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陕甘宁，踏破贺兰山缺，席卷大西北—（四）

钟仁

　　（四）战略进攻，在外线大量歼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截至到1947年底，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成为敌人心腹之患。仍处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歼灭了大量敌人，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
　　1947年冬至1948年春，胡宗南先后将3个师从陕北抽调至陕南的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65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中原敌人打通陇海路潼、郑段和平汉路郑、信段，与我争夺中原。在陕北，胡宗南为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点，阻止我军南进，采取了“机动防御”的部署，以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27、第90师于洛川、黄陵、宜君地区机动；以整编第17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76师一部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等地，控制黄河渡口。此外，马鸿逵部的整编第18师驻定边，整编第81师驻中宁；马步芳的整编第82师驻西丰镇等地；晋陕绥边区总部的第22军主力守备榆林。
　　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等领导的指挥下，在内线防御和内线反攻时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1万余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虽然敌军总兵力仍有44个旅，31万余人，但与其开始进攻时相比，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其有训练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在作战中或被歼或被俘，日益减少，新抓的壮丁，缺乏训练，且反对内战，兵员缺额甚大，已无战略进攻的能力，只能采取守势。而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则有了成倍的发展，从2.6万人增至7.5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1变为5：1。陕甘宁解放区丢失的土地已大部收复，且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增强了后方的物资供应力量。从西北战场敌我总形势来看，敌军虽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但战略形势是在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已掌握了战略主动，而敌已完全处于被动。
　　在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有利形势下，西北野战军即开始了战略局部进攻。西北野战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拖住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中原或华北战场，配合其他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坚守东北，力争华北，清剿中原，经营江南”的战略计划。作战原则仍然是以集中优势兵力，不失时机地歼灭敌军生动力量为主要目标；对于敌占城市，则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即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和据点，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等待条件成熟后夺取之。在解放区内，则继续肃清敌军残余力量，收复一切失地，更进一步地巩固后方。
　　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时，我军战斗序列如下表。
　　西北野战军1948年春进行的，以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西府陇东战役为内容的春季攻势作战，打响了战略进攻的第一炮。
　　西北野战军在发起春季攻势前，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已预感我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为此，敌军从1947年底，开始进行兵力收缩，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置重兵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以所谓“机动防御”部署，企图确保其占领的延安，阻止我军南下陕中，并尽量抽调兵力配合郑州“绥靖”公署刘峙集团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与我军力争中原地区。
　　西北野战军在绥德、米脂、安塞地区进行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转至外线作战的指示，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对战略进攻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若北上再攻榆林，粮食困难，气候严寒，攻坚不利。而榆林孤城守军邓宝珊畏我再攻，已派代表与我和谈；若西进陇东、三边，大军往返数次，群众负担过重，该地区亦缺粮，不便作战，且胡宗南可乘我军与青、宁二马作战之际，集中主力东援中原，加重了中原战场的负担，在战略全局上对我军不利；而南出陕中，威胁西安，既可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又可调回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的兵力，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况且，陕中地区人力、物力丰富，可以大量取之支援革命战争。
　　据此，西北野战军确定春季作战的方向是南下陕中，威胁西安，利用陕中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大量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调动裴昌会兵团，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并打通与晋南解放区的联系。具体作战计划分为两个战役阶段：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堡、郃阳4座城镇，调动咸(阳)、延(安)公路黄陵、洛川及其两侧地区胡宗南集团一部主力来援而于运动中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张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收复圣地延安，进而解放整个麟游山区，彻底打开陕中之门户。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的作战方针概括为：打宜川，调洛川；消灭刘戡，收复延安。
