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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齐心协力 帮助农民 增加生产：第三节
张水良
第三节 贷款贷粮 扶植农业
为了进一步从财政经济方面支援农业，更快地发展生产，解放区民主政府在号召农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同时，在财政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可能，发放了大量的低利或无利的农业贷款贷粮，给予农民群众以及时有效的支持帮助。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视与关怀从财政经济方面给予农民尤其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以支持帮助，并把农贷列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政策。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第六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加农贷。”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当时边区农民中，还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时，关切地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使农业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并指出，“要使区乡干部认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不要将农贷看作赈灾救济，不可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及不负责任的态度。”①
鉴于过去有些地区、有些干部对于农贷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贯彻执行党的此项重要政策中存在着或“左”或右的偏向，未能及时、切实地解决农民群众的困难，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少的损失，《解放日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于1943年1月19日，发表题为《迅速发放农贷》的社论，论述了农贷的意义、原则、对象，办法等，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应把此事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社论强调农贷工作“必须抓紧时间，以期不违农时，使农贷发挥最大的作用。特别是耕牛农具贷款，更需要立即放出”。总之，要使“农贷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边区国民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各解放区，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对过去农贷工作都作了严肃检查和认真的总结，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出了有关发放农贷的通知和采取有效的措施。
如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特于1943年春举行41次政务例会决定，《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共14条。兹摘录如下：
“第一条：为发展农业生产、调剂农村金融起见，特举办农业贷款。
第二条：农业贷款分为：(一)农业生产贷款(二)农村副业生产贷款(三)农业供销贷款(四)农田水利贷款四类，而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
第三条：农业生产贷款分为下列四种：一、耕牛农具；二、种植棉花及其他带有推广性的农作物；三、种籽肥料；四、各种青苗。本条贷款以勤劳之贫苦农民为对象。
第四条：农村副业贷款分为运输、纺织、畜牧、养蚕、榨油等项，以具备生产条件之农户为对象。
第五条：农业供销贷款特分为下列二项：一、供给农村必需品(如农具、种籽、副业、原料等)之周转资金；二、运销剩余农产品(如粮食及副业产品)周转资金。本条之贷款一般以民办合作社为对象。
第六条：农田水利贷款，包括修渠、开坝、凿井等项，一般均经过主管建设之机关贷给直接之生产农户。
第七条：对于移民难民之贷款办法，应依照优待移民难民优待条例办理之。
第八条：贷款利率长期以年利一分(周年百分之十)计算，短期以月利一分计算之。
第九条：贷款期以一年为限，必要时经政府酌量延期或分期、转期归还之。
第十条：农贷由建设厅主管，由区乡政府发放，并由乡政府负监督用途及督促归还之责。
第十一条：如遇天灾人祸等意外事变非人力所能克服者，经乡政府呈报县政府查核后，得呈请主管机关减少或豁免偿还。
第十二条：凡借款不照章程执行或转作不正当用途者应分别轻重给以处罚。
……”②
又如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3年9月《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为着鼓励和提高生产起见，各地政府应拨出大批款项，作为农业生产贷款之用，并鼓励各地合作社向农民举办各种贷款(如种子、耕牛、水利、肥料、纺织贷款等)。但一切农贷必须与农民生产计划和生产需要联系。过去各地农贷多无组织无计划的进行，因此，对于提高生产未能起着应有的作用，而且所贷出的款项多无法收回，这种现象必须纠正。”③
在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努力和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各解放区经过了对农贷工作的检查总结，纠正了过去存在的某些偏向之后，不但及时地发放了相当数量的贷款贷粮，而且一般说来，都“放得准，放得对”，受到农民群众的好评。如晋察冀边区北岳区1943年春耕贷款900万元，“由各地春耕委员会及合作社经手贷给农民”，购买种籽、肥料、农具、耕畜。据完县的统计：用于购买耕畜者占43.88％，用于购买农具者占27.27％，用于购买种籽者占6.08％。由此可见，农贷的主要用途则是扶助贫苦农民发展生产④。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全面开展之后，为了更好地支持农业生产，加速农村经济发展，适应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民主政府发放的贷款，更是一年比一年增多。陕甘宁边区经由建设厅和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1942年361万元，1943年2，780万元，1944年10，000万元，1945年59，900万元。⑤
边区财政部门，为了支持大生产运动，扶植农业，付出了相当之大的力量。当然，这也是与边区生产的发展和财政收支的逐步趋于平衡分不开的。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也大体如此。我们从下列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历年资金发行用途的变化，便可见其一斑。冀南银行历年军政费用透支和投资贷款比重如下(见表二十八)⑥：
上表可见，从1943年起，冀南银行就以更多的款项转移到扶持生产方面来了。无疑的，在当时的敌后解放区，在银行的生产投资贷款中，占主要的是农业贷款。据统计，晋冀禽豫边区从1940至1945的6年中，发放的农贷共达134，826万元，其中前3年为11，840万，后三年为123，986万元。⑦
