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散记

马寒冰

　　1944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河南、湖北、湖南这广阔的地区，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溃，遗弃了千百万的人民和千百万里的肥沃土地。正当全中国的人民，都充满了怒愤的时候，王震将军奉中共中央的命令，率领三五九旅的一部，远征三湘。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指出：远征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困难很多。远征的同志们，一致向党中央及毛主席表示：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一定要把千百万被国民党所遗弃而处于敌伪汉奸烧杀、抢劫、奸淫下的人民解放出来。每个人的胸膛，都被热血所激动；每个人都满怀远征必胜的信心，遥望着南国的原野，和那千百万被遗弃的人民。
　　从延安出发的，仅仅是三五九旅的一小部分，全部不超过三千八百人(连后勤部队在内)，各式枪枝两千枝。因为是远征，要在漫长的旅程中，偷关越卡地穿过封锁线，连一门炮都没有带。就是这么小的兵力，竟走遍了陕、晋、豫、鄂、湘、赣、粤等七个省份，渡过了黄河、淮河、长江、襄河、湘江、赣江，翻越过吕梁山、中条山、大别山、伏牛山、罗霄山、九陵山和衡山山脉。我们这支队伍，在远征道上，经常是在战斗与行军中过日子的。敌寇虽然联合了汉奸阎锡山，准备消灭我们在同蒲路上，结果却失败了；鲁山的敌寇，使用了大量的兵力和坦克，准备消灭我们在豫中平原，结果也失败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企图消灭我们在莲花、永新、宁冈地区，结果仍然是碰了壁垮下去。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在湘、鄂、赣、粤四省广大的敌后，到处插上了解放的旗帜。人民由于我们的到达而获得解放。人民再也不受敌伪及汉奸卖国贼的压迫。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并享受了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好处。人民可以站起来谈话，建立了人民的参议会和政府，享受了自由与解放的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和双十协定公布后的新局势之下，为了履行中共中央的诺言，我们奉命同那些企图阻挠和歼灭我们在长江南岸的敌伪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之后，安全地北撤到长江北岸，和李先念将军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树声将军所率领的河南人民抗日军，会合在中原解放区。
　　出发前后
　　远征的消息，在比较高级的干部中，早在8月间(1944年)就知道了，在他们之间，就开始了一阵忙碌：准备冬装的，安置家属的，辞别亲友的，搜集书籍报纸的，大家都在忙得不可开交中过活。
　　9月中旬，中共中央为了使这批行将远征的干部，对于党的政策和各个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获得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在中央党校里附设了一个短期的训练班。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以及陈毅军长、聂荣臻司令等留延中央委员都当了教授。训练班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半月，但是大家得到的教益却绝非上别的学校三五年所能得到的，因为每门课程都是流血流汗的斗争经验，而且是科学地把这些经验综合起来的结晶。
　　训练班刚刚结束，就已经迫近出发的时间了。各个机关学校，都一致地动员起来，慰劳我们。有的送肉送菜，有的排演新的话剧、京剧、秧歌和新歌曲。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我们看到了七八个京剧，两三个话剧，两次电影，至于秧歌，更是不计其数了。由于各机关学校不断地送来肉和新鲜蔬菜，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往时提高了百十倍。
　　部队出发的命令是十月二十五日颁布的。命令里说要各个出发的部队，以两天或三天的行程，从各个分散的驻地，集结在延安南十里舖、延安北郊，到桥儿沟一线，进行整备。当时把所有战斗部队编了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自六七百人至一千三百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直属队和三个干部大队，全军共约五千人。这就是我们南下的战斗序列和实力了。
　　十一月一日那天，在延安的飞机场上，扎着一座庄严美丽的阅兵台。台的上端高悬着几个斗大的字，写着“八路军南下远征军誓师大会”(“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是进入湖南时才使用的)，两边挂着两块很大的白底红字的标语：“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军队胜利万岁”。离开阅兵台的前方约莫二百米达远的旗杆上，高悬着鲜红的党旗。阅兵的时间，原规定是午前十时开始。八点多钟的时候，整齐的行列，从延安的四郊向着这广场行进。每个战士的脸孔，由于年来的生产自给，丰衣足食，都是红胖胖的。每个人都穿着一套新棉军衣，扎着新的子弹袋、手榴弹袋、绑带，配发了新的毛线手套、毛袜子、棉鞋。每枝枪都擦得那么亮。刺刀在太阳光下闪耀着辉煌的金光。他们是那么整齐威武，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九时四十分，军号声把歌声压了下去，会场从狂欢的场面，一变而寂静起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其他首长们，从会场的西南角，走上了阅兵台。热烈的掌声，就象爆竹似的响开了。
　　第二大队队长陈宗尧同志宣布了开会之后，行进式和分列式的阅兵，便作为第一个节目启幕了。受检阅的部队，从会场的东方朝着阅兵台行进。毛主席——这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穿着深棕色的军服站在阅兵台上，不断地举起手来向受检阅的队伍答礼。新闻记者忙坏了，拿着照相机子到处拍摄着这个盛典。
　　毛主席开始了他的临别的讲话。他勉励同志们要忠实的“为人民服务”，要“爱民如子”，做到象“王者之师”那样的“纪律严明”和“秋毫无犯”。最后他祝福同志们远征的胜利和健康。战士们倾神地听着他的每句话并紧记在心坎里，干部们都在摘记他的训诲。不论干部和战士的嘴角上，都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末了，王震司令员率领着我们宣读誓词：“……我们每个人都要坚决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这时，微风吹动着旗杆上鲜红的旗帜，太阳和煦地照耀在广场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感觉到象太阳光似的温暖和象微风吹拂着似的愉快。
　　十一月九日，部队起程离开延安。从东关到东十里舖的大道上，站满了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的队伍。他们都执着各色鲜艳的小旗子，唱着新鲜而动人的歌曲，高呼着雄壮的口号，热烈地欢送这支南下远征的队伍。战士们个个挺起了胸膛，整齐地在这些欢送的行列中，穿行过去，微笑着向欢送者点头致谢。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加强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一个战士对我说：“受到这样热烈的慰劳和欢送，真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感觉到光荣和骄傲!我一定要狠狠地去打日本侵略军，解放人民，这才能对得住同志们!”
　　雪山和冰桥
　　吕梁山和太行山、中条山并称为山西三大山脉。就在华北来说，吕梁山也是鼎鼎有名的。在冬天，吕梁山脉地区，比太行山和中条山还要冷些。我们这支远征的队伍，渡过了黄河之后，就进入了吕梁山脉。那时候正大雪纷飞，道上积雪达两尺多厚。我们在积雪中行进。平常按我们的行进速度，每小时可以走十二华里，但在这积雪中，凭你多大的本领，也只能走六、七华里。尤其是夜行军，最多仅能走四、五华里。我们的脚被冻得发麻，已经不觉得是自己的脚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抵达宿营地时，千万不能一下子就把脚放在热水里烫，一定要先把两个脚用手尽量摩擦，让它慢慢发热，然后才放在温水里去洗。要不然你就会把脚弄坏了，一直到溃烂。可是开始的几天，人们还没有这个经验，以致个别的人烂了脚。以后就完全纠正过来了。
　　在平坦的道路上，或者就是在崎岖的山道上走，都比翻越任何一个山尖要好得多。最使我不能遗忘的，就是山西临县的鸦儿崖山。上下是四十里，满山都长满了刺人的小树和高可没胫的杂草。那天，正是大雪后的第二天，全山披上了一件非常美丽的雪衣，地上的积雪，起码都是四尺多厚，差不多快到腰上了。路既狭小，给雪掩盖住了，又是个斜坡。坡的两面是深坑巨沟，使你无法辨别哪是路，哪是坑。因此，你就得非常仔细，让一只脚确实踏稳了，再移动另一只脚，要不然你不但会翻一个大筋斗，还会跌死在深坑里的。
　　翻过了雪山的第三天，我们就开始越过了两条比较困难的封锁线，那就是汾河和同蒲路。沿着汾河和同蒲路是一片宽阔的平原。从西边的山头到东边的另一个山顶，足足有八九十里，就在这块平原上的河畔和沿着铁路的两旁，都布满了敌伪军的据点。我们不能拉着一条直线走过去，必须机动地绕过这些据点，才能从西边的山头抵达东边的山头。另一方面又不能过早地把队伍运动到西山上去，那是会被敌伪发觉而阻碍我们过路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在离开西山头三十多里的地方停滞下来，待黄昏后再继续前进。就是到了东山上也不能一进山就宿营，那是会被敌寇尾追和袭击的，必须进入东山后，还要继续走三十多里才能宿营。这么一来，东西两个山地，要走六七十里，平原地区要走八九十里，再加上绕路，我们就得在一个夜晚，走上一百七八十里。这是一个急行军。在世界上除了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军队，恐怕再没有别的军队能够从黄昏走到第二天拂晓，会走这么长的行程了吧?何况是要偷过无数的敌人的据点，又随时有遭受敌伪的埋伏、袭击的危险的战斗的强行军?然而，我们终于胜利地通过了这两道封锁线。
　　许多到过山西的人，或者读过山西地理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汾河是一条泥巴河。河流是那么快速，河底又是一堆堆的烂泥巴。河的宽度约有一百五十米达，就是在很冷的冬天里，也很少结过冰。几个有桥的渡河点，又都被敌人盘据着。要把这五千人的庞大队伍，从这么宽的泥巴河里，渡涉过去，就不说那和冰一样冷的水，可以把脚冻掉的话，而万一在渡涉中遭受到敌人的袭击，损失也一定是很大的。这就形成了我们东进中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和困难。但是恰恰在我们过汾河的前一天晚上，北风大作，把这条很难结冰的汾河也冻结了，我们就在这冰上走了过去，不但避免了渡涉时的脚冻，而且很安全地通过了。如果是唯心论者，也许他们会说，这是“天意”吧?!