　　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发起宜川战役，以第3、第6纵队攻击宜川，吸引援敌，以第1、第2、第4纵队担负打援任务，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会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纵队于2月12日分路向宜川攻击前进。2月24日，我军向宜川发起攻击。26日，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4个旅增援宜川。28日，援敌到达宜川以西瓦子街(今属黄龙县)地区时，早已埋伏在该地的西北野战军第1、第2、第4纵队及第3、第6纵队将援敌四面包围。随即，不顾严寒，冒着大风雪向敌发起总攻。经过30小时激战，将敌全歼。3月3日，我军又乘胜攻克宜川城，再歼敌1个旅。此役，共歼灭敌人整编第29军两个整编师5个旅，歼敌总数为29480人，敌中将军长刘戡等多名将官被毙、伤和俘虏。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成果。这一胜利迫使蒋介石急调位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的裴昌会兵团，连夜向西安集结，企图确保西安和关中地区。这就为我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联合发起洛阳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机，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
　　宜川战役的胜利，使西北野战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为进一步扩大战果，西北野战军未及休整便于3月5日挥师南下，发起了黄龙山麓战役。至10日，西北野战军先后攻克甘泉、富县、黄龙、宜春等城；包围并开始攻击洛川。由于洛川守敌凭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加之我对敌情、地形调查研究不够，估计不足，同时缺乏必要的攻城器材，以及战术上的缺点，致使洛川久攻不克。原部署打延安南援之敌也因援敌缩回而未果。西北野战军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心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洛川，诱使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外，其主力西移，准备歼灭援敌。由于援敌害怕被我各个歼灭，故猬集一团，步步为营，齐头并进。因无歼敌良机，我军遂于4月12日结束战役。此役共歼敌3000多人，我军伤亡1500人。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黄龙山麓战役行将结束之际，对野战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认真思考。鉴于洛川地险城坚，短期难克，援敌兵力猬集，难以分割歼灭，而敌西府(今陕西凤翔地区)、陇东兵力空虚等情况，遂于4月6日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跳出粮食补给十分困难的黄龙山区，向西府挺进，求得分散和寻机歼灭裴昌会兵团，相机夺取胡宗南集团的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以第3纵队附黄龙分区一部继续围困洛川，迷惑敌军，掩护主力行动。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分三路西进，至25日相继攻克旬邑、长武、灵台、邠县、麟游、凤翔、武功、眉县、岐山等地。26日，第1、第2纵队攻克宝鸡，歼敌整编第76师师部及1个团共2000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徐保，缴获甚多。宝鸡失守令胡宗南大为震惊，急调裴昌会兵团和马步芳部共11.5个旅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宝鸡地区。为另寻歼敌战机，我军于28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于5月中旬胜利返回老解放区马栏等地。在此期间，西北我军于4月22日收复了延安，25日解放了洛川。西府、陇东战役共歼灭敌人2.1万余，解放并一度攻克县城14座，我军伤亡6500余人。
　　西府陇东战役尽管取得了很大战果，但我军的伤亡亦很大，并且一度相当被动，没有达成预定战役目的。从战役中反映出的问题看，有的相当严重。5月26日，彭德怀在洛川县土基镇，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2次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此战役的教训。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这是西北战场在这次西府陇龙战役遭受较大挫折之后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纵队和各旅的领导十分明白会议性质，因此，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彭德怀在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后，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前委扩大会实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术指挥，部队协同，战斗作风和革命意志、勇气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指挥员进行了严厉的公开批评。个别与会者对犯有严重失职行为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会上，第4纵队的指挥员作了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
　　西北野战军1948年进行的春季攻势，经过3个月紧张的连续作战，共消灭了敌军53500余人，收复了延安，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山根据地，开辟了麟游山根据地，为西北我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前进阵地，并已将战争从老解放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使西北解放战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胡宗南集团经我军历次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已处于被动局面，从而奠定了我军全部歼灭西北敌军，解放大西北的强固基础。同时，使胡宗南集团不可能抽出机动兵力增援中原战场，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作战，更直接地策应了中原我军的作战。