据华北和华中解放区苏中、苏北、皖中、淮北、太岳、太行、冀鲁豫、晋察冀、鲁中、豫鄂洲赣皖、胶东、鲁南、渤海垦利县、晋西北等十四个地区的不完整统计，仅1944年，除发放农业贷款22，090万元以外，又发放一批农业贷粮。(详见表二十九)⑧：
贷款贷粮政策的实施，对于打击农村高利贷剥削和限制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支持集体劳动组织和扶助贫苦农民发展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陕甘宁边区，1942年由边区银行主持在延安、甘泉、鄜县、安塞、子长、因临、志丹等县在8，025个农家中，发放了耕牛、农具贷款1，579，393元，加上农民自筹的资金1，036，921元，共买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8，780亩，估计可增产粮食26，105石。⑨
1942年，边区银行又在东三县，即延长、延川、固临发放了植棉贷款963，650元，扩大了植棉面积51,574亩，估计可增产棉花872，185斤。⑩
在敌后解放区，发放农贷获得的实际效果很显著。晋绥边区晋西北区，1943年发放农资1，300万元，仅兴县、临县、河曲、保德、神府5县则因其中水利贷款增加水地11，000垧(每垧3亩)，增加粮食5，000多石。1944年，该区发放500，000元棉贷，种植70，000多亩棉田。1945年，计划增发棉贷1，000万元，棉田增植到10万亩(11)。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1943年水利贷款由1942年的40万元增至235万元，又贷粮(米)20万斤，帮助人民开凿了许多新渠，修筑了不少河堤，增加了大量水地，提高了粮棉产量(12)。晋察冀边区在1944年，由于及时发放耕畜贷款2，000万元，生产贷粮18，000石，以及发动群众集资互助，便补充了耕畜22，000余头，超过了1943年日本侵略者大举“扫荡”损失6，700余头，此外，还补充了农具26万余件，大大解决了群众的困难，这就使该区一月经济会议提出的开展生产运动要做到“不荒一亩热地，不低于上半年生产水平”(13)的要求，有了切实可靠的物质保证。如1943年惨遭敌寇洗劫后的北岳区平山县岗南村，1944年一年来，“人们在排除万难中取得了大生产的胜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春耕时，民主政府给以“贷粮借款”，计耕畜贷款20，000元，全村共补充耕畜36头；代购农具75件；贷粮500余斤；借出种子181斤，这样，“贫苦户的春耕问题全部解决。”(14)
上述材料，充分说明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是何等重大。广大农民群众对于这方面的感受是十分深切而激动的。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初发放农贷时，有些农民“以为‘穷公家怎地会有钱借给我们’”?这种“怀疑情绪”，现在“已完全改变，一般贫苦农民都说：‘政府真正在解除我们的困难，给了我们以实际的帮助。’”“公家真替老百姓想得周到，没棉籽给咱们运，没吃的给咱借，打下是咱自己的。公家为了老百姓吃饱穿暖，这么费心，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劳动!”(15)1946年7月1日《北方文化》《晋察冀边区九年来的农业生产运动》一文中，谈到该区民主政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8年中，在财经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帮助农民，扶植农业，尽了最大的力量，自1939年到1945年，先后共发放贷款441，980，273.5元，贷粮188，448大石。该文写道：“无怪农民把民主政府叫做‘大当家的’，叫县长为‘庄稼王县长’，他们感激共产党，感激毛泽东。”(16)
与此同时，民主政府并鼓励、支持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社，如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向农民举办各项农贷，以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发展生产。如陕甘宁边区延安南区综合性合作社，在1943年春耕期间，曾以14万元无利贷给了十一个变工队和扎工队，有力地支持了集体劳动生产的发展。不但如此，同年该社又协助民主政府举办了50万元耕牛实物贷款，20万元农具实物贷款。由于该合作社干部工作上认真负责，多方努力，这70万元耕牛、农具实物贷款，都如期如数地交给农民使用，切实保证了春耕生产顺利地进行。据统计，该社全年向群众发放信用贷款共计419万元，其中买耕畜190万元变工、扎工买粮开荒工资95万元(17)。群众则因此而增加了大量的耕地。这些不能不说是合作社在扶植农业方面的又一大成绩；也充分说明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此外，解放区民主政府在解决移民和难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方面，也给予不少的物质帮助和财政支持；并把它列为一项重要政策。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从1940至1942的三年中，民主政府替难民解决生产困难的各项物资，计有粮食162，338担(每担300斤)，种子9，575担，农具3，484件，耕牛1，273头。1943年，据延属分区的不完全统计，仅在春耕期间，民主政府帮助移民、难民解决的农具、耕牛、粮食等，计有粮食1，064石8斗7升，农具804件，耕牛602头。而据延安县的统计，在这一年，仅调剂给难民的种子就达13，000多斤，耕牛270多头(18)。在财政上，边区民主政府公布的“优待移难民条例”中，明确规定：“农贷之发放，移难民有优先权，如不足时，当酌情增补”。新正县在1943年春，安置了946户移民、难民，共2，925人，民主政府除借给细粮300石外，还发放农贷778，520元(19)。1944年，边区民主政府发放的1，480万元的耕牛农具贷款中，“首先是照顾移难民，他们都由此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例如新正县的移民、难民，平均每户可领到贷款600多元(20)。
由于解放区民主政府优待移民、难民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在抗战八年中，每年都有大批的难民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涌向抗日根据地来，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3年的三年间，逃来陕甘宁边区的难民至少有70，000左右(21)。在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关怀照顾和军民的热情帮助之下，使他们有可能“提高劳动情绪，增强劳动效率，巩固劳动信心”，发挥其强大劳动力。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2年，前来陕甘宁边区的“难民开垦的荒地约有200多万亩”，而1943年从河南、河北等地前来的“几万难民所开垦的土地，也不下几十万亩。”(22)如这一年关中分区新来的移民、难民，每一劳动力开荒7.9亩，共开荒38，774.7亩(23)。仅新正县在同年5月1日统计新来的难民开春荒，便达6，904.3亩。
