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七大选举

李蓉

　　1945年5月23日，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继续举行会议。首先，由任弼时向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中央委员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还有人提到王明是否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等。针对上述意见，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毛泽东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只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还要照顾到犯错误的。不要一次精得不得了，太精就会脱离群众。联席会议请毛泽东就选举问题在大会上讲一讲。
　　第二天即5月24日，在七大的第17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提出了一个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大原则，即选举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我们要选举一个全党的领导机关，即在大会闭会以后、两次大会之间的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那么，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提出了许多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强调指出：“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接着，毛泽东阐述了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标准或政策——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七大所要选举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一部分是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也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要选进两批人。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经过六大以来的17年，经过这17年中的六届二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选举，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人。毛泽东认为，这25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同时，还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因此，“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25个人扩大，七大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采取扩大的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新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什么规模呢?七大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中央委员会确定的人数。毛泽东说：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考虑过大、中、小三个方案。大的100人左右，中的70人左右，小的30人左右，在这三个方案中间，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七大主席团认为这个比较好。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来设计新的中央委员会，于是就产生出三个问题：第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第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第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
　　针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用党的六大选举的历史教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说，七大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方法和原则：犯过路线错误，但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方针和原则，争取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和更多的人团结、合作。
　　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要照顾才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既有苏区也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生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在组织成分上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些。
　　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对知识的要求也一样，要求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
　　总之，毛泽东认为：“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我们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给他一个代表名义他还不要，有许多同志要求不要当选中央委员，这种态度是好的。孔夫子讲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要说什么革命没有胜利就是因为我没有当中央委员，这样说是不好的。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慎重地就职，这样才是好的态度。”
　　“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七大就要选出这样的中央。
　　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同志的担心，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中央太庞杂的问题、一批人难免要落伍问题、人数有限还要照顾各个方面势必使有些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当选、产生不公平的问题。
　　关于庞杂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党过去就是庞杂的。在大革命的后期有路线的庞杂；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有几次路线的庞杂；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以前还有点庞杂，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三年整风以后，庞杂问题解决了。庞杂与不庞杂，有性质上的区别。“对过去犯过错误、翻过筋斗的人，现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过错误是事实，但说现在还犯错误就不适当。”所以不必害怕庞杂。
　　关于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的问题。“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代表都一致地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我看这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现在的情况看，从我们这次大会的情况看，以及从我们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抗战八年中的好的坏的事情和整风中的经验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真理。”有了大家的帮助，落伍、重犯错误的问题会比过去少，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
　　关于不公平的问题。因为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识本来可以当选，但是没有被选上。这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因为虽然犯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与没有犯错误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们不选他们，单选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就会有另外方面的缺点，所以一定要选他们。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准备。
　　毛泽东指出，七大选举是为着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所以，搞好选举是关系全党利害的，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完全有利于党和人民。“这样，我们这次选举，就会选举出一个比较好的(当然是比较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工具。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毛泽东最后指出：“大会主席团希望全体代表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