　　西北野战军在歼灭敌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48年5月上旬，以黄龙军分区的第10团、第11团、第12团组成警备第4旅(旅长郭宝珊、政治委员牛善申)，暂归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指挥(1949年1月正式编入该纵队建制，改番号为第4军第12师)。6月30日，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以晋绥军区骑兵第2、第4团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2旅，9月，该旅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旅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1948年7月1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以晋绥军区第10旅(第3、第9、第10分区部队组成)、第12旅(第6分区部队组成)合编组成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在山西境内配合华北我军作战(翌年6月从晋西赴西北作战)，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陈刚任参谋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同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还成立了第8纵队，下辖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姚喆任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刘华香任副参谋长。第8纵队成立后，一直在晋绥地区协同华北军区野战军作战，1949年1月全军整编时，第8纵队改称第8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第8军番号就此取消。
　　1948年7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到了第3个年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第3年内歼灭国民党军116个旅。西北野战军的任务仍然是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平均每月歼灭敌人1个旅)，钳制胡宗南集团于陕西，从而支援中原我军作战。
　　胡宗南集团在我军发起春季攻势前，原有之整编第17师、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整编第11师、整编第30师、整编第36师、整编第65师、整编第76师、第203师共9个师25个旅，春季攻势中又由豫北、徐州、四川等地调来整编第78师187旅、98旅、199旅等1个师5个旅，春季攻势后，又重新恢复了被我军歼灭的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4个旅，共30个旅，25万余人。加上青宁二马和榆林邓宝珊部，正规军共达19个师50个旅，31.8万余人，特种部队2.3万余人，非正规军5.9万余人，共计40万人(守备新疆及河西地区敌人未计入)，与我军作战的人数约28万。
　　西北野战军此时在陕甘宁战场作战的有第1、第2、第3、第4、第6纵队共5个纵队，13个旅，6.8万余人。地方兵团除警备第2旅参加太原战役外，尚有2个旅，8个分区，3.3万人，总计10万余人。
　　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军在西北之总兵力仍优于我军，且放弃了延安、洛川后，防线缩短，兵力集中，并有铁路、公路为依托，便于机动，而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连吃败仗，太原被围，曾命令胡宗南集团抽兵增援太原及中原战场。但胡宗南因顾及西安，同时也为了保存实力，仅以1个整编师空运太原，其余兵力，胡宗南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兵力采取“机动防御”的作战方针，企图以此确保西安及秦川。
　　西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的胜利，已奠定了全部歼灭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国民党军，解放大西北的强固基础。但在敌军数量仍占优势，加之胡宗南与青宁二马积极配合，防线缩短，机动兵团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确定当前的作战方针仍是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胡、马敌军，扩大新的解放区；其作战对象，过去主要是胡宗南集团，今后则胡、马敌军并重，以继续开辟陕(西)甘(肃)两省之新解放区，建立解放大西北之牢固基础。
　　西北野战军根据以上确定的作战方针，于1948年秋冬(8月8日至11月28日)，在渭河以北，洛河东西之蒲城、澄县、郃阳地区先后实施了澄郃、荔北和冬季攻势3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及华北军区主力同国民党军举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
　　在澄郃战役中，西北野战军以6个团阻击和钳制敌人3个师的主力部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5个纵队，11个旅)歼敌一部(3个旅)，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包围的作战指导原则，粉碎了敌军以师为单位，以攻为守的“机动防御”体系。在战术上则集中兵力、火力攻敌一点，以重点突破，割裂围歼敌人的战术手段，给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36师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歼敌9000多人，活捉敌国防部战地视察组少将视察官马国荣，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收复了韩城、郃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我军伤亡3600余人。
　　8月11日，澄郃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敌军摆成一线，有利于我各个歼灭。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宗南部在陕西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目前一个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九月起全国各地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前委于9月12日、13日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秋冬两季在渭北歼敌的部署。