　　让我再告诉您另一个景色吧，那就是我们从太岳区准备第二次南渡黄河进入河南境内的时候。一切的黄河渡口都被敌人占领或者是控制着。大部分的船只都停泊在敌人占领的渡口上。我们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避免战斗，安全地进入河南境内，完成南进的计划。这就不能痛痛快快地把敌人占领的渡口抢夺过来，再行渡河，只能在那从来没有人渡过的地方偷渡过去。这就需要设法从各个地方集中船只，而且要有很多的船，才足够使用。这又是一个难题了。但是正当我们准备派人去集中船只的时候，从河边侦察回来的侦察员说，黄河在前一天，因为下了雪，又刮起大风，现在已经冻成了一座有五六尺厚和三四十米达宽的冰桥，用不着船只，就可以从冰桥上走过去了。
　　当我们的队伍前进到黄河畔上，那条被冻得非常结实的冰桥，就映进我们的眼帘。真如侦察员的报告，冰桥的宽度仅仅是三四十米达，两边还是激流在奔腾叫啸。老乡们告诉我，黄河在民国十一年的时候，曾结过一次冰，十多年来，再没有冻过。你们真是“得道多助”呀!
　　驰骋大平原
　　渡过了黄河，我们就进入了河南境内的平原地区。当我们踏进了这大平原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河南人民的强悍和勇敢。差不多每一个小村子，都修建有碉楼，自己备有步枪，听讲还有机关枪，甚至有迫击炮和山炮。这些武器的来源一部分是历年国内军阀在这平原地区作战时遗留下来的，但绝大部分是一九四四年汤恩伯率领下的几十万大军，见到敌人就吓得屎尿直流，望风而溃，连枪带炮都来不及取出就溜之大吉所遗留下来的。溃兵们不是逃跑回家，就是散为土匪盗贼。河南人民在遭受着散兵游勇的抢劫敲诈——不，应该说是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们即使不是溃兵，也是如此——和敌寇的屠杀奸淫之后，他们不得不拿起这些枪炮，自己来保家保乡。许多英勇的河南人民，给予敌寇的打击，是比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还要厉害千百倍——因为汤军根本就没有打过仗哟!
　　在河南有个很有名的民谣，叫作“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蝗虫为害，汤呢?就是汤恩伯。河南遭受了水灾和旱灾的痛苦，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已不是鲜见了，差不多每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又是遍地蝗虫，把田里的庄稼吃得差不多了，往年可以收石把粮食的土地，仅得到一二斗。这已经够穷苦和没法子过日子的了，怎知道汤恩伯的大军一到，派粮要草，又跟着来了。捐税的名目多得象牛毛。用不着举很多的例子，我只说一个例子，他们在叶县，抽派闺女捐，凡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每月要收三十元的税。如果你抗不缴纳，他们就要“调验”。所谓“调验”，其实就是糟蹋了人家的女子。谁又愿意吝惜这三十元，而遭受到这样的侮辱呢?他们还有一个新“发明”，当春天来的时候，挨家挨户发给一个鸡蛋，当时并不说明这是礼品或者还要收回什么东西，但是秋天到了，他们就要向那些收鸡蛋的人家，每户要一只鸡。说他们春天给的蛋，孵出了鸡，到了秋天当然要长大起来，每只要在两斤重以上。这就是他们喂鸡的新方法。至于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见了老百姓的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带得走就带走，带不走就变卖现款。老百姓被抢得十室十空，家破人亡，沦落异乡。人民遭受到这种摧残和压迫，一些较为懦弱的人，只好忍气吞声地离开了故乡的田园；一些不在这暴力之下低头的，就挺身而起，反抗这种土匪“军队”，到处袭击和杀害他们。难怪汤恩伯自己说：“河南战役失败的原因，乃是军民不合作。既无向导，又无粮食。当军队转移的时候，经常遭受到人民的袭击，以致无法作战。”这虽然是不战而溃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对日妥协和恐日病的结果。汤恩伯用这为藉口，来掩饰他失地的大罪。然而，从他这个自供里，也足够使我们看见他的军队遭受人民反对的一幅真实的写照了。
　　就这样人祸加上了天灾，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片凄凉。我们曾经进军在确山附近以及信阳和罗山之间的地区，是东西一百五十华里，南北四十五华里的原野。这里渺无人烟，路上也找不到一个人。如果不是那些破墙残瓦和几具已经坏了的石碾子，你一定不会相信这里曾经住过人，而且过去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可以断言，蝗灾虽然是造成河南贫穷的一个原因，但是人祸却是主要的因素。
　　河南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你简直不能相信。叶县王庄的一个农民告诉我，他们去年种的三十亩土地仅收到了三石粮食。全家八口，把这三石粮光是充作一年食用，都还不够，但是地主的地租，就要七石五斗，三石粮食全部交给他，还得记上欠四石五斗的账。这些账不但来年要还，还要利上加利的——因为这是作为地主的贷粮计算的。捐税也不因歉收而减免，还要如往年一样地缴纳。我曾经替他作了一个概括的统计，大概捐税要一石八斗的样子。他没有款子交给官老爷，仅有的一条牛被拉走了。他一年辛苦流汗的代价，完全等于零不说，还欠了满身的账。他们一家八口，只好靠拔野草和剥树皮充饥了。当我访问他家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孩子，正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要东西吃。
　　我很不愿意在“驰骋大草原”这个题目下，播送给亲爱的读者们这样一支悲惨的插曲。但是，事实是我们在这平原上走了一个整月，所闻所见的情景，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我怎能不把这真实的画面，在读者们的眼前展现出来呢?这也难怪河南老乡们编写了一首很动人的民谣：“天见中央军，日月无光：地见中央军，五谷不生；人见中央军，有死无生”。
　　让我们转换另一个镜头吧。当我们的队伍在鲁山和五百多日本侵略军和七辆坦克车发生了遭遇战，我们重重地教训了这些侵略军之后，人民欢欣鼓舞，他们自动地跑来替我们送担架，把蒸得热烘烘的、又甜又香的大红薯送给我们吃。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英勇打日本的队伍。他们就是穷得三天不吃饭，都愿意挤点粮食给八路军吃。他们替负伤的战士洗去了衣服上的血渍，替战士们缝衣服，他们真正是做到了军民打成一片。这和汤恩伯在河南战役的结论中所说的形成了相反的对照。河南的人民是非常热情的，他们爱护抗日的军队，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些。
　　勇士们开辟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的夜晚，河南平原上的天黑得伸手不见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北风吹得刮骨似的发痛，河里的冰结得有尺把厚。我们准备着在这一个夜晚，穿过鲁山附近的公路。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鲁山住着敌人一个联队，并附一个坦克连。我们越过同蒲路和黄河，他们早已知道了这支队伍一定要南下的。三天前他们在沿公路线上，加了不少的工事和岗哨，准备阻挠我们的南进。
　　王震司令员蹲在一堆炭火的前面，摆开了地图，和几位支队长们，正在布置如何穿过公路。他突然仰起头来向陈支队长说：
　　“今夜可能遭受到敌人的截击。一支队作后卫要特别留意；二支队前卫也应该注意找路走，要逢水搭桥，排除前进中的一切障碍!”
