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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同甘共苦 军队机关生产自给：第一节
张水良
第一节 军队屯田 粮足兵强
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以军队为主的公营农业经济。“劳动力是经济事业中的决定的条件。”①军队是农民之外数量最大又是最有严格组织的劳动集团。当时处于经济非常困难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军队只有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条件，除了打仗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障自己的物资供给，解决吃饭穿衣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反之，我们的军队，“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将饿饭。”②显然，如果这样下去，抗日战争的物质困难，就不能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在持久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军民之间的关系也就会产生紧张……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从事生产，不但是为解决物质困难所必需的，而且在密切‘鱼水之情’的军民关系上，也有着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同志曾有过不正确的认识，“以为军队用不着积极参加边区的建设”，或者，“以为减轻民负不必用加强生产的政策”③等等。还有一些同志说什么“军队从事生产自给，是落后的、退步的、违反分工原则的。”说什么“军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而在一些战士中，也曾有着“当兵不干活，愿干活不来当兵”；“当兵是吃粮打仗的，不是耕田种地的”等言论的流传。
当然，在那些惯于从形式上看问题的人看来，好象这些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从实质上来说，从实际情况来看，却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军队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④也就是说，我们军队，从事生产自给，这是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革命战争给予的光荣任务，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正因为这样，我们无论从那一方面看，从那一点想，即当时的，将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它都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正象贺龙同志在1942年十月革命节《解放日报》特刊上，号召边区各部队实行朱德总司令“南泥湾政策”时说的：“军队有庞大的生产力，是必须而且能够生产自给的。解决了军队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根据地困难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实际的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在前方，拿起枪战斗，在后方，拿起锄种地。”⑤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为了说服教育认识不正确的同志，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特引用了《三五九旅三年以来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总结》材料加以具体的阐明之后说道：“……这样，每人每年种地六亩，并砍伐全年柴火，共计只不过费工两个月，不但有了粮食，所有日常菜蔬，肉食及草鞋、柴火、鞋袜概可完全自给。单这后面几项，即占全部经费三分之一，怎么可说是小问题呢?至于粮食收获，则可养活二千人。”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⑦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体指战员提出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热烈地投入农业大生产运动，做到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也是生产队。
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从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即1938年8月就开始了。但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担任生产自给的任务，而仅是一部分部队从事种菜、喂猪、养羊、打柴等方面的生产，借以辅助战士们的生活必需品的不足。虽是如此，但从广义上来说，它却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从事公营农业经济建设的开端。1939年，由于我们处在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威胁下，生产自给这一紧迫艰巨而又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提到全军的重要日程上来了。从此之后，部队在农业生产上，除了种菜养猪等外，发展到种粮植棉。据统计，在这一年，开垦了25，136亩荒地。但由于荒地初垦，农具缺少，经验不足，又遭受天灾，收成不佳，结果只收777，000斤细粮⑧。虽然如此，但这却是我们人民军队，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的第一次的可喜收获。其它方面的生产，则获得了下列的成绩(见表三十)：
显然，在这两年中，从事生产的部队，他们的生活是改善了，人民的负担也减轻了。这个好经验，好办法，就迅速地被推广到其他兄弟部队和机关单位去。在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了几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一年比一年扩大了，粮食收获一年比一年增加了。详见表(三十一)：
其他牧、副业以及手工业等收获亦很大，如1944年在这些方面的生产成绩，据边区民主政府的统计材料说明，共可“值粮不下20余万石。”⑨