　　此时，胡宗南为阻止我西北野战军南下威胁潼关或再出西府，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大峪河以南地区，以3个整编师分散守备在大荔、永丰、富平、蒲城等重要据点。这些据点虽然成纵深配备，但相互之间间隙很大。西北野战军本着出其不意地分割围歼敌人的战役思想，发起荔北战役，决心集中5个纵队6万余人，歼灭大荔以北之敌整编第17师和第38师。战役于10月5日发起至10月18日结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以伤亡9653人的代价，取得歼敌1个旅部6个整团，共25360人的胜利。毙敌少将师长景纯庵、黄植虞，少将师参谋长赵廷豪；俘敌少将师长万又麟。
　　华东、中原我军于11月6日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后，为阻止蒋介石动用胡宗南集团增兵中原战场的企图，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11月6日、7日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为此，西北野战军于11月15日至11月28日，发起了冬季战役。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不断制造与捕获战机。胡宗南集团的几个军(国民党军从1948年10月1日起，将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番号，以封官许愿激励部下卖命)，被西北野战军在洛河东西地区牵着来回转，拖过来，打过去，12天中往返奔驰3次，平均每日走80至100里，像乒乓球一样，被打得乱蹦乱跳，疲惫不堪。此役，歼灭胡宗南集团第76军等部共2.5万余人。76军中将军长李日基，少将军参谋长高宪岗等6名将官被俘。我军伤亡约6、7千人。胡宗南集团进攻陕北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第76军(原整编第76师)，3次被歼，三任师长、军长(廖昂、徐保、李日基)，一人丧命，两人成为西北野战军战俘营中的住客。
　　从1948年8月到11月，西北野战军在渭河以北地区连续实施了澄郃、荔北，冬季攻势3次进攻战役，歼灭敌军1个军部，3个师部和9个团，总人数近6万人，打破了胡宗南的所谓“机动防御”计划，不仅将该集团继续抑留在西北战场，还迫使其抽回兵力到关中地区，以保卫其老巢安全。有力地配合了其他野战军进行的战略决战。此外，还使渭北广大新解放区得以巩固。在对敌军预有准备的坚固设防的纵深防御作战中，西北野战军还取得了平原村落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为尔后解放整个大西北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胜利地完成了年初规定的任务，以6.8万人向数倍优势之敌进攻，全年消灭敌正规军5个军部、4个师部、6个整师、17个整团共10.4万余人。歼灭敌非正规军2个整团、15个整营共1万余人。总共歼灭敌军11.5万余人，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山区；钳制胡宗南、青宁二马，使中原与华东两大野战军减少西顾之忧，顺利地进行了淮海大决战，并获得伟大胜利；使华北一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无南忧之虑，顺利肃清晋西南的阎锡山国民党军。西北野战军本身亦发展壮大为7个纵队，总兵力约10万余人，战斗力亦更加提高。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1949年2月1日，根据统一的编制，西北野战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琪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刘景范、方仲如任后勤部正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整编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原所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纵队分别整编为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第2军(军长兼政委王震)、第3军(军长许光达)、第4军(军长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第6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徐立清)、第7军(军长彭绍辉、代政委孙志远，该军仍在华北作战)。全军共11.6万余人。活动于陕南之原第二野战军部队整编为第二野战军第19军(军长刘金轩、政委汪锋，仍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原各纵队所辖之各旅整编为师，每军辖3个师，每师辖3个团，各军编直属炮兵团、工兵团。这次整编使第一野战军向正规化方面更加提高了一步。
　　三大战役之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胡宗南为保存西北作为反共基地，从1948年12月起，一方面将西安绥署、机关、学校、眷属等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预留退路；一方面将其主力集中于西安、三原、富平地区，作固守准备。
　　1949年1月，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他指出1949年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城市，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四个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兵力最少，要对敌展开大规模全面的战略进攻，更感到兵力不足。中央军委考虑了这个问题后，毛泽东于1949年1月致电彭德怀，请他去中央面商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彭德怀于2月8日向中央报告，提出了本年春、夏的作战方针。并建议：若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入陕西，夺取潼(关)渭(南)，进逼西安，则一野4月5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放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毛泽东早已计划增兵西北，在12日的复电中告诉彭德怀：华北3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在解放太原之后，用于西北，要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解放整个大西北，有待于两个兵团到达之后。
　　1949年春，西北国民党军总兵力尚达40余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3个军约18万人，主要部署在西安及其周围地区，企图待机反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青海马步芳部主力两个军约5万余人，集结于彬县、灵台、泾川地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马鸿逵部主力约4万余人，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其他国民党军还有榆林邓宝珊部、新疆陶峙岳部、陇南王治岐部等。邓宝珊、陶峙岳此时见大势已去，正与我军洽谈，拟走和平起义的道路。(附1948年底我军战斗序列表)