　　午夜里，队伍开始出动了。路上的雪有五寸来厚，雪底下又是一层积冰，越发滑得难走。一只脚刚从雪里拔了出来，另一只脚又陷了下去。前卫部队就用着他们的两只脚，把那被雪和冰掩盖得分不出哪是道路、哪是田畦的大地，划开了一条路来。他们往往连人带枪滚到雪堆里去，脚冻得丧失了知觉，但仍然是英勇地前进着，没有一个在这大自然的困难面前低头的。
　　在游击战中过生活的人都知道：夜行军，尤其是穿过封锁线时，不能使用号音联络，也无法使用旗语。最简单的通讯联络就是传话，一个个地从前面跟着传下去，声音又讲得那么低和快，最初的几个人还不至于发生问题，到后面可就变了。有人从前面传来说：“把枪衣脱下”，到了后面竟变成了“把衬衣脱下”，人们都莫名其妙地想为什么要把衬衣脱下来的道理。还有一次，传来了“不要看书”，天晓得，夜里黑得那么厉害，谁还有本领在战斗中去看书呢?以后弄明白了，才知道是：“不要咳嗽。”
　　三个支队过了公路，向着森林地带走着的时候，公路的右边，远远地发着白色的亮光。战士们都嚷开了：“才走不上个把钟头，天就发白了，后面还有四个支队怎么办?”人们的心里都在发急，指挥员感觉到不对头：如果天亮了，为什么从西面(部队是由北向南前进，右边就是西方)亮开了?是不是前面带路的人捣鬼，把队伍带到鲁山去了?那是城里的灯光吧?一会儿，白的亮光，慢慢地向我们照射过来，隐约地看出是灯光，还在不断地移动。三支队长张仲瀚同志喊了起来：
　　“不是天亮，也不是城里的灯光，是汽车上的灯!敌人已经出动了呵!”他急忙派遣通信员通知了后卫部队，也报告了王震司令员。他自己带着几个通信员，迅速地离开了行列，走到了公路右方一个排的警戒阵地去。白亮的光更迫近了。严正祥排长用他的左手手指，在计算着：一、二、三、四……十三、十四，“十四盏，最少是七辆汽车”。
　　张支队长点了点头：“不错!七辆车。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来了就打!”排长卷起了袖子，看他那股神气真是红火得很。是的，我们这支队在后方整训了两年多，这么好机会，谁还不想显显身手?“支队长，你走吧，前面需要你，这里我们有了三十个人，不要说七辆，就再多一点，我们也能够应付!”
　　张支队长笑了。拍一拍严排长的肩膀：“真是有种!”
　　嗒嗒嗒……敌人的车上开火了，铁轮带的声音也可以隐约听到。“不是汽车，是坦克车!同志们!开始射击吧!”严排长发着命令说。
　　“打个卵子枪，还能打穿人家的铁乌龟皮!”战士杨正春咬着牙齿说。他从腰里掏出了手榴弹，去掉了保险盖，把保险线套在右食指上，象狮子样的怒吼了一声：“杀!”他就如一股飓风奔向坦克车，随着响起了“砰砰、砰砰……”的爆炸声。
　　“一个、两个、三个……”严排长肚子里在计算杨正春投的手榴弹，他转向身旁的机关枪手刘勇辉说：“对着坦克车射击，掩护我们的英雄吧!”
　　九二式的重机枪吼叫起来，象天崩，象地陷。两只铁乌龟停了下来，再也爬不动了。另一只铁乌龟上的炮响开了，朝着杨正春的身上打，没有打中。他熟练地伏在地上，紧紧地握着手榴弹，铁乌龟的轮子沙沙地向着他的身上辗上来了。
　　“呀!”刘勇辉惊叫起来，他的手发抖了。杨正春被铁轮子压到轮底下，手榴弹爆炸了，轮子被炸毁了。坦克车象一具大棺材停在那公路的右侧。顽强的敌人用坦克车上的机枪，射击我们的机枪阵地。刘勇辉清醒过来，发狠地紧握着机枪，瞄准目标还击，铁乌龟上的机关枪倾倒下来，停止冒烟了。刘勇辉用他那卷了起来的袖口，抹了抹额上的汗珠，向班长说：“又完了一只了!”
　　队伍象潮水似的，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穿过，有的人被子弹打中了，哇地叫起来了，立即被另外的人制止下去。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想奔去增援这苦斗的严排，但是他们的任务，不是在这个地区作战，而是过路呵!
　　张支队长派来一个通信员告诉严排长，要把警戒交给后面的五支队接替，要他带他那排人赶上队伍。严排长摇摇头说：“不，正打得激烈，怎么能交出手呢?”五支队派来了两个班来接替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快走，有我们在，怕什么?”他拒绝了。他不愿意使敌人利用我们接替的间隙得到喘息的机会。他命令他的一排人：“坚决地打，为保护全军胜利通过，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根枪吧!”
　　天真的亮了，队伍全部进入森林地带。张支队长跑到三营去，问了营长，严排归队了没有?营长摇着头说：“没有，他们将永远不会回来了!严排长就是这样的汉子!”
　　是的，他们将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开路去了，用他们的血和肉，替这支远征军开出前进的道路。也替中国人民开辟着一条宽阔的、解放的大道。
　　人民的军队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这是我们在延安誓师大会的誓词，每个指挥员都背得烂熟，而且都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了每个人都是忠实执行这誓词的。那么这支队伍和人民的关系怎样呢?许多动人的事实，要用几本书的容量，才能写完它。在这散记中，我想就围绕着粮食问题来叙述这支队伍爱护人民、体贴人民的事实吧——可以这样说，如果军民关系搞不好，大部分都是由于粮食的补给产生的。
　　我们这支队伍是来自漫远的西北，走了那么多的路，总无法从延安带粮出来吃，不得不就地取粮，补给军粮。但是，河南在那个时候，正经过了“四荒”的洗劫，河南人民正在饥饿和穷困的日子里过活，我们怎能再就地征粮来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军政治部颁布了命令，规定各部必须以市价向人民购粮，不得采用征粮、借粮的办法。而且购粮必须是人民自愿的，谁违犯了这个纪律，即以军纪论罪。同时又照顾了农户需要的种籽，规定依照贮粮的多少，酌量购买的数目。并且提倡吃用杂粮，留下稻子和小麦的种籽。红薯是河南的特产，虽说是在荒年，但是家家户户都还存得一些。因此，它就变成我们的主要食粮。大约每四斤红薯可以折合一斤正粮，它不但香甜好吃，而且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维他命，最富有营养。其次，我们还可以吃到一些豆面。在河南整整一个月中，我们全部的食粮，就是红薯和豆面，而红薯却占十分之七。人民看见了我们这样艰苦，他们感动得流泪。他们说：“国民党军拿了粮食不给钱，还都要大米和麦面。面磨得粗点，米碾得不细，还要打人呢。他们还能吃红薯和豆面?!”
　　河南的人民，遭受到了敌伪和国民党无数次的骚扰，一听到穿“老虎皮”(军衣)的人来了，就一个村传一个村，都相率地逃避了。他们怎知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英勇善战的八路军?他们最初以为是国民党军来了，都逃跑了。我们进了村子的时候，如果能发现个把老婆婆和小孩子，还可以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八路军，还可以通过她们，把青年汉子从别的村子里喊了回来。但是也碰到个别的村子，连一个婆姨娃娃也找不到，哪里去找卖粮的人?队伍又必需吃饭，怎办呢?军政治部规定各部可以先取用住在地的房东屋内的存粮，但必须好好地过秤，按照市价，留下钱和这样的一封信：
　　“诸位父老兄弟姊妹：
　　本军作战敌后，瞬达八年。军威所至，敌伪丧胆，望风披靡。战绩卓著，中外共闻。军纪严明，买卖公平。借物必还，损坏必偿。军中信誉，遐迩皆闻。迩者奉命南征，途经贵地，军粮缺乏，不得不就地购粮，以供军食。刻临贵府，适值出外，无法洽购，为保证军食无虞，不得不设法向贵府取去红薯若干斤，豆面若干斤，每斤以市价若干元计算，共合法洋若干元，谨如数留置于柜中，尚望查收并乞见宥。即颂公安!”