由于农、牧、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从1942年后，粮食产量大幅度的增加，因而，部队在自给方面的比例越来越大了。以1943年为例来说，民主政府供给仅占20.5％，部队生产自给为79.5％。部队生活由此而大大地改善了，如以193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停发医药时期的生活水平为100，1941年停发全部经费时期曾降至84.2，1943年即复提高到125.5％。以后还续有提高⑩。194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作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100％，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11)
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的生产自给运动中，以王震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南泥湾屯田为最著名。这是全旅指战员，用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的精神，战斗出来的。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它长约200多里，宽约一、二里，是一道窄长的山川，根据历史记载，它原是个比较富庶的地区，但在清封建王朝挑起回汉兄弟民族相互残杀之后，变成了几乎没有人烟了，到处是“梢林满山，荆棘遍野，野兽成群。”三五九旅战士们曾给以这样的描绘说：
“南泥湾呀烂泥湾，
方圆百里山连山，
雉鸡成伙满山噪，
野猪成群林里窜，
猛兽当家百余年，
一片荒凉汉人烟。”(12)
1940年底，他们刚来到南泥湾的那个时候，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样样困难。一位老同志回忆说：“那个时候，南泥湾遍地是荒草，晚上睡到树枝搭的小窝棚里。直担心豹子和野狼钻进来。夜晚没有油点灯，开会也是摸黑。粮食不够吃，只好上山挖野菜。每顿饭里都掺和着野菜、黑豆、红薯和南瓜。冬天的棉衣，大都是羊毛捻成的线织的，比麻袋还粗，一个小孔，一个小孔，里头的棉絮是牛毛和羊绒，刚做起来还象个样，穿过几天就往下掉，裤腿软软囊囊，活象条没有装满的布袋。夏天，每人只有一条裤子，许多同志没有裤子换，洗裤子的时候，蹲在河里，等晒干了才爬上岸来重新穿上它。没有袜子，弄块破布包上脚用绳子一捆。没有牙膏，洗脸时在手巾上放点盐擦擦牙……。”(13)
英雄的三五九旅指战员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和物质生活下，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坚毅顽强的意志，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主体”的方针，“不管什么困难，硬把那些荒山旷野，变成了美土良田。”收到了丰硕的成果(见表三十二)：
不仅如此，由于该旅“坚决执行了党的农业第一的政策”(14)，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了多种经营，牧副业等也大大地发展。如在畜牧业方面，据统计，他们从1940年饲养家畜家禽以来，除了每年改善生活吃的不算外，1944年存栏数还有：牛12，40头，羊12，000头，猪5624头，鸡鸭数万头。(15)全旅实现了“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标。
南泥湾到处出现了“牛羊满山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的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到1944年，三五九旅已经完全做到了吃的、穿的、用的等各方面都全部自给，不向边区政府领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了。
在粮食方面，他们不但自给有余，而且在1944年还向边区民主政府交了300万斤公粮。边区群众看到三五九旅指战员挑着金灿灿的粮食，敲锣打鼓，向民主政府缴纳公粮的空前盛况，感慨万分，一位七十多岁的高老汉说：“老皇历看不得了，自古当兵吃粮，尔格咱八路军不光做到生活自给，还向边区政府缴纳公粮。这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新鲜事啊!”(16)
在衣着方面，全旅战士，在冬天每人都穿上了厚实暖和的棉衣，有了黄呢军毯、毛背心、毛围巾、毛袜……；在夏天，每人则发一套单衣……
总之，三五九旅完完全全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奋斗目标。成为边区“发展经济的前锋”(17)，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三五九旅生产自给取得的辉煌成绩，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十分关注和赞扬。曾为开展南泥湾屯田运动花了多少心血的朱德总司令，早于1942年7月10日，就亲临南泥湾视察工作，并兴奋地赋诗《游南泥湾》，予以热烈地称赞：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18)
当时和朱德总司令一起前往南泥湾视察工作的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四位同志，也兴致勃勃地写诗，热烈地赞扬南泥湾在各方面的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
1943年秋，在喜庆丰收的季节里，毛泽东同志亲临南泥湾视察，对三五九旅指战员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非常高兴，他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19)
1944年5月底，一批外国新闻记者来到中国解放区参观，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们承认了南泥湾屯田的成效。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中写道：“外国记者经过这次采访而撰写的三本书——哈里森·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都以近乎惊佩的字句来描述南泥湾。34，000英亩渺无人烟的荒地，如今成了粮丰菜熟的良田；山坡上新挖出来的窑洞星罗棋布；几千名从山西战区来的农民难民住进这里的新村子；合作社、小工厂和学校如雨后春笋，羊群漫山遍野吃草。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些记者第一次看到丰衣足食的中国军队和农民。他们第一次遇到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和战士，而且和他们交谈起来。”(20)
无疑的，这是中国解放区军民的骄傲和喜悦。当然，用史沫特莱的话说：“这支部队的生产运动——名为‘南泥湾运动’——是朱将军的骄傲和喜悦。”(21)
