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鲍峪岭

任晨

　　淅川城下
　　1946年6月底，蒋介石以其对我中原军区部队的重兵合击，发出了全面内战的第一声信号。
　　我中原军区部队分路突出重围。李先念司令员、军区首脑机关率主力为左纵队，王震副司令员率三五九旅附干部旅为右纵队，日夜兼程。向西疾进。7月14日拂晓，我右纵队已进抵丹江东岸，乃沿江而上。去奔袭鄂、豫、陕的咽喉——荆紫关。
　　当时，我们七一九团为旅的后卫。部队进至河南淅川城北，团长令我带三营接替前卫部队的警戒，卡住城里的蒋军保安团，掩护中原军区首长和干部旅通过。
　　我令七连副政指带一个班留在路边等候军区首长，担任联络；之后，便率其余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接替了前卫部队的警戒。
　　城里的敌人是盘踞在豫西南一带已有二十余年的老牌地方军阀别挺芳的嫡系，估计有三千多人，可是他们已经被我们前面的主力打怕了，紧闭着城门，不敢出来。城的外壕，约几丈宽，绿盈盈的水足有四、五米深，好在又不是攻城，这条满合规格的护城河就自自然然地成了我们阻敌的得力屏障。
　　雨还是不停地下着，交通壕里的水足有一尺多深。敌人一听到我们在泥水中走动的响声就乱打枪，惊慌的弹丸从上空呼啸而过，象哭丧一样。而我们的火力队也不客气，只要听得门扇响动，或是隐约看到城楼上的人影，狙击手们就狠狠地揍它几枪。就这样，我们把敌人死死看在了城里。
　　下午一点来钟的样子，忽然听得留在路边担任联络的那个班长在轻声地向谁发问：“副参谋长在哪儿?”我叫了他一声，他便喘吁吁地向我跑来，报告说：“王副司令员来了”，顺手把一封信递到我的手里。
　　这是按照八路军的老办法，用笔记本扯下来的两张纸折叠而成的一封信，外面也没有注记姓名。我拆开一看，只见头一张上写着：“九团警戒上的负责同志：望派兵一排，即将所附电文赶送旅部，速速出发，不得有误!——王震。”我赶紧让那个班长到右边阵地上把他们的连长找来，接着,又看第二张，上面写的是：“王震报中央：部队已进入陕南山地，道路崎岖，人烟稀少，乡保威逼群众对我实行空室清野，强敌前堵后追，部队行动万分困难，请中央随时指示情况……”这时，七连长已经来了，我便将信折起，要他装好，率队亲送旅部。这个精干的青年说了声“明白”，便转身飞跑而去。
　　七连长走后，我问那个班长：“王副司令员现在在哪儿?”他带着几分忧虑地回答说：“司令员只带了二十来个人，看样子很久没合过眼了，在大庙廊檐下写完信就躺在警卫员卸下的门板上睡了。”我立即要他跑步回去告诉他们副指导员：注意警戒，务必保证司令员绝对安全地睡上一觉。之后，我又去找孔营长，让他从九连调人守住七连的阵地，并告诉部队：七连走了，首长就在身后，担子加重了，更要格外留心，不准敌人出来捣乱。孔繁亮同志说了声“是”，便提起两条泥腿去执行了。我拎一挺重机枪向前移了移，双眼紧盯着城门，两耳谛听着前面的动静，心里却琢磨起副司令员的那封电报来……
　　这让我很难理解：半个多月来，我军巧妙地调整了部署，以果决的战斗行动冲过平汉封锁线，胜利地突出了重围，尔后，又连续急行军一千八百多里，粉碎了敌人在高城——天河口一线和唐河——白河一线堵歼我军的计划，如今不是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尾追的敌人么?眼下我们正在奔袭荆紫关，只要把它拿到手，部队或者直出商雒，沿卢灵公路北上，跨陇海，渡黄河，取道太行或吕梁，或者向西北，走商州，出渭华，过关中，这，不是都可以顺顺当当地回到延安吗?可是司令员为什么要说：困难万分……万分紧急呢?
