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全党的指导思想

李蓉

　　七大党章在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章是党的“宪法”、最高的行为规范，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党章中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党的活动和自身建设，对全党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随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理论创造的广泛开展、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也逐渐认识到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已逐步形成了体系，于是有了将之系统归纳使之体系化的愿望与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理论创造过程中，毛泽东占有特殊的或者说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他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次，他较早地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他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第三，他较早地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第四，在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理论创造过程中，他的贡献最多，最大，而且涉及的方面最广。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创造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于是，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把自己创造的理论体系化的过程中，首先注意到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将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第一次实现了理论飞跃，当然也就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理论飞跃时刻的思维历程。
　　1941年3月，在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最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还提出，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布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要“介绍我党领袖——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列举他的生平、他的奋斗的历史、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的学问人格”。
　　7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党内通信中指出：“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
　　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与会的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陈云提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认为，毛主席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认为，“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任弼时说：“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许多斗争经验的综合，并加以运用，这便是理论”；“理论写实践联系，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它“是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工作问题的，是根据当时可能客观条件来解决问题，是抵抗那些不正确路线的。”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进一步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和政治科学，军事路线和军事科学三个方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提出上述“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同时，他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
　　7月1日，朱德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朱德还指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在《盐阜报》上发表了《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的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这五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关于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正确的思想体系已开始确立。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文献与研究》1992年第2期公布的任弼时1942年2月写下的《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其中指出：“中国党经过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实践，照讲是有很丰富的经验可以抽出成为理论，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系统地总结这一具有丰富经验的革命运动。”“只有近几年来泽东同志〔的著作〕可以说是综合了过去一些斗争，是一种带创造性的文献，对于党对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中国人办事，大都是粗枝大叶草率的，就是说缺少精细的科学的作风，这种情形不能不传染到我们党内来。现在我们党在这方面还须有很大的努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不同的情形，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这一优良的作风，他是我党恐怕是惟一能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锐敏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
　　任弼时还指出：“这次党内提出反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包含《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关于党员干部教育问题的决定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如何正确的来提高我党的理论水平，也就是说如何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来解决中国问题。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清除党内那种不根据客观实际只凭主观愿望热情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能够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带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
　　1943年春，党内有些同志酝酿为毛泽东祝贺50寿辰，并提议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既不同意祝寿，也不同意宣传他的思想。4月22日，他写信给凯丰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6月，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具体化、中国化，并有了新发展，表现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他说：“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二十二年来，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必须认识，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任弼时特别推崇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他在上述文章小指出，“毛泽东同志曾不断地指示我们，共产党员要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正确地去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好。最近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完整体现，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在领导方法上的经验结晶。”他分析说：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
　　1943年7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王稼祥写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的文章，首次明确提出并多处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指出其性质。他写道：“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分析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像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像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王稼祥这篇文章，是党的七大以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详尽阐述的文章之一。
　　7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纪念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这里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
　　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布《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
　　8月2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的欢迎会——欢迎他和其他同志从重庆归来的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进而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党的一些文件、一些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也愈来愈多地使用和论述了。1943年8月，晋察冀边区在一份《一年来宣传工作的检查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文件中指出：我们不但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而且要以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我们思想建设的指南。
　　12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指出：“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12月25日，邓小平在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第一学区反省大会上又说：“党中央老早就告诉我们，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
　　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3册(大事记)记载，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对晋察冀分局筹备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指出，要把整风的重点放在干部的思想改造上。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
　　2月17日，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在中央党校一部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的总结中，提出“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这一概念，讲到要在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
　　据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纂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一书记载，1944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整风会议，代理书记饶漱石17日在会议总结中提出：“中国党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来建设党”。
　　5月，由邓拓主编、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实际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思想，就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就是最能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利益的思想。”“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中国革命人民所有的革命事业，凡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其结果总是前进的，上升的，也就是胜利的。”“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应该说，这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系统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推动了当时的整风学习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而且为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贡献。
　　7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在为纪念党的23周年而写的《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民族抗战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思想，已成为全党所公认，是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的方向，胜利的旗帜。”
　　最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中国共产党20多年理论探索的成果确定为“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革命性质、基本动力、团结阵线、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1)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2)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3)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4)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5)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6)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7)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8)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9)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七大党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多年的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随意、偶然的。因为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是最主要的，才用他的名字作为代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毛泽东1964年3月谈到：《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必然的了。正如《决议》所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刘少奇对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1941年7月他还认为“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的形成”，1942年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提出“现在全党已有毛泽东为党的领袖”，1943年6月提出“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周围”)。同时，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是党的发展的历史选择与必然，众望所归，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刘少奇主持起草七大关于组织问题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除了刘少奇，还有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等人参加。所以，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包含着刘少奇和其他同志的心血，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当时是有客观的需要。胡乔木曾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针对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七大为全党树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公开的旗帜。七大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努力奋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