在前方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虽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也已经掀起生产的热潮。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及兼为战斗英雄的劳动英雄，在前后方都是层见叠出。”(22)据1944年10月15日出版的《群众》杂志记载，在晋察冀军区，早于1939年的春天，“聂将军”(23)就号召全体部队要以生产的成绩作为人民的模范”。他说：“我们不但要打仗，同样还要种地，一面战斗，一面要生产，我们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啊!”全体指战员在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在“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豪迈口号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北岳区部队截至1944年11月的不完全统计，全部经营的土地，已达到61，756亩。这一年可收粮15，000大石以上。早熟作物，仅一、四两个分区和个别机关统计，已收获79，000斤以上。自己经营的菜园，五、六、七三个月共收菜蔬300万斤以上。其他副业、牧业等生产获利(七月半截止)已达1，899万元(24)。
更值得提出的是，晋察冀边区部队，他们不仅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大力进行生产，而且在游击区，在敌后之敌后，也积极开展生产。如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山西的代县和谆县的部队等，都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这是极不简单，极不容易的事。因为，在那些区域，环境很恶劣，进行生产是很困难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汽车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采取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地的转移。”(25)然而，英雄的人民军队，并没有在恶劣的环境、困难的条件面前却步，他们仍然利用战争的间隙，抢时间，争速度，进行生产。根据他们的经验，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汽车路，及在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堡垒底下的荒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附近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伙种。”(26)所以，当时有人曾这样称赞过：“正处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的时候，第一线的部队，一面拿枪打仗，一面种地，把战斗与生产结合，他们的成绩，比之后方部队与机关并无逊色。”(27)据某部一个团的不完全统计，他们从1944年2月至7月，即“处于第一线频繁的战斗中”。除了帮助农民群众耕地、锄地101亩，施肥、送肥3，081担，突击打枣步曲三天外，自己还开生荒1644亩，垦熟荒24亩，种水地110亩，种旱地992亩，种红薯、大麻23335亩，种北瓜17541棵……(28)而且这些主要都是在一个生产突击周中完成的。
由于该军区全体指战员努力生产自给，生活大大改善了。如北岳部队，除一般每天保证四钱油、盐，一斤菜蔬，每月12两猪肉外，有的部队则“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标准”，每月每人吃到一斤半肉，且常吃面、花卷、包子、饺子、炸油条、馒头等，饭菜花样更多。(29)
在晋察冀鲁豫边区，各部队生产自给“成绩辉煌”(30)。仅太行区部队1944年完成了三个月的粮食自给，就减轻了农民群众10万多石的负担。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在生产自给运动中，许多首长都“亲自动手，亲自领导。”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他的勤务员“种西红柿，生产3千多斤，他亲自领导直属队干部修堤挡水，督促修水车，挖沟道，他有胃病，仍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在生产节约中所起的模范作用，给大家很大的鼓励。”(31)他们进行了多种经营，“粮菜丰产，禽畜兴旺”。总计这一年生产节约总值达107，723，160元。这样，既保证了供给又改善了伙食。据统计，在这一年中，吃猪肉13，895斤，吃羊肉10，003斤，吃牛肉6，782斤，菜类做到自给，油盐超过原定数量，截至1944年3月中旬的统计，尚存有菜猪63只，母猪8只，羊460只，牛13头。尤其可喜的是，在热火朝天的生产自给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在生产战线上的各方面起了积极带头作用。(32)在人民军队这个革命团体里，真是人人争贡献，“行行出状元”。
这里，介绍一下名闻解放区内外的敌后“太行南泥湾”。它的创造者是以朱德总司令而命名的朱德警卫团。请听：
“还是去年11月的时候，就准备了今年更大规模的生产工作。他们计划自给三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找好了3，000多亩黑土生荒地，集中了铁匠和废铁，解决每人一把工具。95％以上的人员，都转入到这一开荒的热潮中，赵副团长、郭参谋长拿起镢头走在最前面。欧阳团长因病不能上山，在家里当了临时的伙伕班长，原来的伙伕班长，拿起欧阳团长的镢头，跟着副团长上山了。
“太行山生长着的老农，根据他们历代的经验，都说太行的荒地，每天开一分地，还要有力的汉子。警卫团的同志，却创造了新的劳动记录。三连连部6个青年组成的开荒小组，是由文书，司号员，理发员，卫生员和两个交通员所组成的，一天内开了5亩9分，平均每人挖了9分8厘，全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每人平均开了3亩新荒。
“春天来了，可是在太行仍然是雪的园地，警卫团的战士，在雪的山地上，砍下柴来着手熏粪。接着20天的开荒期间，每人又增加了两亩新的荒地，第五连在这一次春耕运动中，更显示了特出的成就，虽是三分之二以上人在和敌人战斗着，仅一个月的光景，曾和敌人进行三次较大的战斗，他们的连长，就在第二次村池前龙的战斗中，为保卫春耕而光荣的牺牲了。而留在家里的同志，却为大家完成了开荒任务。”(33)
敌后“太行南泥湾”就是如此创造出来，发展下去，在高高的太行山上，放出一线新的光彩，与陕北江南遥相辉映。
这又再次深刻地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以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为第一位，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迸发出他们的光和热。在战斗中是这样，在生产中也是这样。
