随即他匆忙而去。
　　陕西省委听到红二十六军南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二十六军断送在渭华一带，省委书记袁岳栋立刻到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到三原正好碰见杜衡，遂在三原县民教馆，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同志针对杜衡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部队。遗憾的是，等命令传到高陵县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
　　6月24日晨，部队到达渭河渭桥渡口。渭桥渡口，是通往西安的一个主要渡口。渡口高崖上修有一座炮楼，河边驻守20多个武装团丁，盘查过往行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出现在面前，所以，当一个团丁从大门出来被捉住时，还蒙在鼓里。随后，逼团丁骗开他们的大门，一枪未放，缴敌枪十几支，夺下渡口。
　　夏天的渭河，水大浪急，几百人渡河非同小可。岸边有两条船，部队全靠船摆渡，很难在短时间内渡过，况且这里距高陵县城不远，一日被敌人发现，将迫于背水一战的绝境，大家非常焦急。
　　正在这时，河对岸一只小船载着几个人摆渡过来，其中一人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斜背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扬地站在船头。这个人以为渡口边都是他的人，毫无防备。船刚刚靠岸，“干什么的!”战士大声喊道。“我是团总薛兆兰”。随着来人的回答声，几个战士扑上去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这个薛团总，后来被击毙在渭河南岸的洪庆镇，他到死也没有明白红军是怎么突然降临的。
　　在这里，部队一方面积极寻找船工，一方面组织骑兵连乘马渡河，占领河南岸阵地，掩护部队过河。当骑兵连全部渡过河之后，大部队和驮骡依次过河。大约用了将近两小时，全团顺利渡过渭河。红军突然出现在离西安20里的灞桥，缴了民团和警察的枪，打了路过灞桥的军车，对西安震动很大。到了渭华地区以后，未见地方党组织联系，也根本没有游击队。部队徘徊在渭华地区，人生地不熟，不时遇到大雨，即刻山洪暴发，河水大涨，部队常被河水阻隔，行动不便，人马拖得疲惫不堪。不几天，敌人两个旅追赶了上来，红军被迫全部进入箭峪口。
　　终南山的峪门，大同小异，每个山沟里，都有万丈高的峭石陡壁，两山之间又有泉水冲击而下，这就叫峪口。峪中路都是犬牙交错的小路，忽上忽下，曲曲弯弯。当地人的麻鞋，几天就磨烂，红军战士走惯了黄土路，一走石头路，两脚就起泡。骑兵就更难，不到一天，马掌子磨掉了，马蹄子磨出了血，上下山，骑兵只好牵着马走。
　　终南山峰峦层叠，老百姓说，终南山有“三十六峪，七十二幽”，都是些险要山沟。红军部队进了山，吃的没吃的，住的没住的，幸好刘志丹事前让做了些干粮，才没饿肚子。这时，地下党派人送来信，说省委遭破坏，杜衡投敌叛变，现在退路被敌人堵住，回照金已经不可能，在这里立脚未稳，有叛徒为敌人策划，势必将全军覆没。
　　指挥部在青石崖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到豫陕边界的商洛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一是隔了秦岭，离西安较远，二是可以解决给养问题。晚上到了大龙庙，随后又进军张家坪。夜晚指挥部又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进军计划，都觉得只有进军商洛这条路。接着又安排哪些人先走，哪些人后走，直到凌晨才安排就绪。尾追敌人跟着赶上来，情形危急，刘志丹看到形势不利，就决定丢掉辎重马匹，轻装出发，在强敌包围下，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出击，保存实力。各自部署还未就绪，敌军已乘雾摸了进来。经过激战，部队分三路突围，汪锋、杨琪率一路及随营学校、少先队员向南退去。王世泰、吴岱峰率一分队向商洛方向退去。刘志丹率100多人，30多匹马，向蓝田方向撤退。但在敌人迫剿下，不几日，汪锋所带分队全部散失，刘志丹所带分队大部战死，突围出去的少数人也无处集结，王世泰所带分队与敌周旋数日也无处藏身。在终南山寻找部队的刘志丹与王世泰相遇后，决定将收拢的部队分路突围，最后脱险，先后回到红二十六军。各路脱险归队者共计70余人。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遭到敌人重兵围迫堵截，得不到接济，得不到休息，进退不能，苦战月余。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分散潜伏终南山中，又遭到敌人清山“围剿”，几乎全军覆没，上百名忠勇红军战士血洒秦岭。给陕甘边区红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是杜衡的错误直接造成的恶果。
