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任学岭

　　(一)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共中央自从瓦窑堡会议以来，一直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中共中央进驻保安后，更是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8月10日，由张闻天主持在保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代之以“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出了国共进行谈判以实现合作的建议。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的党内文件，正式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逼蒋抗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尤其是针对驻守西北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对于形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进而促进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1.中共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张学良年轻有为，素怀爱国之志，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军方阴谋炸死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趋强烈。继其父主政东北后，他坚持从大局着眼，极力顶住日本的压力，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强令几十万东北军入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代人受过遭国人辱骂，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后极力拥蒋反共，认为消灭了中共后就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因而他于1935年秋在西安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后，秉承蒋的旨意，大举进行反共内战。他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匪”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但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3个师，一○九师师长牛元峰、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官兵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蒋介石、何应钦对张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要减发军费，还宣布撤销被歼灭的一一○师、一○九师两个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大加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这时适逢“一二·九”运动爆发，青年学生冒着军警的大刀、水龙游行示威，奋起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的呼声，就如同响在他的耳边。张学良不能不因失地的罪名在身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了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介石、何应钦的欺负而感到苦恼。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再跟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的。于是他设法找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想寻得一条新的出路，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
　　而此时的中共中央也一直把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作为中共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致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揭露蒋介石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阴谋后，指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①。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中共合作抗日。其中尤以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最为突出。高被红军俘虏后，自度必死。但在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下，他不但没有被杀，而且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关系；看到红军虽然生活艰苦，但却朝气蓬勃，有丰富的政治文化生活；他亲耳听到红军长征中许多英勇事迹；亲身感受到红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真诚的抗日主张。这一切，不能不使他产生敬佩的心理。高作为东北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与红军作战，完全是被迫的。被俘之后，他从切身经历中，受到深刻教育，明白了许多从前不懂的道理，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主动提出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其要求得到批准后，在洛川面见张学良的过程中，高福源声泪俱下、发自肺腑的对中共苏区见闻的感言深深打动了张学良，同时向张转达了彭德怀表示中共可派高级代表与张学良谈判的意愿。张学良很高兴，并派高再去苏区联络。这一切，对于促成张与中共的初次会谈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到洛川首先会见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就红军与王部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议：政治上，同意《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经济上，王答应开放几个口子给红军运输物资。②张学良于1936年3月5日飞抵洛川，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洛川会谈情况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会谈。当时中共党员刘鼎在张学良处工作，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张学良对中共有了更正确的了解，增强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4月9日晚，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天主教堂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东北军方面还有刘鼎、王以哲参加。会谈取得成功，主要有：第一，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愿酝酿此事，以促成此事；第二，关于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张学良因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存在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到，如蒋投降，即离蒋独干；第三，关于经济通商，张学良愿意赞助。通过延安会谈，更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为西北大联合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于1936年4月25日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强调指出：在全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③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具体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文件还指出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是做耐心细致的政治工作，关键是使其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先派刘鼎，后派叶剑英为驻东北军的代表，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④
　　2.中共对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杨虎城的部队，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的西北军，有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而在1935年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或个别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与其共事。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一个小军阀，杨虎城也追随蒋介石反共，但不是把共产党人杀掉，而是把他们“送走”，准备一旦需要时再拉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时，他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他还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年初，徐海东所部红二十五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阻拦，由鄂豫皖转移到了陕南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直接威胁到了杨虎城的利益。1935年1月，他奉蒋介石的严令，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切实和红二十五军大打一场，结果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备受蒋介石的申斥。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现实逼着他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抗日主张产生兴趣，就积极寻机与中共中央联系，共产党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早在1935年11月，在津沪一带坚持地下工作的南汉宸，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杨虎城(杨当时正在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向杨介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劝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随后申随杨到西安，并留在杨部工作。1935年12月，为了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曾亲自向曾在十七路军做过地下工作的汪锋交代任务，派他携亲笔信赴西安找杨虎城。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考虑到杨与中共有历史关系，比联张的条件好些，可能较易收到效果。汪锋颇费了些周折见到杨虎城后，递交了信件，详细向杨说明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回答了杨所提的一些问题，受到杨的热情接待。杨对于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造成杨部一团长阵亡，部队受到损失，违反双方互不侵犯协定提出意见，还对红二十五军在处理蓝田战斗的俘虏时，将杨虎城之警二旅旅长张汉民(中共地下党员)等20多人当作反革命处决表示不满。对此汪锋详加说明原委并承认了错误，取得了谅解。杨对毛泽东的信任与问候表示谢意。汪又会见了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共同商讨了在十七路军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此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派徐彬如、谢华到西安在杨部做联络工作。他们通过杨的宪兵营营长金闵生和参谋长圭根僧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在杨部的掩护下，1935年年底，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并开展活动。不久，负责平津一带地下工作的王世英，从天津到西安。他一则要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同时也是受杨虎城之邀前来谈判联合抗日的问题。事前，王曾与南汉宸交换过意见，王世英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以及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然后，王世英和汪锋同到陕北向中央作汇报。后来，汪锋便作为中共党的代表在杨部工作。王世英在返回白区途经西安时，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已同意所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态度。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由于他与杨早有关系，杨对他很信任，便把他留下帮助做政治工作。经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了如下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双方各守原防，必须要过境时可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密切联系。第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自此以后，十七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成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去应付特务监视。接着，红军的秘密交通站也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在鄜县、西安等地成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虽然再度建立，但在某些问题上还未取得一致意见。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⑤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在此期间，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加强十七路军的抗日教育，改组了其部队的步兵训练机构，由赵寿山负责，王炳南任政治教员。红军常派干部到十七路军工作。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西北救国会、宋绮云等集资办莲湖食堂(中共地下抗日联络站)，杨都分别资助数千元作为经费。至此，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3.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中共和红军对其部队下层也展开积极的统战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回俘虏作义务宣传员，对前沿邻近的部队，进行各种友好往来，如欢迎他们来红军防区看戏，等等。