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陕北两大区的战略协同—南梁根据地的建立

任学岭

　　(一)南梁地区的形势
　　南梁地区系指葫芦河发源地各支流川道，即平定川、豹子川、大凤川、林镇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百十里之地区。它的中心是荔园堡川的南梁堡，故史称南梁地区。这里是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地处甘肃省庆阳、合水、陕西省鄜县(今鄜县)、保安(今志丹)四县之交。其间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遍布，地势极其险要。进出这一地区的通道，只有西面的庆阳和东面的葫芦河谷，南、北两面均无便利的通道，为封闭型地形。这是一个天然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根据地。
　　南梁地区及其周围的反革命势力是薄弱的，与红军对峙的第一线敌军是当地民团，计有平定川民团陈官销部，太白川民团黄秀林部，二将川民团赵富魁部，蛐秀川民团刘生芝部，九嘴坡民团童八部，东华池民团张继成部。他们少则枪30余，多也超不过100。第二线则是地方实力派，有定边、保安张廷芝部，延安、甘泉高双成部，庆阳、合水谭世林部，西峰杨子恒部，平凉陈珪璋部。他们不仅派别复杂，相互掣肘，而且一切组织(武装、政权、派系)也都是脆弱的。此外，国民党正规军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驻守洛河沿岸中部、洛川一线。以上各部敌军，都距南梁甚远。西北面之敌约200里；东北面之敌约300里；东面之敌约200里；西南之敌约350里，南面之敌约100里。这样南梁红军便取得了南北约300里，东西约400里的广大回旋余地。
　　(二)南梁根据地的建立
　　1933年11月中旬，即包家寨会议后，红四十二师党委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和少数人马，带领伤病员和后勤机关，押着在三十里铺抓获的两名神甫，到平定川一带，一方面照顾伤病员，一方面着手组建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陕甘边党委先后派习仲勋、张策等人到南梁地区开展工作。
　　南梁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同其他根据地一样，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
　　这期间，习仲勋、张策等在南梁附近的二道川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他们确定的工作步骤和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他们深入到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小河沟一带，几乎走遍了南梁山区几道川的家家户产，紧紧依靠贫雇农，扎根串联，宣传革命真理，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帮助组建游击队、赤卫军，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贫困农民认清了国民党政权和封建剥削的本质，激发起为改变命运而斗争的革命热情，积极性空前高涨。首先，在南梁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又在南梁小河沟的四合台村建立了南梁山区的第一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接着，又在白马庙、玉皇庙、平定川、麻地台川一带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农民联合会是贫困农民自己的组织，属于半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组织农民打土豪，分财产，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成立了二将川、玉皇庙川、东华池、小河沟5个赤卫军大队，千余人。赤卫军是农民的军事组织，维持社会治安，协同农民联合会开展工作，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用梭镖、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等任务，发展壮大南梁根据地。
　　在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也积极又慎重地开展起来。1933年春季，在白马庙发展张志德、张钦贤、张志福、李元恒4名党员，建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白马庙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记，牛永清、武生荣、赫文明、贾生秀、白天章、边金山等一批优秀分子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一度处于涣散状态的中共陕甘边特委，也在南梁得到恢复，张秀山担任特委书记。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那就是在所有的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担任，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的战士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都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了拥护，因为红军很少像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打击敌人。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机动的作战，这正是红军受拥护的特点。”①
　　红军的发展和南梁根据地的建立，引起敌人的极度恐慌。12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地的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5千余人，分9路向南梁根据地发动“围剿”。
　　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斗争和南梁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建立庆阳、安塞、保安、合水四县游击队，坚持南梁根据地斗争，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同时，决定成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并任命张策为红四十二师后方特派员，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四十二师转移外线作战，南下到三路游击区。以第二路游击队打击进入南梁根据地之敌，坚持内线斗争。
　　第二路游击队，在杨琪、张策、吴岱峰等人率领下沿葫芦川转入平定川老杨村、豹子川王街村一带，将伤病员安置在农户家里。在这里设立了修械所、医疗所。然后分头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准备迎击来犯南梁的敌人。
　　12月初，“围剿”南梁根据地的敌人开始行动。王泰吉、刘志丹南下途中，消灭了固城民团、王郎坡民团、南邑堡民团等，并在正宁、旬邑一带扩大武装力量。
　　同时，红四十二师在淳化、耀县、旬邑、正宁地区转入群众工作和帮助三路游击队进行建设，鼓舞了渭北群众的革命斗争。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遂于1934年2月成立，总指挥王安民，政委张仲良。下辖直属特务队、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改编而成，队长刘玉才，指导员胡秉坤)、正宁五支队(高凤坡战斗中失散的红二十六军10多名正宁籍战士为骨干所组建而成，队长张占英)、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指导员赵德荣)、正宁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队长王世平，指导员王世英)、宁县三支队(队长王德宽，指导员李士新)、宁县一支队(队长杨德明)及淳耀、中宜、富甘、旬邑等游击队。