在华中解放区各地的新四军，在战斗的间隙中，全体指战员“个个都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上述到过华中解放区访问的民主人士在他的《苏北见闻记》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不论是军长是马伕……全有自己一块园地，可供耕耘。每天办公完毕，全忙着捡粪、担水、锄草、施肥，干得十分起劲。听说那位罗师长每天早晨，一定要捡两箩粪后才办公……”。(34)第二师某旅在1942年的生产自给运动中，曾获得了生产模范的称号。他们在这一年的三月底至四月初的十天生产突击中，共开垦了32，410亩荒地，种菜143亩，还植树23，238株。在十月一日至二十日，全部秋收完成，共收谷32，620石4斗8升。收稻草249，380斤。该旅某一部收包谷2万斤，直属队收芝麻四石(35)。仅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一个旅的生产自给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全师总计自这一年四月至年底，生产自给运动“已获近500万元”，超过原计划8倍之多，受到了兄弟部队和有关方面的热烈赞扬。(35)
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也是我们必须认识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部队，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不管是后方还是前方；不管是华北还是华中；不管是巩固区还是游击区，在生产自给运动中，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留守兵团、尤其是三五九旅在生产自给方面的成绩时，就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这种巨大成绩，“是依靠了干部们的积极领导与战士们的劳动热忱才达到的。干部们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积极地指导生产运动的。战士们也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参加生产劳动的。没有这两种人的自觉性，没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末，是无法完成这种艰苦的生产任务的。假如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雇佣的一分子，假如他们感觉从事生产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无关的，是与共同的革命事业无关的，那末，这种生产任务是无法完成的。”(36)这是从广大指战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自觉地投入到火热的生产自给运动的实践得出的真理。下列动人的事实，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先说战士们的“自觉性”——下面是晋察冀边区一个连长的日记摘录：
“熄灯哨吹了很久，大概是已经快半夜了，我起来查11点到12点的哨。刚拐过墙角，忽然听见前面土崖的西边有锄地的声音，……我朝着声音走去。当我轻轻爬上土崖，在暗淡的月光下面，我发现两个人蹲在我们种北瓜的土地里，样子显得很忙似的，用小锄在地上急促的锄着，发出沙沙的声音米，以致我走近了他们还没有发觉。终于他们看见我了，两个人一同站起来，原来是六班长秦法玉他们两个，擦了一下汗，低下头去，神情显得有些不安，因为他们曾听到我在睡觉的时候宣布过；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明天出发有任务，而他们半夜还没有睡觉，显系违犯了上级的命令，八路军从来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了。
“‘白天刚浇过不能锄，现在才能锄，明天又要出发，谁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六班长向我申述了没有睡觉的理由，我心里象什么东西捏了一下，倒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要快点哟!三点钟就起床，四点钟要出发，几十里路呢!’他们见我允许了他们的行动，立即蹲下去，地里重新响起沙沙的声音来。”(37)……
再说干部们的“自觉性”——下面是中共84870部队委员会的几段追记：
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同志，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过去的激烈战斗中，他曾多次光荣负伤，但从不以功巨自居。他说：“干部、干部，就是要干在头里。’……在紧张的开荒战斗中，陈团长带领团司令部的参谋长、参谋、通讯员、司号员等人组成一个生产组，自己担任组长。他们担负的开荒任务同连队战士一样多。有人说：‘你是指挥员啊，怎么和我们一样干呢?’他说：‘指挥员必须干着指挥，不能站着指挥。’他下连队检查工作，也总是背着自己的镢头，一边和干部、战士进行开荒竞赛，一边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陈团长白天和战士们一起开荒，挤时间学习，晚上要开会研究工作，还要下连队查铺查哨。后来，他终于累病了。……三天之后，陈团长的病还未完全好，就又出现在开荒的行列中，和大家一起开展起劳动竞赛。”(38)
这一年，即1943年，七一八团在陈团长的带动下，开荒25，000余亩，收获粮食5，000石。大大超额完成了预定的开荒生产任务。在全体指战员热烈的拥护下，陈宗尧同志当选为边区的劳动英雄。
……
请问：象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官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谁见过，有谁听过?“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39)一位给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连队当生产顾问的老大爷，无比激动地说：“我活了60多岁，见过清朝的八旗兵，看过国民党的‘遭殃军’，他们都是当官的欺压当兵的，尔格咱八路军，官兵平等，团长和战士一样开荒种地，这可真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军队啊!”(40)
正因为我们的军队，有了这种在世界上所特有的“秘密武器”，他们在短短的几年生产自给运动，不但获得了物质大丰收，生活大收善，使人民负担大减轻，而且在军事训练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据调查统计，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战士，在一年中只需花3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9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在1943年掀起“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热潮的同时，全军开始了每年一次的大规模冬训，一次比一次进步。“训练内容上，第一次以技术为主，获得成绩，例如步枪射击，人数命中从76.9％提高到94.6％，弹数命中从71.4％提高到85.5％；又如投弹，及格人数从32.6％提高到94.8%。第二次以后，技术与战术并进，战术上逐步提高了勇猛、机动、顽强、速决等近战战术的特性，技术上逐步提高了射击、刺杀、投弹等精确熟练的程度，而在制式教练上则逐步养成了迅速、一致、准确与雄壮气魄的军人姿态。……涌出了许多练兵英雄与学习模范，成为练兵运动的骨干。”(41)我们的军队，真是象人民群众所赞扬的：“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42)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在击退了日本侵略者的多次进攻，使之不能越过河防一步；又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数次进攻。