张杨的下层官兵，特别是东北军，都有失土亡家之痛，妻离子散之苦，非常容易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于对张、杨及其部队的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从1936年上半年起，就实际上完全停止了敌对状态。有时为了迷惑蒋介石，故意打一些你退我进，我进你退的假仗。停战局面既已造成，红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就从过去的敌军变成了合作抗日的友军。同时，中共十分重视做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团结工作。作为两支不同体系的旧军队驻扎在一起，时有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如不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西北的“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起来。特别严重的是蒋介石善于施展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惯技，经常制造张、杨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加剧。他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却又散布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并派人向杨虎城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思想。南京方面派来的特务还在下面故意制造纠纷，造成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不和。张、杨对蒋介石的阴谋有一定认识，东北军移驻西北后，无论是张对杨，或杨对张，双方都比较注意争取对方的谅解。但在蒋介石特务系统的挑拨下，他俩的部队之间却不断出现过摩擦，甚至关系一度较为紧张。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中共驻西安的代表及地下党员，联合张、杨内部进步人士如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杜斌丞等，主动在张、杨之间做工作，促进他们之间的了解，消除误会、增强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先进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随着张、杨的转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也实现了团结。1936年10月，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⑥第一次公开称国民党军为友军。至此，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确立。
　　西北大联合实现后，三方利用各自的条件相互配合，共同为发动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准备全民族抗战，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和斗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三方互通情况，遇事协商，相互协助。中共及时把与南京方面秘密接触的情况向张、杨通报，还把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内容作了通报。张、杨也把他们与蒋介石、阎锡山及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接触的情况向中共作及时的汇报。张、杨为应付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希望红军撤出某地时，红军都给予方便和支持。在万一需要向红军进攻时，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以免误会。张、杨为改造部队，培养抗日力量，在西安城南联合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训练连以上团以下的军官。叶剑英、邓发等共产党员任教官，在培养抗日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共同努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做了重要准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了，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万人集会上，提出组织“五省抗日联军”的口号。11月28日在纪念杨虎城北伐时期坚守西安孤城十周年大会上，张、杨均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两军将士拼命地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寸。在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举行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这些活动坚定了张、杨联共逼蒋抗日的决心。
　　第三，共同做争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工作，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张学良除亲赴上海多次与杜重远、李杜恳谈，到山西与阎锡山会商外，还派栗又文去新疆联络盛世才，派刘启戈去广东联络陈济棠，派解方去广西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派恭子正到北京、济南联络宋哲元、韩复榘，派傅剑目到成都联络刘湘等。张学良与杨虎城还一起赴榆林联合井岳秀、高桂滋等。
　　“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最坚强的抗日的基地，壮了张、杨逼蒋抗日的胆量，坚定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没有西北大联合，要发动西安事变那是不可想象的。联合抗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西北大联合具有强大的合力。蒋介石认识不到“三位一体”的力量，硬是把张、杨“逼上梁山”，逼出了一个西安事变，完全是自取其辱。⑦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发动了西安事变，东北军一部以迅速的行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同时，西北军在西京招待所还扣留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10余人，解除了国民党中央宪兵2团、省公安局、别动大队等武装，并接管了西郊机场，控制了西安全城。张、杨向全国发出通电，同时，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共商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际国内十分关注。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杨及共产党之间大规模的内战；英美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苏联对事变持否定态度，但主张事变“迅速和平解决”。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后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积极寻求营救蒋介石的途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各地方实力派、各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内战一触即发。
　　12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保安，首先接到中共驻西安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急电，随后又收到张、杨两将军的电报，知道了当天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开会讨论，会议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⑧
　　当天中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城外洛河岸边的平地上，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活动分子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并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2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并通知他们，红军已经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领导人名义，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就“西安事变”通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起因，赞扬了张、杨的八项主张，揭露了亲日派的阴谋，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要求南京当局“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之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并表示红军愿意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赴西安参与谈判。
　　12月14日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离开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6日到达延安。17日，乘张学良的飞机抵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全权处理“西安事变”。同时，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也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的道路上来。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两天研究，决定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的党内文件，指出：对西安事变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这对日本扩大侵略是有利的；如果和平解决，结束内战，就可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同时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提议召开和平会议，并向南京和西安方面提出四项和平条件。在和谈过程中，中共中央于12月21日电示在南京的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五项要求，配合西安的谈判。同一天，还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一方面是南京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取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⑨要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3日，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杨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正式举行三方会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21日的来电精神，提出中共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救国方针；(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救国办法。协议达成后，蒋介石提出以他“领袖人格”做担保，不做书面签字。为早日解决问题，西安方面同意了蒋的要求，周恩来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个样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也没用。”⑩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南京后，立即扣押张学良，发表《对张杨的训话》，并调集大军进攻西安。为了揭露蒋介石，敦促其实践西安协议，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在声明中特别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复的6项条件，指出这是蒋介石在西安获得自由的条件，并严正警告蒋介石要“言必信，行必果，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11)并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之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和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立场原则。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的承诺，尽快撤兵，以防止新的内战的爆发。(12)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在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13)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提出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坚持的三个条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指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之实行。(14)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在谈判中应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15)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谈判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2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促使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化解了一场新的内战危机。
　　①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0页。
　　②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
　　③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④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181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⑥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⑦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73页。
　　⑧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442页。
　　⑨ 《毛泽东全书》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⑩ 《毛泽东全书》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12)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637页。
　　(13) 《毛泽东全书》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4)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
　　(15)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