　　第一野战军为进一步削弱胡宗南集团的力量，遂集中第1、第2、第3、第6军于1949年2月21日发起了以歼灭蒲城守敌，相机歼灭铜川、耀县、富平、淳化之敌为目的的春季攻势作战。至3月24日，共歼敌第20师等部，共7300余人，击毙、俘敌少将师长马德胜等将官多人，我军伤亡近千人。此次战役一度解放渭河以北，泾河以东广大地区，因敌人逃跑避战，尔后胡、马军联合反突击，战役遂告结束。
　　1949年4月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的百万雄师，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了渡江战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相继获得解放，整个国民党反动营垒已近土崩瓦解，全国战局已成追击之势。在内线作战的华北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全部歼灭了孤立踞守太原之阎锡山部敌军，解放了山西(太原前线指挥原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因徐患病，无法坚持指挥，故中央军委临时决定由彭德怀接替指挥)。华北战事结束后，毛泽东于4月25日致电彭德怀，要他5月初回陕，并在行前对18、19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再次告彭：“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于是华北军区的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下辖第60、第61、第62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下辖第63、第64、第65军)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先后由山西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太原解放后，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料知华北解放军必将西进。对西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的联合打击十分害怕的胡宗南集团，开始实施战略退却，企图与青宁“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保住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退踞陕南、川北。为迅速解放陕西中部，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所部，不失时机地发起陕中战役。各部于5月15日多路西进，对敌展开追击作战。先后解放咸阳、周至、扶风、武功等县，20日解放了胡宗南长期盘踞的老巢——西安市。至5月底，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胡宗南集团主力撤至宝鸡至秦岭西段布防。不甘失败的胡宗南，趁我第18、第19兵团尚未入陕之际，纠集马步芳、马鸿逵两部，共出动4个军又15个师(旅)，对第一野战军联合进行反扑。至6月17日，我军粉碎了敌军的反扑，至此，结束了陕中战役。此役歼灭敌军1个军部5个师，共35663人，我军伤亡5361人。
　　6月16日，踞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22军等部，慑于我军强大攻势的声威，自知孤掌难鸣，终于接受了八项和平条件，在军长左协中的率领下通电起义，接受和平改编，榆林就此宣告解放。
　　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上半年的作战中，歼灭敌军4.6万余人，解放了西安、榆林及陕中广大地区，打乱了胡宗南集团的撤退计划，拖住了敌军，并消耗与削弱了敌军，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士气，完成了由局部进攻转入全面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上半年作战的共同特点是：敌军一遇进攻，即仓促避战，后退集中，而后胡马联合实施反突击。第一野战军则在敌军撤退时大踏步地前进，积极捕捉战机，歼灭敌军生动力量；当敌主力集中实施反突击时，即迅速集结主力，诱敌深入，以利而后待机歼敌。通过几次战役，第一野战军提高了追击作战的能力，为后来进军甘肃、新疆打下了基础。
　　第一野战军在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局部进攻时期(1948年2月至1949年6月)，以6.8万余人，少于敌军5倍之兵力，进入敌长期统治的区域，向敌进攻，经过16个月的时间，历经8次大的进攻战役，歼灭敌军1个兵团部，6个军部，11个整师，39个整团，20个整营，1个保安警备司令部，争取了1个军部，1个整师起义，折合约为24个整师以上，共消灭敌军16万余人，我军伤亡2.58万余人，我与敌军之损失对比为1:6.2。收复与巩固了老解放区，解放了的新区达16万平方公里，人口563万，城市46座，大大增强了西北解放战争的物质基础。第一野战军在作战中取得了近10万的俘虏兵和装备物资的补充，从而使第一野战军发展到10万余人，装备亦大大改善，各军在局部进攻时期建立了炮兵团、工兵团或炮工团。连同从山西归建的第7军、第1军第3师、第3军第8师以及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第18、第19兵团，第一野战军总兵力达40万人，并使西北解放区与晋绥解放区及中原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从此改变了第一野战军长期以来，在兵力、人力、物力等方面劣于敌军的情况，使西北敌、我总兵力已趋于平衡。而我军在政治、军事素质方面大大优于敌军，我军兵力集中，敌军兵力分散，这就使我军在战场上已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一战略形势的改变，即为最后解放西北全境，全部、干净、彻底消灭西北地区之敌军，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第一野战军完成战略进攻阶段局部进攻时期的战略任务，是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第一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在局部进攻的长时间内，敌我兵力异常悬珠的情况并未能迅速改变，因而表现在局部进攻时期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反复争夺的时间很长，整个局部进攻时期的战史，就是反复争夺广大新区的历史。局部进攻时期的战史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英明伟大。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十大军事原则，特别是紧紧掌握了“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这一原则，终于战胜了在数量上仍优于我军数倍之敌，取得了局部进攻时期的伟大胜利。
　　

第一野战军/钟仁编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