　　由于我们如数将粮价及谢函留置在农户家中，这个故事，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河南。它比任何通讯工具都来得快捷。人民信任了我们，他们再不害怕我们、躲避我们了。他们积极地、热烈地欢迎我们的进驻。譬如：在东西赵堡时，老乡们送来了一大堆慰劳品，要我们长期驻在那里，保护他们，解救他们!
　　我们的战士全部来自北方，他们是不熟悉华中、华南的民情风俗的。当队伍快进入河南地区的时候，全军在军政治部领导下，进行了当地民情风俗的教育。举个例说吧，在北方的行军中，每到一个地方，队伍总是把门板卸下来，搭床舖使用，但是在南方，老乡们是不愿意人家卸掉“内门”的(就是卧室的门)，我们就禁止使用门板搭舖，一律用稻草或麦秸搭地舖睡。南方的人讲究卫生，不但洗面和洗脚的盆子分开，还有特别专给女人洗下身用的小澡盆(男人是不许用这种盆子的)。我们告诉所有指战员，洗面的盆子不能洗脚；女人专用的盆子，男人们不许使用。在住房的时候，也规定了仅允许住厅屋，禁止住内房(即卧室)。这一些，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我们却是费了相当的时间去向全体指战员解释和进行教育的。除此以外，那就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每天你都可以听见人们口里在唱着纪律歌。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战斗班被分配住到一个富农家里，房子是既宽大又干净，战士们满以为可以舒服地休息一个整晚，但当班长陈春和同志去向房东交涉，要求住在一间厅屋时，任凭你怎样说，房东总是不让住。陈班长把口都说干了，得到的回答，还是千百个“不行!”陈班长没法子，把全班带到门外牛圈里，和一头母牛住在一起。他们把地上打扫干净，用木杆子把牛栏到一边，就这样住了下来。半夜里那个富农点了灯来看他们怎样住的，当他发觉这些英雄们和牛住在一起的时候，他难过起来了，唤醒了班长，要他们搬到厅屋里去。陈班长说：“只有几个钟头，用不着麻烦您。”他感谢了富农的好意。这位富农非常过意不去，第二天替他们做了一锅枣子稀饭，要他们喝些好走路。他们这班人不好拒绝他的好意，痛快地吃了一顿，然后，他们倒出几个米袋的米，还给富农，把牛圈打扫干净，向房东告辞，又走上了征途。
　　另一个故事：在叶县林家庄，住着一位农妇。她不但贫穷，而且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她的丈夫病死了。她既没有一文钱去替他买棺材，又没有人帮她埋葬。恰恰那天她家里就住着我们一个排。排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全排的同志，大家都很受感动。班长李辉同志号召大家捐钱替这位不认识的朋友买棺材。他首先取出在延安时朋友们送给他当路费的一万三千元，大家都跟着拿出了钱，替死者买了一具棺材，还帮她挖了一个墓地。这件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了。
　　我们的指战员是懂得怎样英勇杀敌，保卫人民，也懂得怎样去爱护人民的。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毛主席的临别赠言，和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在这里我们应该赞扬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是用了最大的力量，不辞辛苦来做这一个工作的。队伍刚进村子的时候，他们要耐心地去向房东借房子和炊事用具，临走时他们又要征询居民的意见，检查有没有违犯纪律的行为。当他做完了工作，队伍往往已经走出了几里地，他又必须赶队伍去。当然，战士们遵守纪律是很自觉的，但是没有政治工作人员的引导和教育，也是难于建立起这样铁的群众纪律，没有办法使军民亲切地联系起来，战胜我们的敌人的!
　　南渡长江
　　当我们进入河南的时候，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和国民党军阀刘汝明，就三令五申要消灭我们这支队伍在平原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很不甘心，企图把沿长江渡口严密地封锁起来，消灭我们在大江两岸。他们和敌伪在汉口附近开了会，动员了三个师的队伍，准备来一个蒋日联军，消灭我军的把戏。他们估计我们会从鄂城的团风附近渡江，把三个师的兵力都集中于团风一线。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们都在距离九江七十五华里的渡口，安全地渡过了天险的长江。
　　军司令部在我们未抵达渡口的前两天，就派出了不少的侦察人员，把大江两岸的敌情弄清了，又派人去和船夫大哥接头。船夫大哥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能够喝两斤白干，和打得一手好拳的人，在沿江摆渡了五十多年，哪一个不认得他呢?最初我们和他谈到请他集中三百只船，帮助我们渡江，他拒绝了。他说他还要多活几天，不愿意送命——他怕国民党和敌伪知道了，会杀害他。我们慢慢地用民族大义和他谈了整个晚上，他终于答应下来，答应我们集中二十只大船，一百只小渔船。两方商定，队伍要在一月二十四日黄昏抵达北岸，他保证在二十五日天亮前把我们全部送过江去。
　　二十四日下午，天突然下起大雨，人们都担心大雨将要给我们增添许多困难。当黄昏的时候，天晴了，月亮从云端里钻了出来。我们以每小时二十华里的行军速度，迅速集中到江的北岸。长江在月夜中，显得非常洁白，象一匹雪白的布匹，横舖在大地上。
　　还没有到达江岸，我们早把队伍组织得非常周密。王震司令员亲自担任了渡河指挥员，依照大小船只，大船每只乘坐三十个人，小船每只乘坐六个人，把全部人员编成若干小组，每个人发给二百元法币和一百元储币(伪钞)作为船资，自己交给船夫。正当我们刚要南渡的时候，九江方面飞来了两架飞机，在江的两岸投了几个照明弹，把整个大地照得真象白天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疏散倒卧在沙滩上，任凭怎样强烈的光，也难于发觉到我们。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约莫二十来分钟，胡乱丢下十来个炸弹走了，我们连一根毛也没有被炸伤。
　　船开始南渡了。长江是一条宽狭不等的河流，我们通过的渡口，江面可能是最宽的，大约有三里左右。渡船每五十分钟可以往返一次。坐在小船上的同志，把鞋袜脱掉了，就在江中洗脚；坐在大船上的同志，却只能从船舱中探望江中的月色。
　　突然，由远而近的，从江的下游传来了马达的响声，战士们喊起来了，说是飞机又来了。我心里明白不是飞机，而是敌人的巡逻艇，渐渐地迫近我们，已经可以看清楚是三只了。有些船正驶到江中心，个别的战士心里胆怯起来了，他们想：如果敌艇用机枪扫射，或者是用山炮轰击，那怎么办呢?又不象在陆地里，可以使用你的武器，在有利的地形下痛击他，现在是在江心，船里容不得架起机枪。步枪吗?还可以打一打，但是船总是多少有些摆动，怎么打得中呢?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士们并不示弱，他们迅速地拔开枪口上的塞子，脱下了枪衣，瞄准着敌艇，沉着地等待渡河指挥员的命令。如果敌人不开枪，我们就不准射击，因为我们是过江，没有在江心作战的任务。
　　敌艇迫近了，艇上的人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船夫们熟练地回答说：“打鱼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刚下过大雨，好捞鱼呢!”船夫们已经不止一次，在江心碰到过了敌艇，他们过去也确是捞鱼，每次都照例这样的回答。艇上再不问话，它沿着大江，向西驶走了。这才把战士们紧张和不安的情绪稳定下来，他们在江心里吐着口水说：“他妈的，我以为要把我们陆军变成海军了，哪知又变不成!”笑了。
　　当我们踏上了大江的南岸，我们彼此互相道贺。战士们有的在山沟里长大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宽的大江，他们好象舍不得丢掉她，又转回岸边，朝着江水呆望着。要不是他们的首长喊他们走，他们宁愿在这江畔站到天亮哩!胜利后的怪话在各个角落里传了出来：“指导员把长江说成那么难过，要我们提高战斗的观念，要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一个人也敢过来!”有的说：“敌人准备在这最后的一个难关中，消灭我们，现在消灭个茄子!”
　　是的，敌人没有能够消灭我们，我们也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
　　天亮了!我们全部人员和牲口都安全地渡到南岸来。王震司令员穿着他那件破皮衣，最后渡过江来。他看看每一个人的嘴角上，都挂上了微笑，他也笑了：“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敌人再没有办法阻挠我们南进了!”