在敌后解放区，情况同是这样。民主政府“对于从敌占区扶老携幼涌向根据地来的同胞”，规定“可享受与根据地内人民同等待遇”。在物质与财政上，除了帮助他们找到住所与土地外，还“贷给款子、农具、耕牛与粮食，使他们参加生产”。据晋绥边区晋西北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兴县、岢岗、离石、交城等县，“移来难民在万人以上”。在岢岗县某区移难民518人，民主政府贷给粮食12，217斤，“彼等积极开荒达三千余亩。”许多难民表示：“依靠我们唯一的工具镢头和血汗，用‘起鸡叫，垂午夜’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有无限信心完成生产任务。”(23)因此，有很多难民，在边区民主政府的物质和财政扶持下，一年就翻身了。如1943年安置在关中分区赤水县的174户移民、难民，到1944年“都有吃有穿快快乐乐的在从事生产”，“过去荒芜人烟的难民村，也已成为繁盛的村落。”河南难民陈长安(24)，一家五口，1943年春逃来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鄜县三乡岔口村，开了28亩荒，女人搞副业纺织，到秋天计收入谷子二石二斗，糜子二石五斗，包谷六斗多，麻子荞麦各三斗，洋芋八袋，辣子20多斤，烟叶15斤，菜600斤，全家可以吃到1944年8月。“象这样由一无所有的难民很快就达到不愁吃穿的生动例子，在边区真俯拾即是，不胜枚举。”(26)无疑的，这不但使边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增加了一批新的劳动力，将广漠的荒山变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使在敌寇带来的深灾重难中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活手段的人们，找到了归宿，重建了家园，有吃有穿，安居乐业。这就使解放区在政治上给予全国以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它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明了边区民主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正如一位从河南逃来的老汉逢人就说：“我到边区才9个多月，已经吃得饱，穿得暖。我活了70多岁，才看见有这么好的政府。”(27)
民主政府的贷款贷粮和各行各业的踊跃支援，使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了切实可靠的保障，因而，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热忱，大大地增加了生产，也大大地加深了党、政、军等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民主政权。所以，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8)解放区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支农生产工作，就是我们党和民主政府给农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的一种切实有效的办法。显然的，它对农业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对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38、39页。
② 《解放日报》1943年3月2日。
③ 见《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203页。
④ 参阅王家祥：《晋察冀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0页。
⑤ 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5页。
⑥ 见《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问题文选》，第一本，第27页，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62页。原编者注：其中1941年的数字加起来超过100，显然有错。
⑦ 见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第71页。
⑧ 见《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
原附注：一，太行贷款中有16，500，000元为合作贷款。二，晋察冀的贷粮中有900大石作为生产赈粮。三，各区货币比值不同，贷款合计数仅供参考。
⑨ 《今年的农贷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⑩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11) 参阅：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40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557、560页。
(12) 参阅黄醒：《晋冀鲁豫的生产建设》，《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26、127页。
(13) 参阅《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38页。《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
(14) 《晋察冀日报》1944年12月5日，引自《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401、402页。
(15) 参阅《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1943年7月26日。
(16) 引自《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53页。
(17)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2月9日；《群众》第九卷第十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10页。
(18)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6月20日；《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23页。
(19) 白蕾：《移民难民的乐园》，《群众》第九卷，第十六、七期，1944年9月25日出版，第755页。
(20) 《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第23页。
(21) 《群众》第九卷第十六、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50页。
(22) 《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22、23页。
(23) 《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24) 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40页。
(25) 1943年11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26) 参阅白蕾：《移民难民的乐园》，《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55页。
(27)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28)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200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