　　毛泽东阐述的选举路线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可，七大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条例草案经过代表们讨论得以通过。于是，七大代表们便开始按70人的规模，考虑中央委员会的候选名单，并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七大主席团也根据选举条例的第二条，先后提出预选的名单和正式选举的名单。在提候选名单时，毛泽东特别要求代表们注意没有到会的、我们不认识的同志，要听各代表团主任的介绍，以便更好地了解情况。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提出了94人的预选名单。这个名单是根据候选名单应较中央委员数“多三分之一”的精神提出的。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也就是说，从94人中选出70人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之后，预选名单交由各代表团讨论。
　　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在枣园召开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指出：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有的同志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会议决定，各代表团6月5日开大会进行预选。
　　6月5日，根据主席团的安排，各代表团召开大会，对主席团提出的预选名单进行讨论，听取关于预选人员情况的介绍，然后进行预选，并将预选结果报告主席团。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预选情况，再根据选举条例，分别提出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拟交大会表决通过并付正式选举。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七大按选举条例，分成两次选举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6月9日，七大举行第19次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任弼时任大会执行主席。在全部547名正式代表中，有533人到场参加选举大会。没有到场的14人中，董必武出席旧金山会议不能到场，有1人因事在选举后开票过程中才赶到，决定将之作为弃权。其余12人均属因病或因亲属有病不能到会选举。为此，大会主席团派工作人员乘车送选票，由本人选举。结果有10人投票，2人弃权(1人因病自己弃权，1人因没被找到而作为弃权)。所以，实际参加投票者共543人，弃权者3人，不能到者1人。
　　投票从6月9日下午3时半开始。代表们本着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严肃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慎重地填写选票，坚持要把自己认为能贯彻七大政治路线的优秀干部选进中央委员会——在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名字上画圈，在预留处庄重地写上自己认为应该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人的名字，然后庄重地将选票投入票箱。
　　投票箱，是专门为七大定做的，质地为实木，漆成红色。七大选举时，投票箱安放在大厅前方的讲台上，其上端为投票口，下面的画面用黄色颜料画成。画面上，两边用麦穗围绕、中间有镰刀、铁锤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上方有一颗五角星，党徽左、右的麦穗中分别写有“七”、“大”两个字，下方写有“投票箱”三个字和一些简洁的装饰线条。投票箱还有一个木质底座，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非常庄重、朴实。
　　七大正式选举时，500多名代表就把选票投进这个箱里，然后再取出加以统计，最后根据选票的多少，确定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投票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有大后方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因为将墨水倒在了选票上而另换了一张。算是出了一个小故障。半个小时后，现场投票即告完成。原为投票预留的时间是1个小时，结果提前了约半小时。主席团当即决定提前开票。
　　票箱当场打开，经清点计数，从箱中收到的选票共533张。加上场外的10张选票，共计543张。大会主席团决定分为8个组分别计票，然后汇总。各代表团主任分任组长，所有选票大致平均分配：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各计67张选票，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各计66张选票，中直军直代表团计67张场内选票和场外的10张选票，共计543张，正好是当场收到的选票和送来的选票之总和。各组组长分别签字，负责领取和交还本组所承担计算任务的选票。
　　计票的过程是，各组长领来选票后，首先是各组检查有无废票。结果543张选票均符合要求，没有废票。唯有在44名以外填写愿选姓名中发现有少数票，只写姓名而未在姓名之上打圈者，当即经过检查委员会决定认为有效。因为填写者本人是要选新的人才将姓名填写上的；同时选举条例上也未规定一定要打上圈才算数。
　　各组计票方法是：一人唱票，二人分开计数，三人分别检查唱票和计数有无讹误。各组计算完毕后，一是将两人所计之数目对照有无差别；二是将投票人所选举之人的票数的总和与被选者得票数目之总和对照有无差别。两项对照无差别者，则认为准确，由组长签字送检查委员会。
　　检查委员会集合8个组计算的结果，也分唱票、计票和检查三个程序，将各组总数相加，并将被选者得票数目的总和22504票和投票者所选人数的总和22504对照无误，最后得出各被选人的票数。
　　毛泽东特别关心王明的得票情况。参加七大并被推举为计票员的高扬回忆说：“投票之后，我们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忙碌地计算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口念，另一个人在候选人名下写‘正’字。正在我们计票之时，突然一个身躯高大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抬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来了。我好惊讶，忙着给毛主席让座。毛主席笑容满面，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接着他就询问每人得票的情况。我们把已经计算出来的票，向他做了报告。他又很关心地问洛甫、博古得票情况，特别问王明得票多少，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因为票数还未计算完，我们如实做了回答：张闻天(那时大家称他洛甫)得票还可以，而秦邦宪(大家称他博古)、王明得票少，能不能选上很难说。毛主席说，最好能选上。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能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毛主席静静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把选票计算完，当他看到张闻天、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选上中央委员，很高兴，对我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但对王稼祥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毛主席有些惋惜地说：王稼祥同志在历史上有错误，但也有大功，他觉悟得早，改正错误也早，因为有病没有参加大会，可能对投票有影响。明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我要讲一讲王稼祥同志的功劳。”
　　七大上，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是出面做了工作的。因为许多代表认为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不同意选王明为中央委员，不投他的票。中央知道后，就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说：要顾全大局。王明本人怎么样先不提，我们要合情理地争取他，要给他一个席位，这样才有团结，也叫顾全大局……听到毛主席代表中央讲话了，大家还是很能理解的，所以就从团结大局出发，勉强投王明一票。有一位边区的代表说：“投王明的票，那个圈故意画得不圆，投其他领导的票，圈画得很圆很圆。”也还有的代表坚持不投王明的票。
　　实际上，毛泽东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是彻底的，对犯错误的同志的组织结论和处理则是很慎重，也很宽大的，真正达到了弄清思想，治病救人，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正如七大代表薄一波所说：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排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解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是无情的，但不是“无情斗争”，而是无情地揭露和分析错误的事实及其产生的根源，彻底地分清是非，以利全党同志从中正确地吸取教训。当王明口头表示要检讨错误之后，毛主席亲自到各个代表团去说服大家，一定要把几个犯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主席说，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犯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同我们仍然是一致的。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从犯错误同志的思想根源来说，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我们批判错误路线，要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那天，投票以后，毛主席不走，我当时也站在一旁看。直到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开会场。这件事意义非同寻常。