　　“司令员，我们应该打个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说我们胜利地渡过大江了!”王震司令员接受全体指战员的要求，发了个电报给中央。第三天我们接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回电说：
　　“庆贺你们安全南渡长江，并预祝你们胜利前进!”
　　战斗在江南
　　队伍刚刚南渡长江，就开始执行了党中央给我们的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向敌伪作无情的武装斗争，解放华南的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以鄂南的大幕山为中心，向着阳新、大冶、鄂城、通山、通城、蒲圻、嘉鱼、咸宁等八县，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个时候，整个鄂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他们早已把鄂南纵横四百平方华里的土地，双手拱送给敌人，而逃之夭夭了。当人民看见自己的部队进入鄂南时，是多么兴奋呵!他们把自己的房屋让出来给我们住，把粮食拿出来给我们吃。队伍经过村镇时，他们送水送茶，热诚地招待着自己的子弟兵。他们取出了埋藏多年的武器，和我们一道抗击敌伪军。人民的军队和武装起来的人民，互相结合起来，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诗。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们过长江后的第二天，阳新三溪口的敌人，为了未能把我们消灭在长江畔，恼羞成怒，调动了六百多人，附大小钢炮七门，和三百多伪军，开始进攻我一支队的驻地大田畈。战斗从黄昏开始，敌人凭着几个工事，向我们作了无数次的冲锋，都被我们击退了。大炮把一支队司令部住的房子，轰击成废墟。我们的战士们丝毫不为敌人的疯狂进攻而低头，英勇地抗击着。带过兵的人都知道，一个队伍能够经得起五次的冲锋和反冲锋，就是了不起的队伍。我们的战士呢?单单在东山上的争夺战，就前后进行过冲锋和反冲锋十一次。他们始终屹立在阵地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步。这个战斗的开始，仅是一支队和敌人作战，午夜的时候，王震司令员下了命令，要二支队和五支队增援，并且开始主动地全线总攻。他们开始毁灭东山上敌人的四个碉堡，当时可怜得连迫击炮都没有，下级指挥员们在紧张的关头，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第一个碉堡是把干辣椒捆在稻草上，点上了火，丢到碉堡附近，一股浓烟直钻进碉堡里去，敌人经不起这刺激，丢弃了碉堡跑了出来，战士们就迅速地击溃了敌人，占据了碉堡。攻打第二个碉堡，他们先用机枪把碉堡的枪孔严密封锁起来，把黄色炸药装在煤油桶里，几个敢死队员抱着这些桶子匍伏前进到堡子附近，埋好了这些桶子就退到我们的阵地来，无线电的工作人员，立即用电流把炸药引爆了，碉堡被炸成平地。四十多个日军当场作了日本军阀的牺牲品。开始攻打第三个碉堡，我们的敢死队员抱着许多干柴稻草在碉堡的前后堆积起来，放上一把火，整个碉堡在烈焰中坍了下来，又是四十多个日军丧了命。剩下最后一个碉堡了，三层的，钢骨水泥造得那么结实，火力设备又比前三个强大数倍，干辣椒、干柴、稻草和电流爆炸，都没法子毁灭它。战士们发怒了，他们说：“如果过江来第一仗，还不摆点威风给敌人看看，将来还打什么仗呢?”工兵们出动了，他们用两个钟头的工夫，挖掘了一个两丈多长的地道，埋下了大量的炸药，当晨光刚刚照射大地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碉堡，也遭受到了与前三个同样的命运。
　　敌人全数被我们消灭和击溃了。战场上遗弃的尸体四百多具，其他的一溜烟跑掉了。这一次我们缴获了七门炮、二十五挺轻重机关枪、三百多支步枪，望远镜、小手枪、照相机就很难去计算了。
　　在作战中，人民喜欢得快发狂了。他们自己到军政治部要求上火线，去抬伤兵，替我们带路。三营所以能够很快地迂回到敌人的右侧去，及时地截断了小岭村增援的部队，就是他们的功劳。午夜的时候，又替我们做了烙饼、稀饭送到山头上去。他们说：“从来没有一支队伍和敌人这样打硬仗，真是个个是英雄好汉!”这个战斗的胜利，使我们在人民中间建立起极大的威信。他们相信我们是为打日本来的，我们是解放他们的救星。这个胜利，大大地推动了我们后来在这一个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工作。
　　从这次战斗开始，四个支队(进入河南以后，队伍扩大了，我们把大队一律改为支队)在二十五天的时间中，每天都主动地向敌人袭击、骚扰和进攻。以大幕山为中心，把敌人慢慢地挤了出去，尤其是樊湖的战斗，奠定了我们游击根据地的基础。军司令部决定继续南进，把三支队(辖三个团)留在鄂南坚持下去，主力却迅速向着湘赣边境挺进了。
　　三月二十三日队伍开始进入湘赣边。我们立即主动地从北向西、向南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斗。先后解放了平江、修水、浏阳、湘阴、岳阳、湘潭、宁乡、湘乡、衡山等九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分地区，击溃了敌伪无数次的进攻，建立起民主政权，实行我党从敌伪铁蹄下解放人民的政策。截至五月底止，我军先后和敌伪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杀伤、俘虏敌伪三千余名，收复大小城镇乡村二百七十八个，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那时候国民党军在赣北、赣东还有三个军和三个游击队——其实他们哪里配称为“军”和“游击队”，他们是不抗敌伪和专扰人民的。王震司令员为了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予敌伪以更大的打击，早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华南和全中国，曾经先后写信给驻防江西的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希望他和他的部队，配合我军夹击敌寇，都遭受到了拒绝。国民党反动派如果稍有良心的话，即使拒绝合作抗日，也不应该留难这支抗日的人民的队伍开赴敌后作战；但是反动派哪里还有良心哟!五月二十日，蒋介石委任王陵基为湘鄂赣边区剿共总司令，指出了他的防区是鄂南、赣西北和湘北、湘中全部，要他率领着七十二军、九十九军、五十八军和第九战区的第二、第三、第四游击纵队，共十一个师(三个纵队作一个师计算)，三十三个团，四万五千人，连各县的国民兵团，大约在六万人至八万人左右，“浩浩荡荡”配合着日寇、伪军向我们夹击起来。当时我们正以全力向西面的日寇作全面性的袭击和进攻，而这位四川军阀，和他的反动队伍，却从东面大举向我们进攻，和敌伪携起手来夹击我们。我们既要和日寇作战，又要遭受王陵基的侧击、夹击，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反动头子王陵基所演的最凶恶的一幕，是企图在大云山一带一举而围歼我军。他调动了七十二军的三十四师，新十三师、新十五师、新十六师和第三、第四游击纵队，作为第一线的部队就是十五个团，约两万七千余人，部署了一个最严密的围歼计划。他命令各部于六月四日起开始出动，六月七日夜十时，开始全面的进攻，并限于十日前结束战斗。战斗的要求是要活捉王震，歼灭我军直属队及我第一、二、五等三个支队，和占领我军在湘北的主动基地大云山。如果这一计划实现了，即进行第二步，消灭我在岳(阳)、临(湘)、湘(阴)边的第七支队，和在平(江)浏(阳)边的第六支队，第三步计划，则消灭我在湘中地区的四支队，和留在鄂南的第三支队。但是，这个作战计划，在六月三日，就被我军所缴获了。从四日晚起，国民党军依照计划向我方开始前进，我军被迫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予进攻者以打击。六月六日晚，从岳阳的黄岸寺、月田至临湘的白羊田和大云山一带，全线进入最激烈的战斗!
　　六月七日晚，日寇的部队，进至岳阳黄岸寺附近，和王陵基部队取得了联系。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团，敌人的一个联队，组成了联军，开始围攻我们在蓝家洞附近二支队的阵地。
　　第二支队长陈宗尧同志，原是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是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员。他参加过有名的上下细腰涧和黄土岭之战。每一次他总是以勇猛，机警，善战和以身作则的精神，感动了他的部属，鼓励他们英勇作战。在南泥湾屯垦时，他又是劳动英雄。他领导全团进行生产，自己也挖了三十四亩土地。七一八团的农业生产，所以能成为三五九旅和陕甘宁边区其他部队的模范，是和他在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分不开的。惟其如此，他和团政治委员左齐同志，曾被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赞誉为边区的模范的团的领导干部。当他发觉敌人正用最大的兵力和重武器，向他这一支队攻击的时候，他怒愤地咆哮起来，象一只快要噬人的老虎，来回地在阵地上指挥着他的队伍。他嚷叫着：
　　“同志们，你们要洋财，还是棺材?”战士们不明白他的意思，怀疑地看了他一下。“棺材吗?是全部被敌人消灭，都死得干净；洋财呢?我们勇敢地把敌人消灭，把敌人击溃下去；我们要坚决保卫大云山根据地，不让反动派和鬼子们欺侮我们的老百姓，我们要争取光荣的战斗英雄的称号!”