敌后解放区部队，在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同时，作战和训练，也取得了“双丰收”，因而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作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43)如晋察冀边区第4分区“胜利”部，从1944年2月初到5月初在封锁线外活动，“战斗生产两方面都有很大成绩。”他们在二三个月中共作战42次，毙伤敌伪281名，俘虏敌伪316人，毁敌伪碉堡23座，缴轻机枪9挺，步马枪326支，短枪15支，“但在生产方面呢?”据统计，在这二三个月内共开荒1，640亩，熟荒22亩，种下水田110亩，旱地591亩。收获了大量的菜蔬和不少的粮食(44)。
上述许许多多的事实，解除了那些认为“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同志的思想顾虑。
上述的许许多多事实，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45)
①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17页。
② 毛泽东：《必须学会作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867页。
③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
④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1006页。
⑥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34页。
⑦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2页。
⑧ 见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3页。
⑨ 参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2页。
⑩ 参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2页。
(11)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919页。
(12) 中共八四七八部队委员会：《发扬南泥湾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见《历史研究》1975年第四期，第48页。
(13) 见《工人日报》1965年8月20日。
(14) 参阅《西北局奖励二十二位生产英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15) 见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第31页。
(16) 中共84870部队委员会：《发挥南泥湾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历史研究》1975年第四期，第54页。
(17) “发展经济的前锋”即是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授予三五九旅的光荣称号。
(18) 《朱德同志诗选》，见《人民日报》1977年7月28日。
(19) 引自《工人日报》1965年8月20日。
(20) 〔美〕艾路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9页。
(21) 同上，第442页。
(22) 朱德：《战斗中成长的新英雄主义》，《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06页。
(23) “聂将军”即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
(24)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6日。
(25) 《解放日报》1945年1月28日。
(26) 《解放日报》1945年1月28日。
(27) 《解放日报》1944年7月15日。
(28) 同上。
(29)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6日。
(30)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12页。《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册第616页。
(31)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7日。
(32) 参阅《新华日报》1944年3月17日；《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12页。
(33) 《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生产战斗》，《解放日报》1944年8月6日。着重点是我加的——笔者。
(34) 见《群众》第九卷第十三期，1944年7月15日出版，第563页。“罗师长”即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同志。
(35)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13页；《解放日报》1943年2月1日。
(36)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59页。
(37) 《解放日报》1944年8月6日。
(38) 《发扬南泥湾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见《历史研究》1975年第四期第50～51页。
(3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9页。
(40) 见《历史研究》1975年第四期，第50页。
(41)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1页。
(42)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6日。
(43)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920页。
(44) 《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13页。
(45)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3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