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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力更生 进行农业大生产：第三节
张水良
第三节 发展经济 以农为主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坚持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同时，总结了我们党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在革命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经济建设运动的历史经验，结合了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党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号召全体军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
但是，当时有些同志，对于党的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
在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物资供给迫切需要的面前，有些同志不懂得整个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企图脱离发展生产的轨道，孤立地就财政问题去解决财政问题，他们终日忙忙碌碌、打打算算、盘盘点点、收粮收税、弄吃弄穿，……只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拨算盘，划圈子。有的地区，还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完成动员财粮任务，等于完成政权任务的百分之八十。”甚至考核干部，也是以“完成财粮的数目字为标准的。”①由于这些同志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没有以最大的力量去做发展经济、增加生产的群众工作，因此，我们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的困难，仍然还是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当然，动员财粮，收粮收税，是抗日战争所必需的，解放区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这和民主政府的各级干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方面的工作”，这又是必须加以着重指出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经济与财政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分配是从属于生产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②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那种忘记发展经济，“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正确地解决了财政同经济的辩证关系。他说：“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③也就是说，物质的现实只能依靠物质力量去解决。因此，党中央1943年10月1日对党内的指示中，再次号召解放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④同时又根据当时各级机关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况，对县区党政工作人员提出严格而又明确的要求：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这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路线，根本政策，也是我们党和“刮民党”的根本区别。我们只有确实这样做了，才会感到自己是真正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人民群众也才会感觉到我们是真正和他们心连心了!也只有确实这样做了，我们才能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他们才会从心底里说出“民主政府爱人民”，征粮征税是应该的、必要的、合理的，因而，也就会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并将更多更好的粮呀草呀等等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送给自己的民主政府，送给自己的亲人子弟兵，“拥军爱政”，支持抗战。
例如《解放日报》1943年4月2日《延安县川口区六乡农业调查》一文报道：“在1937年初，全乡居民178户，人口不过800人，耕牛共63犋，耕地7千多亩，有一大半土地没有播种，这年的收获量是细粮471石。到1942年本乡居民增至515户，人口增至2，136人，完全播种的耕地17，520亩，耕牛154犋，1941年本乡的收获量是细根3，793石，1942年虽然遭了风灾虫害，但是收获量仍为细粮3，270石。”……
为什么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农业经济在短短的几年间“能有这样飞快的发展呢?”调查者回答说：“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延安县以及区乡干部。对于本乡的农业生产曾进行了具体的领导与细密的组织工作。”“川口六乡经济的发展，不但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同时也保障了抗战的需要。”(详见表五)：
延安县川口区六乡，在1940年至1942年的3年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全乡农民踊跃交纳的公粮共计1，765石，如以1942年全乡515户为基数计算，则3年间平均每户交纳公粮3.42石。因此，“这就说明，如不发展经济，则改善农民生活与供给抗战需要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经济建设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解放区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究竟是什么呢?这又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有些同志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军工计划”等等，以为这才是“轰轰烈烈的”、“正正规规的”大经济建设。显然，他们的这些“建设计划”和“发展方案”等等，都不是从边区实际出发，而是从大城市、“大洋人”那里搬来抄来的那么一套⑤。
毛泽东同志反对这种“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观点，反复地说明我们党的经济建设工作必须完全适应当时的环境，也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我们边区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⑥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农业。这是因为解放区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主要的生产者是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革命人民抗日的广阔天地。农民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也就是说，解放区军民进行持久抗战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人力主要是来自农村，取自农民。在当时条件下，不但军民日常生活中最迫切需要的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要从农产品(粮食、蔬菜、肉食、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麻、柴火、木料等)去解决，就是其他日常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医药、文化用具、煤油、肥皂、布匹等)，也只有用农产品进行贸易来换取。同时，我们自己要从事一部分可能与必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织毛线衣、做鞋、抽丝、卷烟、榨糖、磨粉、碾米、挖炭、锯木头等)以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被服业、皮革业等)以满足军民更多的需要，也必须由农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和粮食，由农村吸收其产品，提供其市场和资金，手工业、轻工业发展才有基础。而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⑦因此，我们无论从哪一部门说，从哪一方面想，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我们最大需要的是农业，迫切需要的是农业，切实见效的是农业。因此，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的战争。”“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⑧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事业，就应让农业领先。中共中央1943年10月1日对党内的指示中，向全党强调指出：“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就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⑩又说：“本国农业或者外国农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的发展基础。”(11)恩格斯也曾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12)这些精辟论述就是说，在古今世界，农业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适用于几个社会形态的共同规律。即使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但它必须也必定是以外国农业为基础的，否则是不好过日子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3)。因此，人们在谈论农业的重要性时，往往总是喜欢用下列两句话为结语：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衣食之源”。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14)在抗日战争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特别是进一步地把我们党领导农民发展农业的问题，提高到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来考察。如194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字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作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15)
可是，我们党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建设方针，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和所有的部门都能深刻现解和坚决执行的。有些同志在他们脑子里，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比较或特别地重视了商业，而轻视了农业。如据当时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称：“中管和后勤两方1941至1942年的两年中，从事农工商各业的资金，各企业所分配的金额，其中农业只占17％，商业则占69％”(16)。在这些同志看来，发展农业“费力大，周转慢，获利小”，“远水不解近渴”。这种思想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它实际上就是那种轻视农村工作，看不起农民力量的“城市观点”在解放区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另一种反映。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多次论述发展生产，应“以农业为主体”，“以农业为第一位”，反对那种冒险的无根据的“空嚷发展”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反对这种主张把商业放在第一位的错误观点。他说：“他们不知道只有农业与工业是产生价值的，商业不过是流通过程，它本身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的。”“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17)
总之，如果我们要发展解放区经济就应当从农业开始，并“以农业为主体”。离开这前提，而去谈什么“建设工业”，“发展商业”，……都是空话，办不到的，也则是“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而在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增产粮食和推广植棉。因为，粮食解决了吃饭问题，棉花解决了穿衣问题，这是人们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但在当时情况下，增产粮食和推广植棉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只于此了。在我们当时被敌人封锁、分割和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粮食和棉花不但是解放区军民赖以维持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又是我们保证物质供应，坚持持久抗战的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我们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物质基础。因此，中共中央1943年10月1日对党内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而又尖锐地向全党同志指出：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17)特别是增产粮食问题，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深刻指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是普遍的缺乏，而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在城市，最缺乏的则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18)
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也可以说，粮食是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的基础。我们如不紧紧地抓住这个“基础”，大大地建设这个“基础”，那末，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我们需要的给养，也就没有真正的物质基础，这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可见，农业问题，其中尤其是粮食问题，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有时它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政治问题或军事问题。
解放区全体党政军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执行“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建设方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广泛流传的《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20)；生动地反映了军民生产的无限热情：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
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现阶段，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
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努力也是抗战!”
① 参阅《解放日报》1945年3月1日。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8页。
③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46～847页。
④ 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第866页。
⑤ 参阅《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册，第227～229页。
⑥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917页。
⑦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1页。
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2、653页。
⑨ 见《毛泽东选集》第866页。
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885页。
(11)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42页。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45页。
(1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74～375页。
(14)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17页。
(15)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918页。
(16)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86页。
(17)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60、101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868页。
(19)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0页。
(20) 塞克词、冼星海曲。1939年写于延安。见《建军五十周年歌曲集》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5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