　　“我们要洋财!”火线上的战士们喊着。
　　“要洋财，就得打，好好地打，准确地打，一个子弹，打一个仇敌呀!”
　　午夜里，战斗更激烈了。敌人似乎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指挥阵地，密集的机枪和炮弹，向着支队指挥所轰射过来。陈宗尧同志的警卫员连书元同志，几次劝他不要老向前走，那是太危脸了。他不听劝告，反而瞪起眼睛来：“你这个怕死鬼，我打了十八年仗，我从来就在最前线。怕死就不算好战士，你怕死，就滚下去好了。”警卫员再不敢劝告他了。
　　炮声和机枪声，把步枪声都掩盖住了，人们的耳朵都被震得发聋。敌人足足六个钟头的猛烈的攻击，几次的冲锋，都失败了。我们英勇的战士，始终没有移动一步，后退一步。当陈支队长离开自己指挥所，把职务交给贺副支队长，走向锺营的时候，敌人一个子弹向他的肚子飞来，从膀胱打穿过去，他躺下来了。血象小河沟里的水，染遍了他的衣服。他用手把伤口按住，还拖着向前走，警卫员连书元同志，把他拉住了，用裹伤包把他的伤口包扎好。他没有滴下眼泪，没有叫唤一声，躺在草丛里，血并没止住，还一滴滴地往下流着。支队政治委员罗章同志走上来，两个眼眶满装着泪水，把支队长拖在他的怀里，轻声地说：
　　“支队长，你现在怎么样?”
　　“不要管我，要贺副支队长命令锺营从右面山头运动过去，和五支队取得联络，看看敌人还跑得出这个圈子……”
　　“锺营已经开始运动了。”罗政委说，“你放心好了。”
　　“走，你不能在这里，你的位置是在指挥所……”
　　“贺支队长在指挥所。我不能离开你，我有责任照护你的。”
　　“不，不……”他昏迷过去了，两只手抖着，牙齿紧紧地咬住了下唇。
　　天矇矇亮了，四个战士把他抬到军部指挥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瞪起两只玻璃球似的淡黄色的眼睛瞧着我，脸色惨白得可怕，象发疟疾似的全身在发抖。他困难地张开了嘴，用一只手紧紧地拉住了我的右手，用着模糊的声调说：“你把王胡子找来(这是我们军中对王震司令员热爱的称呼)，我，我……希……望看到他!”
　　“他上前面去了，已经派人去找他回来。”我哭了，我明白时间将不允许我们的英雄多留几个钟点：“你有什么话留下来吗?”
　　他摇摇头，很费力地说：“我对党和毛主席，没有任何意见。我太惭愧了，满想多做些事，多打几个胜仗，现在不行了……请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替我说：陈宗尧临死前向他致最后的敬意和祝愿他身体健康……还有，把我皮包里十多年来的战斗生活照片送给党中央……还有，把我那双日本皮鞋穿在我的脚上……。”
　　他没有力量再说下去了，把眼睛闭了起来，没有掉一滴泪，也没有叫唤一声。
　　我用一条红被子把他盖着。我站起来，擦着我的眼泪，向着围在他身旁的同志们，发出口令：
　　“立正!问我们的英雄敬礼!”没有一个人不滴下眼泪。他的警卫员连书元同志俯伏在他的身上，大哭起来。是的，他是我们的兄弟，同志，老战友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为着人民的解放，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震司令员赶来的时候，他已经死去了十多分钟。就这可恶的十多分钟，使我们的英雄，不能在临死之前，看看他渴望见到的自己最爱戴的首长，和十多年来，出生入死同艰苦、共患难的老战友哟!王震司令员跪倒在他的身旁，泪珠流了满脸。他轻轻地揭开了被子，悲愤地说：“宗尧，你这无产阶级的英雄，人民的革命战士，好好地安息吧!我们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斗争和战斗下去!”他抹了一下眼泪，“你，死得太早了……我们正需要你的时候……”他为悲痛的情绪所激动，不能继续讲下去了。
　　战斗继续到八日下午三时。我们击溃了敌伪和反动派的联军，消灭了他整整一个团，将近五百人被我们俘虏。我们保卫了大云山根据地，保卫了那个地区的人民既得的利益。
　　我不能把每次的战争，都告诉我们的读者。但是，应该这样说，在河南以及湘、鄂、赣、粤四省地区，我们是同时要和两个敌人作战，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我们处境的困难，读者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敌人是无法消灭我们的。也永远消灭不了我们，——我们壮大了。经过百十次的战斗，我们的战斗力提高了。我们把缴获敌伪和反动军的武器，装备起自己，更加坚定了我们胜利的信心!
　　八面山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们先后在鄂南、湘北、湘中、湘南、赣南、粤北等地区，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或者是已经开始了广泛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卖国者赏、抗日者惩”的政策下，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应该受到“讨伐”的。于是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就组织了七、九战区联军，用比王陵基更多的兵力(共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和工兵团、特务团等共十五万八千余人)，配合着日本侵略军，进行反复的“扫荡”，尤其是对湖南的安仁、永兴、耒阳、酃县、桂东、汝城和江西的崇义、南安，广东的南雄、始兴地区，大举“围歼”起来。我们为了生存，为了替中国人民保存这支英勇的子弟兵，我们只好起而应战，坚决地进行自卫战争。
　　战线从鄂南到粤北，漫长两千余华里，不论黑夜和白天，我们都处于日伪顽的“围歼”、“夹击”之下。每个战士的心坎里，都燃烧起愤怒之火，摩拳擦掌，予进攻者以打击。他们说：为什么我们抗击日伪有罪，我们收复失地，解放人民，还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战斗从六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里，尤其是湘南的部队，在界首墟、汤边墟、船形墟、桥头墟，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凶恶的追击、堵截和侧击。由于兵力的悬殊，我们被迫在雨季里进入万山丛林中的八面山!
　　八面山是在湘赣边境上，连接桂东、桂阳的大山。最主要的一个山峰，是上下六十华里。爬过一个山头，还得继续爬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山沟里都长满了荆棘和高可及腰的野草在万山群中的小道，真象羊肠那样细小——简直是没有路，往往走上几十里路，还不能看见一户人家。有时在那山沟山腰里，偶然看见了一两家农户。他们住着用桦树皮搭成的小屋，只要刮一阵稍大的风，就可以把屋顶吹走。他们穿着缝补得不能再缝的衣服，在山中种着很少的土地来生活。另外还靠着砍伐些树木，挑到离山一百多里地的村镇中去换些米糠杂粮回来，混合着树根树皮做些稀粥吃。他们说，除了红军长征的时候，曾经从这里过了一次以外，从来没有一支军队或山外的人到这里来。当我们的部队进入了这个山区的时候，他们都惊奇得发呆。他们起初以为我们是国民党的军队，被日寇击溃，逃到山中来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也就是过去的红军，现在我们又回来了。虽然年代久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当年红军给他们的好处。他们给我们担水喝，跟我们讲红军的故事。经过了他们一番描写，故事完全变成为很难令人相信的神话了。但那却是由于他们对于人民军队的热爱才这样编撰出来的。
　　我们在安仁的时候，早知道环境是越发险恶了，每人都背上十天的米(每天一斤半，共十五斤)，准备在搞不到粮食的地方，不致饿肚子。从安仁到八面山的途中，我们受到了堵截和追击，只好走着弯路，多走了好几天，把所带的粮食都吃掉了。进了山以后，人民虽然对我们这样热爱，但户数既少，而且他们自己也没余粮可以卖给我们，大家只好面对面地挨饿。一些人到山沟里去捡菌子煮着吃，但是还不能解决饿的问题。我们已经三天没有饭吃了。白天里要走路爬山，还得打仗，夜里就睡在这被雨淋得湿湿的草地上——没有屋子给我们住，全军都在野外露营。
　　夜里，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黑得可怕；风刮开了，吹得树枝上的叶子，吱吱地叫着。我们生起了一堆堆的野火，把早晨被雨淋湿的衣服取出来，烤干它。有的整理鞋子。吸烟的人好久没法子找到烟，他们就用枯叶子当烟来吸。我和战士们都蹲在火堆旁边，用力摩擦着手掌。
　　排长徐和祥，方块的脸孔，矮矮的个子，从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站了起来，他握紧着右手的拳头，在那黑得可怕的夜空里划了几下：“有种的好好准备着天亮的时候，和敌人们拼命吧!”