　　追究这次失败的根源，我们还必须从陕西省委对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工作的指导谈起，在开辟照金根据地的过程中，陕西省委围绕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的工作，经历了两次改组会议。关于省委的改组，事情是这样的。1933年1月17日庙湾战斗失利后，杜衡写信向省委作了报告，三原县委也作了同样的报告。省委接到报告后，于2月初在西安召开了省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曹长清、袁岳栋、贾拓夫、刘映胜、杜润芝等。会议讨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曹长清建议，红二十六军应采取分散活动，组成若干游击队，深入到群众当中，与农民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指挥部，协调各部行动。这种做法不但目标缩小，便于机动，而且利于解决给养。同时在渭北成立一个游击队指挥部，与红二十六军密切配合。这一提案被会议一致通过。会议还决定成立陕甘边特委，以金理科为书记。会后，陕西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杜衡不愿在红二十六军工作，害怕艰苦的战争生活，他在接到省委指示信后，乘机离队，转回省委。他一回到省委机关，就对省委机关横加指责，并要求省委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的问题。省委于3月初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曹长清、杜衡、袁岳栋、贾拓夫、李月静、杨玉章。杜衡在会上报告了红二十六军的胜利形势，对省委提出严厉批评，指责省委决定违背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是取消红二十六军的路线，并要求改组省委。会议听取了杜衡的意见，接受了杜衡的建议，于3月15日形成决议。在杜衡起草的决议中，批评省委从立三主义、机会主义发展到了取消主义。改组后的省委，书记袁岳栋，组织部长杜街，宣传部长曹长清。以上三人组成常委，委员有贾拓夫、刘映胜、李月静、李盛第(团委书记)。杜衡留省委机关，红二十六军政委一职，由汪锋代理。会议还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直辖的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曹长清对省委改组以及会议对他的批评保留意见，并要求调离陕西。会后，3月15日，陕西省委将省委改组会议通知了红二十六军。对于杜衡留省委机关一事，边特委持反对意见，三原县委对此事也持反对意见。省委考虑了边特委和三原县委的意见后，复兼曹长清的意见，袁岳栋提议召集省委会议，讨论这些问题。会议于1933年4月9日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袁岳栋、杜衡、曹长清、贾拓夫、刘映胜、刘宗沛、李世英。会议根据袁岳栋提议，对省委再次进行了改组，书记袁岳栋、军委书记李世英。以上二人为常委。组织部长程建文，宣传部长贾拓夫，团委书记刘宗沛。委员：杜衡、刘映胜、李月静、曹长清。会议决定杜衡回红二十六军工作，并否决了曹长清调离陕西的要求。①
　　从上述可知：陕西省委虽然对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工作做出了一些指示和安排，但对整个革命形势和战略方针未做缜密的研究；对杜衡的错误虽然有一定的遏制，但未能在路线上分清是非，以致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陷入杜衡的“左”倾错误之中。杜衡被迫回到红二十六军后，对坚持照金根据地完全丧失信心，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省委虽然阻止南下，并对杜衡进行了批评，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果断加以阻止，而通过开会形式作出决定，结果为时已晚。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省委虽又做出了择机转回照金根据地的意见，但都不知红二十六军的处境，没有采取措施补救，结果导致了红二十六军终南山惨遭失败。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支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断送了。
　　① 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9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