　　我简直想迷糊了，除了注视城门和悬在半空的吊桥而外，敌我双方的枪声似乎都没有听见，只想快些捉摸出个门道来。
　　荆紫关前
　　忽然，有人在背后喊报告，回头一看，原来是七连的副指导员。他凑到我跟前，低声说：“司令员他们已经向前走了，我带的那个班也跟了上去，首长说，干部旅已经过完，要你很快收拢部队取捷径向北跟进。”听罢，我便隐蔽地撤出了阵地，往北急进。
　　走了约莫五里多路，雨慢慢停了下来，前面司令员那一行不足四十人的队伍显得十分清晰。我先让孔营长带队拉开三百公尺的距离，然后紧跟了一段，插进了司令员的行列。
　　司令员骑着骡子，手里提的那根拐棍，一头搭在骡子的脖颈上，勾着头，不住地东摇西晃。有时，他猛一直腰，但很快又摇晃起来。我留神细看，见他面色焦瘦了许多，满面胡须长得很长，裤子上粘了很多泥巴。我很想和司令员拉上几句，可身后有人拽了我一把，回头看时，只见旅的医务科长王逐北同志伸出一个指头晃了两晃，我会意：首长太疲倦了，千万不要惊动。他又轻轻地告诉我：“胡子(人们对王震同志的爱称)泻肚好久了，每天总都是六、七次，可是他还是一宿营就抱着地图不放手，询问向导，考虑战斗行动，经常顾不上吃饭，得不到休息，真是熬煞坏了……”我又向后看，司令员的警卫员，外号叫“平江佬”的，笑嘻嘻地抢前一步，拉住我的臂膀，从皮包里拿出一盒美国的香烟给我，说：“这是昨天的战利品，也给你一包尝尝。”我又和他轻声扯谈了几句，便紧跟在首长后面走了。走着走着，我的注意力不由得被司令员骑的那匹小骡骡吸引了去，心想：嘿!这头小骡不就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那个吗?记得过黄河以后，从中央干部大队派了一个老红军到我们支队当参谋长，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而这骡子又最老实稳当，还有几步小走，就把它配给参谋长，一直骑到了中原军区；后来，不知怎么这头小骡骡又和大个子饲养员老刘一起调给了司令员。想当初我们从延安出发，不知带了多少头好骡走马呵!可惜到了广东南雄附近的八面山，在那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却大部丢弃了，如今，倒让这个前穹后重的小胖子逞起能来。你看它那全身发褐、肚子雪白的皮毛，白眼圈，白嘴头，分鼻分眼，直立的耳朵，大大的蹄子，长得多俊!你再看它那黑粗的尾巴轻轻摇摆，稳实的步法不缓不慢，走得多美!真是通人性的好生灵!这样的“德牲”，就适合给疲劳过度的首长骑。我抬头朝小胖子的前头看，见老刘也正向后望，我俩的目光一碰，他就嘻开掉子门牙的大嘴，呲着两颗好看的大虎牙，得意地笑了。不用说，这是因为有人欣赏了他的那头牲口。他张着嘴巴，看样子是又想唱几句晋南乱弹，可是，还没唱出声来就急忙把嘴闭住了，回身瞅了瞅，见司令员并没被他惊醒，这才放心地又朝我笑了一下，转头前进了。
　　我跟得很紧，不时地望望司令员，希望他能醒来，我好找机会探听点情况，解开那整日压在心头的疙瘩。碰到牲口转弯，或者蹄子敲打石头的时候，他偶尔也醒来一次，强打精神回头看看，间或问谁一两句，甚至还大声打个呵欠，唱上几句家乡戏，可是紧接着就又睡眼蒙眬了。约摸走出了二十里路的光景，“胡子”从牲口上下来了，一面说“真讨厌”，一面向路旁的大石头后面跑，回来的时候，面容虽因疲倦和病魔的缠扰很不好看，比方才可舒坦多了。他笑了笑，点着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大口，然后说：“不骑啦!讨厌的瞌睡，真该死!”一边走着，一边向我们询问部队的情况，还问我是不是了解这一带的地理人情。我说我家乡离这儿不过三百华里。十七岁那年经过河南灵宝县的朱阻川、芦陵关，到过雒南。还把山区的生产特点、风俗人情、群众习惯谈了谈，首长听得很有兴趣。可是，我那一心要问的问题，却始终没找到提出来的机会，同时，前后有人，担心泄密，又不敢随便提。突然，他左手紧按住肚子说：“不行了，真该死，还是骑上。”就又跨上骡子，象起初一样，一摇一晃地走开了。看到司令员那副疲病交集的样子，我不由想起了几天未见的王恩茂政委和郭鹏旅长，他俩一个多病，一个残废，如今他们又操劳成什么样子呢?……想着想着，不觉又走了二十几里。夜色完全罩住了大地，才到达旅部所在的刘家泉。司令员让一个参谋给我指点了九团的住地，下牲口走进了旅部，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了，才掉头向西北走去。因为没有解开疙瘩，心里总是闷寂寂的。
　　又走了十几里，我才赶到了团部，颜龙斌团长虽然比我到得早，可是一看就知道，也是刚刚才闲下来的。我进门时，他正斜倚在一块支起的门板上养神，一只脚耷拉在地面上，鞋子还没顾得脱哩，不等我张嘴，他倒先睁开眼了，将身子往里靠了靠，给我腾了个地方，强打精神亲热地说：“老任!快吃一点，睡一会儿，明天可能有仗打。”还没等我往下问，他又说：“今天八团赶到荆紫关，发现敌人正作工事，抓了几个俘虏一问，才知道是胡宗南九十军六十一师的一个前卫团，昨晚刚从西安坐汽车赶来，正在等待他们的主力。现在，七团也调上去了，和敌人对峙着，争取休息一会儿，美美地打一下!”