　　夜还是那么黑沉沉的，天好象快要坍下来似的，从远处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枪声。徐排长又把肚子上的皮带，扎紧了一个小孔，然后倚在那柳树上，掏出了手帕子，把他那杆三八大盖慢慢地擦着。他用那两片干枯的嘴唇，吻着枪杆子：“我的宝贝，明天你可要争点气，多杀几个混蛋哟!!”
　　大家笑开了，“排长在和枪杆子谈恋爱哩!”
　　王震司令员走近了火堆。他已经三十六小时没有合过眼，眼睛完全红了。他卷起了袖子，也蹲在战士的中间，烤起火来。“你们没有找到饭吃吗?”大家摇摇头。“大家都是一样，吃点苦，把肚带扎紧些，明天翻过了那架大山，就有人家，就可以弄饭吃了。”
　　“司令员，我们到底到哪里去?”有人问着。
　　“走到哪里去?”他抬起头来，用那敏锐有神的眼睛看了看说，“敌人已经把这山里的七条道路，封锁住了六条，只留下一条路给我们走。明天就得打出去，走到哪里可以休息，咱们就休息；哪里可以站住了脚，就站住脚。”他又低下头去。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能是哪里有空子就从哪里钻过去。
　　“你们打怕了吗?”他正经地问着，仔细地看着每个人的脸孔。
　　“不，怕他个毬呢!我们一个人还可打他十个、二十个……”
　　我们的歌手徐立同志走上来，他什么时候都抱着那只梵哑铃，就在猛烈的战斗中，他什么都丢光了，这个琴始终没有丢掉。他说：“司令员，你辛苦了，我给你唱个歌听听!”
　　司令员笑了。好几天来，过分的紧张，他脸上总象黄梅天那样的阴沉，现在是进山后的第一次笑，象平时一样的笑，大家也跟着笑了。
　　“红红的炉火炼成钢，
　　乱马营中出了龙虎将；
　　打得鬼子和汉奸
　　头破又血流，
　　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根据地!”
　　王震司令员听着，疲倦地睡倒在那润湿的草地上，战士们都围绕着他。
　　第二天，我们又进入战斗了。当我们刚刚渡过了一条狭深的河，敌人尾追的部队就赶上了我们，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副官处一匹驮文件的牲口，不慎掉到河里去了，警卫员骞兆荣同志把裤子脱下，到河里去捞。敌人发觉了他，用密集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他，打中了他的右臂，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解开了驮子。你要知道麻绳浸过水后是非常难解开的。他不管炮火怎样猛烈，还是解开了驮子，把文件丢到岸上来。他又被击中了胸部，跌倒在水里，沉到河底去了。我们每个人抢着拿文件，一个跑步就登上了大山。左右侧的敌人围拢来了，子弹在我们的身旁喳喳地叫着，前面又发现了另一股敌人挡住了我们的前进道路。我们被围得水泄不通了。走在前卫的连长袁金生同志，咆哮起来，他决心冲过去。他叫嚷着：“不怕死的，跟我来，打过去哟!”接着就是三十几个跟他走，每个人带上了六个手榴弹，把刺刀装上去：冲呀!冲下山去。他们打得眼睛红火了，一个刺刀一个仇敌，替全军打出来一条血路。后续部队就紧紧地跟着这三十多个勇士前进，走下了山。敌人的攻势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的勇士们却越打越远了。
　　那时候，我奉命带了两个排，掩护掉队的伤病员，走在最后面。刚刚下了山，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些米。人们的疲劳，给这些米驱跑了，转而兴奋起来。大伙儿集合起来马上做饭吃，也讲不得卫生了，连米都没有淘洗就下了锅。战士们除了一些放警戒的，都围拢在灶旁，闻着那从锅里蒸发出来的米香。饭熟了，人们象饿虎似的猛吃起来。几天来没有吃饭，一下子吃得那么多，又吃得那么快，好几个人都胀得肚子痛。放下了饭碗，后面的敌人又追来了。我们迅速地渡过了另一条河。王震司令员传来了命令，要我们渡河后，把河上那座木桥炸掉，我们没有带一块炸药，于是用十几个手榴弹捆在木桥上，把引火线连接在一起，躲在河的对岸拉断了它，手榴弹砰砰地响了，一座木桥被炸成了好几段；敌人追到了河岸，水是三四人深，他们望着那激流的河水，看看我们爬上了那二十里高的大山，只是没法子追过河来!
　　又翻过了一个高山，两个掉了好几天队的战士也跟上来了。我问他，你们怎样跟上来的?他们说：敌人追来了，我用枪打敌人，掩护他退却到一个隐蔽地、瞄准了敌人之后，他就掩护我退到另一个隐蔽地。就这样，他掩护我，我也掩护他，我们两个人退了下来，赶上了咱们的队伍。他们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
　　五支队三连的三个战士，叫做周俊发、李春生和刘水涛。他们都把脚走烂了，而且在打摆子。他们和五十几个掉队的一起走。敌人赶来了，周俊发他们就催着人们快走，他们三个人就登上了山，找好了阵地，和敌人打开了，掩护那五十几个人走。他们就是凭着三支步枪和革命战士的勇气，和敌人抗击起来，支持了一个多钟头，敌人始终没有法子前进。子弹打到最后一颗了。周俊发的病最厉害，脚也烂得肿成面包那么大。他眼看着自己走不成了，李春生和刘水涛还可以走，他立即下了决心说：“你们快点走，我掩护你们!”
　　“不，要死就死在一块，咱们怎能丢下你一个人!”
　　“你简直胡涂了，我走也是死，不走也是死，你们还可以走，何必三个人死在一道，快点走!”他站了起来推他们。
　　他们两个人流着感动的泪问着：“你还要什么?”
　　“要吗?”周俊发想了一下，“把你们的手榴弹给我!”
　　他们给了他手榴弹，留恋不舍地走了。周俊发用手榴弹和敌人打，敌人几次的冲锋，都给他打了下去。最后，只剩一颗手榴弹的时候，他用这最后一颗手榴弹，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听完了这个故事，被感动得哭了。我和他一比，自己是那么渺小；而他——我们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周俊发同志，却显得那么崇高和伟大，他是那么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又继续地一面打一面走，又进入另一个荒山僻野中。肚子又饿得咕咕叫。政治工作人员们当我们爬越高山，没有力量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说：
　　“把肚带(指扎在腰上的皮带)扎紧些，翻过山就有饭吃了!”
　　有人问他们：“你走过这条路?怎知道过了山就有饭吃?”
　　“地图上告诉我的!”指导员被迫得这样答复。大家都笑开了。也都知道这是替我们加油呀!事实上翻过了这道山，还要翻另一架山，还是找不到一颗米下肚。饿得走不动的，生了病、烂了脚的，陆续地掉队了，以后就再没有看见他们跟上来。
　　就这样，我们走出了八面山，走出了湘、赣、粤边的高山峻岭，整整地走了四十二天。走过来又折了回去，又再是走过来，就这样我们迎击着反动军队十五万人的堵截、侧击和尾追，消灭了他们，击溃了他们；就这样，我们和饥饿、疾病、疲劳斗争，始终没有屈服，反而壮大起来!