　　梁沟门会议后，红军主力部队中抽调出张振东、王英、杨丕胜、张志孝、强家珍等10人和8支枪，作为建立后方游击队的骨干和基础。11月下旬，在豹子川王街子成立庆阳、合水、保安游击队，不久又成立了安塞游击队。庆阳游击队，杨丕胜任队长，张克孝任政委；合水游击队，张振东任队长，孙第国任政委；保安游击队，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委；安塞游击队，王志昌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同时，成立后方委员会特务班，负责看押抓来的土豪，护理伤病员。
　　庆阳游击队成立时仅8人，杨丕胜奔走串联，10天内动员了30多名陕北南梁一带谋生的皮货商和雇工参加游击队。他带人闯进二将川刘坪堡，收缴步枪30多支，手榴弹70多颗。又抓住二将川民团团总赵富魁的眷属10余人，迫使赵交出50余支枪，部队很快发展到100余人。合水游击队成立时，只有6人，张振东利用曾与东华池民团总张怀治“换帖”的关系，将游击队埋伏在堡子外，自己进入堡子内，乘张不备，下了他的枪，迫使他下令民团全部缴械，收缴步枪20余支，还吸收了20多名新队员，几个月内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保安游击队30多人在豹子川一带活动，修理主力部队留下的残破枪支，很快武装起来，在洛河川金鼎山歼灭张廷芝匪部一个排，缴枪30余支，很快发展到200余人。
　　二路游击队指挥部领导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庆北、定边、华池、环县等游击队和保卫队，时而分散活动，时而集中作战，同这些民团展开了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先后拔除了华池、林锦庙、刘坪堡、阎家洼子、南梁堡、王洼子、义正川高台寨子等敌据点，缴枪270余支，南梁中心区域的反动民团，被扫荡无遗。继庆阳、合水游击队建立之后，南梁、庆北地区还相继组建了庆北、华池、定边、庆华、环县、柔远、温台等游击队。敌仇良民团一个营，孤军进到二道川，如掉进迷雾，情报皆断。粮食供应不上，常遭游击队的袭击，饥恐交加，处于进退两难之地。
　　这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人民政府的消息传来，敌人撤离了南梁，其余各路也停止向根据地进攻。
　　1934年1月8日，红四十二师又回到南梁的连家砭一带。
　　在此之前，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开到豫陕边境，为争取一部分参加革命，王泰吉要求利用旧关系前去活动，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放一把火”。师党委在连家砭会议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劝说不要去。王泰吉认为他有许多老同志、老部下，搞兵运比较有把握，坚持要去，师党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师党委于是决定刘志丹任师长。由于高岗在南邑堡有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撤销了他的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第二路游击队，给四十二师输送新战士200多名，战马70多匹，使骑兵团由初建时的两个连，扩大为三个连，有战马270余匹。
　　红四十二师抓住有利战机，主动出击，开展游击战争，南下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护送王泰吉出边区。部队从南梁出发，经连家砭，固城川，沿宁县、正宁南下，直抵淳化县蒋家山、马家山一带，与王泰吉分手。王泰吉前往淳化县通润镇其旧相识民团团总马云从家，被马云从出卖，押往西安，惨遭杀害。
　　部队南下在淳化、旬邑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帮助各游击队整顿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并相机打击了一些小股地方反动武装，随后挥师北上，返回南梁地区。
　　1934年春节快到了。按中国传统，春节大家都合家团圆，摆上丰富的佳肴，辞旧迎新。
　　南梁地区的群众本来生活就十分艰苦，加之红军的后方机关和伤病员住在这里，无疑加重了群众的困难。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让群众战士都过个好年，部队决定，趁春节期间，南下到耀县、铜川一带活动，打土豪，为红军筹集经费。腊月，部队在照金根据地集结。南下途中在石底子顺便收编了由黄龙山窜过来的土匪杨谋子部五六十人。部队准备先偷袭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寺沟南堡。
　　腊月三十日傍晚，部队到达寺沟南堡，被敌哨兵发现，偷袭未成，部队遂撤出，向距耀县50多里的北塬前进，准备攻占生义堡。生义堡位于北塬沟畔一个山嘴上，三面临沟，一面接塬，架着吊桥，抽去吊桥，人就无法进去。部队决定让战士芮四化装成拜年的百姓，混进堡内，约定进占城门，控制吊桥后，鸣枪为号，大部队再跟进。不到半小时，听到枪响，骑兵进攻，迅速占领了堡子。这户大地主家有30多口人，财物不少，让部队过了个好年。
　　正月初十，部队离开生义堡，在耀县、铜川活动一些日子，向南梁北上。部队行至合水蒿嘴铺时，发现收编的杨谋子部企图逃跑。杨谋子在黄龙山为匪多年，杀人抢劫，祸害人民。慑于我军的威力，为保全实力，不得已才接受改编的。杨匪的7名贴身保镖称“提枪不落空”，刘志丹等领导人开会商量，决定以开会为名，诱捕了杨谋子及所属匪部，当场处决了杨谋子及其手下几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其余人经教育，发放路费，打发回家。随后部队返回南梁根据地。
　　自从红军回到南梁地区以后，群众武装广泛开展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充分发展。到1934年2月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铜川、宜君和黄陵等14个县的部分地区。
　　根据有利革命形势，陕甘边特委决定立即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领导群众开展文化教育、集市贸易，发展生产，把南梁根据地建成巩固的后方。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马大爷家的院子里，由习仲勋、张策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作为根据地的最高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是：主席习仲勋、副主席白天章(后为贾生秀)，土地委员张步清，劳动委员牛永清，财政委员武生秀，粮食委员呼志禄，肃反委员贾生秀兼任，军事委员边金山，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负责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工作。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也正式成立了。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连发文件，把根据地建设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惠子俊、强家珍、张秀山、马仰西等率领游击队到庆北(今华池县城壕、悦乐、柔远一带)活动，组织了3个农民联合会和10多个分会。建立了杜家河、武家河、城壕3个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人，形成陕甘边根据地的西区。还相继建立了庆北、华池、定边、庆华、环县、柔远、温台等游击队。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的实践，也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师党委、陕甘边特委正确军事路线的胜利。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赤卫军的普遍建立，使南梁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成为陕甘边区坚强的红色堡垒。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