　　我胡乱吃了一点就躺下了，心里不住地琢磨，荆紫关是我军北上的咽喉要路，不打开是过不去的，争取明天一早拿下来，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可是，一想到这里，司令员那封不寻常的电报，就又在我脑海显现了：……困难万分……万分紧急……这是什么意思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刚明，接到旅部命令，得悉：蒋介石已动员了刘峙、胡宗南两个战区六个军共十个师的兵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歼我于商雒地区。现在，九十军正向前赶运，荆紫关之敌续有增加，尾追敌人也渡过了白河，夹击之势已成。我们不改变行动方向，势将陷入背水为阵的境地。因此，军区首长决定：部队折向正西，徒涉丹江，令九团掩护旅部行动，力争在上午九时前全部渡完。
　　这一来，疙瘩一下子解开了，怪不得司令员在电报里要那样说!
　　前进受阻
　　徒涉丹江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丹江的水面宽达六、七百公尺，水深齐胸，主流处可以没顶。部队当时早已到了无“装”可“轻”的地步，以我为例，除了身上的一顶草帽，一身单军衣和武器、望远镜这一套家当外，就是袖珍分省地图、小日记本、铅笔各一件，如果不是由于职务的需要，必须调查路线，记载材料，连这些小东西也早丢了，哪还能谈得上携带渡河用的器材呢?所以，全体同志不问会不会凫水，都是凭着革命战士最大的勇气和毅力，手牵着手扑下去的。
　　我是最后过河的。水性很好的通信员王三，斜背起大枪，右手尽力撑着我的左臂，咧开冻青的嘴唇，从咬紧的牙缝里不住地要我：沉着点，不要把脚抬得过高，但是，走到河心深处，好象头重千斤，脚轻如毛，几个踉跄，还是喝了三口混水。过河以后才知道，从上游渡过的七、八两个团已奉命向相河街方向前进了。听说路上曾受到敌九十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一营的阻拦，但是并没有被敌人拦住。这一来，保障旅部和干部旅安全行动的担子，显然全部落在了我们九团的身上。为了早一点会合主力，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拟稍事休息的计划，按照旅司令部的指示，连夜出发，争取赶到正西不满三十里的狗庄一带再行宿营，我当时还想：这个计划很好，敌人先头在西北方向，被我七团一打，一定要向后收缩一下，我们连夜向正西行动，必能先敌到达，顺利通过。既然如此，那就赶快走吧!