　　会师中原
　　一九四五年十月，双十协定签订，我党允诺了国民党将我们江南的部队撤退到江北来。我们在十月十二日的午夜，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命令。王震司令员亲率主力从湘粤赣边的南雄、大庾、汝城一线，沿着湘赣边北返了。留在湘中、湘北、赣北、鄂南的部队，也奉到王震司令员的命令依次地北撤。照理来说，我们是遵守双十协定，执行了我们党的诺言撤退北上的，国民党是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止我们的；但是反动派从来就不讲理，他们调动了一切正规军和地方兵团，联合了伪军，沿途向我们堵截、侧击和尾追，使用的兵力是我们在华南整个时期中所未遇见的。他们起初企图消灭我们在湘、粤、赣边，未能办到；第二次想消灭我们在湘、鄂、赣边，又碰了钉子；最后更狠毒了，下令七十二军的三十四师和新十三师，沿着九江到武汉一线，封锁了长江的全部渡口，企图消灭我们在江南地区。我们被迫不得不且战且走，要走得快和走得巧妙。就以北渡长江来说吧，要不是我们走得巧妙，从梁子湖上走，是走不过来的。这么大的队伍在湖沼地带行军，是古今中外兵家所不敢尝试的。但是我们知道别的道路都已经被国民党军和他们所联合的日伪军封锁住了，再没有更安全的路径，就顾不得什么“兵家所忌”而冒险前进了。国民党的“战略家”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走这“下策”的道路，而我们却恰恰地走了，而且胜利地通过了。要不是我们走得快——每天走上一百里，或者一百三四十里路，四十多天的急行军和强行军，没有休息过一天——在北渡长江时，只要慢半个钟头，沿长江各个口岸，都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封锁得那么严密，到那个时候，即使我们变成为一只长了翅膀的飞禽，也难于飞越长江了。一句话说，我们是在最激烈和最频繁的战斗中，边打边走，走得妙和走得快，履行了我党的诺言，胜利地北返了。当我们离开江南的时候，老百姓们哭了，牵着我们的衣角说：“你们刚刚把我们的日子搞得好过了，怎又忍心地抛弃了我们，让那些反动派再来屠杀和压迫我们?!怎么说也不让你们走，我们要生就生在一起，死也得死在一起!!”我们向他们解释，为了全面的和平，为了使他们过着和平而安乐的日子，我们不得不忍让地北撤。我们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下面，还是要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在建设业事中一道儿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我们和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将军所部，以及河南人民抗日军王树声将军所部会师在中原，会合在祖国的心脏地区!
　　我们和李先念将军部队的会合，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间，我们从延安南下，路经鄂豫皖边区的时候，是十个月前的事了。让我们重新地忆起那愉快的往事吧!我在当时的日记里，曾经这样写着：
　　“当我们在淮北地区，看见了五师的北进兵团，彼此都那么兴奋地欢呼。他们口口声声，亲热地把我们喊作‘老大哥’。不论战士和干部，一看见我们就很有礼貌地向我们敬礼。新四军和八路军都穿着同一颜色、同一式样的军装，你说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辨别出八路军的呢?据他们后来说，八路军都带着皮的或棉的手套，以及穿着半寸厚底子的鞋。在北方，山地多，又多是石子路，老百姓作的鞋底是非常厚和很结实的；他们在湖北，那里山少，平原多，因此喜欢穿着底子薄些的鞋子，走起来很轻便。
　　“在朱堂店的墙上，看见了五师第二军分区捷报，用《天亮了》的标题，报道了两军在河南地区的会合。从此以后，凡是我们经过的路上，都张贴着非常鲜明的欢迎标语。尤其是进到了汪洋店以后，即进入了基本地区以后，更使我们感动了，一群群的队伍和人民，拿着各式各样的旗子，打起了锣，敲起了鼓，燃放着爆竹，从汪洋店到陈家大湾，整整十五里地，都站满了。李先念将军也从离陈家大湾二十里的司令部赶来，欢迎我们，向我们道贺。
　　“五师同志们把他们的营舍让给我们住，替我们准备了锅灶，甚至烤火的木炭和柴火，都是非常充足的。他们送来了无数的猪、牛、羊、鸡和菜蔬，慰劳我们。尤其是最引人注意的是慰问袋。袋子里装的是花生、麻糖、慰问信，有的还放了照片或钞票。我们每个人最少可以得到两包。每一封慰问信，都写着非常恳切而真挚的话语。一个十二岁的小‘四老板’(当地老百姓这样称呼新四军，表示对他们的热爱。)，在一封信中写着：‘收到这封信的一定是个最勇敢的英雄，希望能够把你当作我的亲哥哥，让我叫你声哥哥吧!’还有一位年青的女孩子装了一张像片，并在信中说：‘我虽然不认得你，但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大英雄。我希望我未来的爱人，会是象你一样的英雄人物!’一个老太太写着：‘我希望能有你这样争气的儿子!’
　　“三万多人的欢迎会举行了。它的热闹和充满了喜悦、胜利的气氛，只有我们的誓师大会可以比拟。李先念将军，代表鄂豫皖的人民和队伍，在这个会上讲话：‘我们天天想着老大哥，天天盼望老大哥，简直比想自己的爱人、父母还厉害些，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同志，是最亲密的战友，比起自己的家人还要亲热哩!!鄂豫皖边区是个突出的地带，这里的人民和部队，孤军和敌伪苦斗了七八年，现在我们不是孤军了，你们来了，把华北、华中打成一片了。将来你们南下，又要把华中和华南打成一片。我们的队伍——人民的军队，从遥远的东北，向南摆开了，一直摆到华南，摆到海南岛。从北到南，也从南到北，结成了一条漫长的、坚强的战线，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与杀伤，争取反攻阶段的迅速到来!’
　　“我们在抗战中，虽然也曾经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始终没有象这次这样使我们受感动。我们在受到这热情接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立下了志愿，要更好地和日伪战斗，为保卫人民的生存、利益而斗争，不辜负兄弟部队和鄂豫皖八百万人民的期望!”
　　从这段日记里，当可以想象到在我们初次南下会合的时候，他们曾给予了我们怎样的热烈欢迎和慰问。这次的会师，鄂豫皖的人民和部队，仍如前次一样，热烈地欢迎我们的归来。送慰劳品给我们，让房子给我们住。特别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十一月的季节了。我们这支转战万余里的队伍，仍然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被子和一些换洗的衣服，早已在几次的轻装中，丢了个干干净净。天气开始冷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棉衣、被子和鞋子。我们的兄弟部队，把他们自己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先让给我们穿和盖，而他们自己却仍然穿着单衣和草鞋，在那北风已经刮起来的冬天里守卫和战斗着!这又怎能不使我们感动呢?!这是同志的爱，战友的爱，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兄弟兵团，才能见到的真挚和高度的革命友爱!
　　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出发，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整整一年中，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行军或是战斗在陕、晋、豫、鄂、湘、赣、粤七个省份，先后经过的地方是陕西的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山西的临县、离石、汾阳、介休、沁县、沁源、安泽、沁水、垣曲；河南的渑池、新安、宜阳、永宁、伊川、嵩县、伊阳、临汝、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正阳、息县、罗山、信阳；湖北的礼山、黄安、黄陂、黄冈、蕲水、蕲春、广济、黄梅、阳新、大冶、鄂城、咸宁、通山、通城、蒲圻、崇阳；湖南的平江、临湘、岳阳、湘阴、浏阳、长沙、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攸县、安仁、耒阳、永兴、酃县、桂东、汝城；江西的南安、崇义、上犹、遂川、宁冈、永新、莲花、萍乡、铜鼓、修水、武宁；广东的南雄、始兴，共七十八县。这些地方有的仅仅是路过，有的是在那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政权；有的走了全县，也有的仅在县边境的一角走过。我们全部行程是一万五千八百四十里。这仅仅是依照军参谋处在军部的行军中的统计，如果把每个支队在单独接受任务，和在战斗中走的路也一起计算，当不止此数。我们有时候一天走两三个县。甚至有一次，一天走了湘鄂赣三省，那就是从江西修水的全丰出发，经湖北通城的麦市，进入湖南平江的汪崎宿营。也曾经在江西永新县境内，绕大圈子，走了五六天还没有离开永新县。有好些地方仅到过一次，也有好些地方到过十来次以上的。读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你打开地图，依着上面开列出来的地名，用红铅笔一画，就可以看出我们所走的路程，是多么漫长和曲折。在这曲折的中间——苦难和困难在时刻地磨炼着我们。我们得不断地和日伪军血战，而且必须应付国民党反动军的堵截、侧击和尾追，以及和饥饿、疲劳作斗争。
　　尽管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军，居心之险，用计之毒，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但他们完全没有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他们一切围歼的计划，都被击成了肥皂泡，吹到天上去——不，应该说是地狱里去。我们壮大了，我们回来的时候，不但没有被消灭，我们的人数反而多出了好几倍。我们的战斗力提高了，我们的装备加强了，我们唱着胜利的歌，奔驰与战斗在广大的华中平原上!
　　一九四六年八月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