　　中共中央在清算王明错误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他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当时王明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并派其他领导同志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与王明促膝谈心，有时长达5个小时。经过细致的工作，王明的思想有一定的转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共的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历史经验阶段后，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对复杂的事物，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作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泽东还强调对王明等人要一分为二。六届七中全会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5位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均先后和王明谈过话，对决议的内容作了解释。
　　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当天，王明请任弼时转交了他给毛泽东并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同志们的一封信。王明在信中说“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毛主席是我党有史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思想上和事业上的代表。”“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一方面，它把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组织错误和思想错误问题，都提到最大的原则高度而加以连根铲除式的彻底的清算；另方面，它明示着清算历史问题和各种错误是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和目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作风在解决党内历史问题和争论问题的体现和反映。”王明的这个态度，也说明他对毛泽东的正确与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
　　6月10日，大会召开第20次会议，公布中央委员选举结果。会议执行主席、七大秘书长任弼时作关于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的报告。他说明了参加投票的人数、检票的经过和选举的结果。选举得票者共87人。按543票计，须有272票为过半数，从87名得票者中，有44人超过半数票，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
　　接着，大会副秘书长李富春作关于正式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选举中超过半数者共44人，得票最多的是满票543张，最少的275票，弃权3票，缺席1票，废票无；未超过半数的43人中，得票最多的是204张，最少的是1票。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三、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王明、秦邦宪等44人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公布后，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接着开始。
　　首先，毛泽东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讲话。他着重论述了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重大意义、王稼祥的功过和东北等问题。
　　关于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三十四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
　　关于王稼祥的功过。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第一，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第二，长征一开始，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他和张闻天的参加和赞成，“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上，也是由在苏联养病后回国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加以传达。此后，王稼祥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或他和其他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下起草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而起的。毛泽东认为，王稼祥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关于东北问题。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的报告之后，大会进行选举中央候补委员的投票。6月11日，七大闭幕式的第一项内容，便是任弼时报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开票经过及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选举，大家非常慎重，考虑分析，调查研究，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选举都民主些，但也很集中。大家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讨论，才进行正式选举。在小组讨论中，人人各抒己见，个个畅所欲言，有坦率诚恳的建议与批评，也有由衷的自我批评，更多的是以亲身的经历生动地证实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许多具体政策的正确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也有争论，但是一旦是非辨明之后，大家又能很快地统一了认识。大家对待问题是一切从全党出发，从全局出发，坚持原则，修正错误，充满了对党负责的精神。经过这样严肃、慎重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是完全能够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而为全党所一致拥戴的最坚强、最有力的战斗司令部。
　　七大的民主，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如前所述，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经过反复酝酿，代表们的意愿得到了较充分的表达。代表们表达意愿的渠道通畅，既有小组，也有代表团，还有大会。表达的方式，可以口头提问，要求马上回答，也有写个便条或者写成正式的书面意见，要求予以解答。对提出的所有问题，有的被吸收在选举条例中，有的通过大会表决的方式被采纳，还有的通过负责同志的解说予以解答。并不是所有意见都能被采纳，但首先是有意见就可以表达，并且有表达、反映意见的渠道。因此，七大选举的方针、条例、候选名单和实际的选举都充分体现了大多数代表的意愿。
　　七大的民主，还体现在代表们的知情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合理要求得到满足。大会代表要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还需要了解情况，行使知情权，这也是七大选举中的亮点之一。如代表们提出要求介绍六届中央委员情况，要求介绍那些犯过错误而又改正错误同志的情况，要求介绍被列为候选人的情况，要求大会主席团阐释选举方针，对各种疑问的详尽解答，等等，都有助于代表们了解情况。这就造成一个良好的互动情景：普通代表意愿的充分表达，中央领导从而了解了“民情”，从而更好地决策。中央对选举方针的说明，使普通代表了解中央领导的意图，从而能够评判其正确与否。不正确的促使其改正，正确的能自觉地贯彻。
　　毛泽东在七大上讲：过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这个局面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代表的意愿得到了表达，得到了尊重。七大选举中还通过“条例”的形式把代表与中央领导的意愿制度化，而使大家共同遵循——500多张选票没有一张废票说明，每位代表都自觉地遵守选举制度。七大选举过程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邓颖超说：“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充分地发扬了党内民主”。所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人选极其精干，有很高的威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