　　路是很难走的，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路，只能顺着转弯的峡谷寻找一条勉强可以攀登的羊肠小道往上爬。在山谷里，两侧是黑森森的岩石陡壁，爬到山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纵横交错、无边无涯的群山。夜很黑，浓重如乌云扑地，伸手不见五指，脚下除了尖利溜滑的顽石，就是雨后流淌的溪水，使人实在无法下脚。部队在这样的小径上爬上爬下，绕来绕去，整整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还没有见到狗庄的影子。这时，如果不是阴天，站在山头上，要观看昨晚出发的地方，一定是近在咫尺的。
　　我随三营走后卫。在三五九旅，做参谋长、副参谋长的人，常常是部队走前卫就跟侦察排、尖兵连走在最前，部队走后卫就跟后卫警戒走在最后，以便及时掌握新的情况；这差不多已经成为这支部队的一个传统了。
　　当时，人们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个好觉了，谁都渴望能在狗庄饱餐一顿，或是美美地睡上半天。可是，走着走着，部队却渐渐地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前边突然喧嚷起来，一个挨一个地喊：跑步!跟上!取掉枪口帽!于是，部队又突然杀气腾腾地小跑起来，跑了足有二里多路，看见前面西南山坡上有一个不大的山神庙，旅直属队和干部大队的人们都在坡下乱站着四下里张望。旅首长和团的几个干部就站在那个庙台上。他们好象已经判明了情况，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如今正文风不动地屹立在那里，注视着每一个在面前跑过的战士，目光阴沉而严峻。
　　当我们跑到庙台附近时，团长颜龙斌同志把手一挥，喊道：“三营原地停止!”接着，他冲我招了下手，说：“老任，来!”
　　我走上庙台，首先给军区和旅的首长们敬了礼，然后小声问团长：“怎么，有情况?”他说：“嗯!刚才旅的贺参谋长带咱们一营到东北方向的白家沟去宿营的，现在又传他暂停了。”王恩茂政委听到我们的谈话，慢慢走了过来，神态依然是那么安祥，和善。他用带着几分微笑的眼睛关切地打量了我一番，轻声问道：“后面掉队的多吗?”我回答说：“都跟上了。”政委满意地点了点头，尔后，用手朝庙后的山上一指，稍稍提高了声音说：“南面这一带山，叫鸡子岭，方才发现山上有很多敌人，情况发生得确实有些突然，所以临时把你们二营调上去了。”由不得，我的心头暗暗一惊：敌人的脚步倒不慢哪!它是怎么抢到我们前头来的呢?我很想知道个究竟，可刚要发问，天色骤然黑了下来，乌云仿佛一下子压到头上，紧接着，忽飒飒几道闪电，喀嚓嚓几声劈雷，暴雨就倾盆般地倒下来了，顿时，人们淋得象落汤鸡一样，我只好收住了话题，耐心地倾听着山上的动静。
　　闷呼呼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伴着焦脆的雷鸣，不时送入人们的耳际。根据枪声判断，二营恐怕已经发起了冲击，如果不是正在下暴雨，很可能连杀声都听得到的。……
　　约摸过了两个钟头，淋得精湿的战士们从山上走了下来。他们有的拿着大锅盔(陕西的大面饼)，有的身披新雨布，有的抱着黑色的力士鞋，高高兴兴，又蹦又跳，嘻嘻嚷嚷：“哼!要不是这阵雷雨，管叫它一个也跑不了!”“哈!差一点把胡宗南的一根肋条拔下来!”另一个战士俏皮地说：“那可不行，胡宗南一着急，把西安的大小雁塔暴跳塌了(胡的长官公署所在地)，西安少了一个名胜古迹，那怎么行?”胡宗南的运输队这回还真客气!可是，带着通信班押解俘虏的陈桂林营长，却没有战士们这么轻快，好象增加了千斤重负的样子。从陈桂林同志向旅长报告时的神色中，我敏感地意识到：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
　　司令员简单地向俘虏们讯问了一番，之后，转向郭旅长和王政委，说：“你们看怎么打?”郭鹏同志看了看王政委，又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干部，消瘦的脸庞泛起愤怒的红晕，鬓角青筋暴起，两道横眉快要结到一起了，看样子，假如此时有持枪的敌人在跟前，他准能一下子把狗崽子们剁成肉酱!旅长这种强烈的对敌仇恨，象电流一样传给每一个在场的人。我和颜团长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屏住呼吸，急切地等待着旅长的命令，等待着他那暴风般的语言……和往常不太一样，旅长在愤愤地挽起袖口之后并没有大声喊叫，他只是就势圪蹴到铺在警卫员雨伞下面的地图跟前，镇定地，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向人们讲述着当前情况和自己的初步决心。
　　原来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一条由北走向西南的沟槽，正南面，是鸡子岭，从东北到正北的一架大山，叫白家沟，七团昨天发现，敌九十军六十一师已经占领了这些要点；我们北面，是敌一八一团的一营，南面，是他们的三营，估计其二营也就在这中间一线。郭旅长又伸手向右前方一指说：“继续顺小沟向西去的大山是鲍峪岭，西南的大山是玉皇山，在西北方向，也就是在鲍峪岭和白家沟之间，还有一道稍偏南向东北的横贯山。看样子，敌人是企图利用这一带的山险隘路，以逸代劳，阻我前进!我们的主力，八、七两团已经闪过去了，现在只有九团一个团的兵力，而旅直这么大，再加上干部这批宝贵财产，非战斗人员多，一旦尾追的强大敌人赶到，情况就会更加不利，因此，我看只有迅速前进，坚决冲出去与主力会合。”
　　王政委此时也很激动，旅长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果决地说：“对的，应该迅速通过!旅直和干部旅也要好好组织一下，给大家讲清今天的敌情，要人人准备战斗，克服困难。”接着，他转向颜团长，说：“主要还是要靠你们，担子是不轻的，但是，一定要打好，一定要保证旅直和干部旅顺利地通过，坚决打出去!”
　　稍微停了停，王司令员靠近地图，从口袋里取出红蓝铅笔，问了几个地名，又用拳头在几个地点间量了一下，招呼我们凑近些，尔后，指着图上稍偏北面的白家沟口说：“到七、八团的方向去，走这里是远了一些，不过，这儿离荆紫关近，敌人的守备要弱一点，可能会有个空隙。”说到这儿，又用手中的红蓝铅笔这里、那里地指着考虑了一下，用力向下一按，说：“好!就从白家沟口向大西沟插。”扭回头向着刚从前边返回来的旅参谋长说：“老贺!你带九团一营走前边，遇到敌人一定要摧垮，布置好警戒，然后迅速向西北方向的王长店靠，力争早一天与主力会合!”
　　贺盛桂参谋长走后，部队即按顺序跟了上去。我随后卫营还没走出几步，不知道为什么，队伍却慢慢地停了下来。我焦急地望着前边，差不多在原地整整待了两个钟头，才好容易盼到团部的侦察参谋张荣国气喘吁吁地奔我跑来，报告说：一营没有走出多远就和敌人遭遇了；据抓到的俘虏说，他们是九十军五十三师的二六五团，是刚由荆紫关开到的。现在该团团部带一个营驻在白家沟口右侧的张家湾，其它两个营在沟口的左侧，我们要从这里出去是很不容易了。旅首长问过俘虏，南面玉皇山上是不是有他们的部队，俘虏肯定说他们那个师没有人到玉皇山去，因此，首长改变了决心，要一营卡住那个沟口，部队折回头来，调二营走前卫，疾速从南面的玉皇山通过。
　　此时我不禁暗想：周围已经发现了敌人九十军五十三、六十一两个师的番号，那么，最少也会有六个团的兵力在堵截我们，看起来今天是有名堂了。还没容我向下考虑，前面便连连不断地传来了团长要我上去的命令……
　　所向皆敌
　　我刚一转身，机灵的通信员王三，已经抢到了我的前边。他只说了一声“让路”，“让路”的声音就由后往前传了下去，虽然在仄狭的沟里实际上已经无路可让，可是战士们为了通讯人员和指挥员的行动方便，不管是歪倒在山坡上也好，转一个侧身也好，或者一脚着地一脚腾空，还是逐次地腾开了一条小路。
　　王三左手抓住他那三八式的马枪，右手按住吊在臀部的一大堆草鞋绳子和水壶，微倾着上身，两眼左看看，右瞧瞧，好象是叫人知道：哪怕是一只蚊虫，也不要想轻易从他眼前逃过。
　　我们泥里踩，水里蹦，搞得水花乱溅。战士从我们的神情上断定前边发生了意外，因此，我们刚一走过去，他们就屏息静气地检查开了枪支、弹药，绑紧了草鞋。
　　到了十字沟口，只见旅直、团直和干部旅的干部摆满了几个小岔沟，熙熙攘攘，十分嘈杂。但是，靠左手的一片小土岗上却透着格外的安详：王司令员和旅首长正站在土包包上看地图；饲养员老刘正蹲在那里挖烟锅，连他身边的那头通人性的小胖骡子也显得格外驯顺，低着头，眯着眼，三条腿直立，单单弯着一条后腿，歇蹄哩!
　　我顾不上多看，也没有必要去打扰首长，只是站在那里向四外撒望，闹不清三条岔沟到底该走那条。虽然张参谋说玉皇山在正南，但是，一来没有指北针，二来分省地图用不上，抬头望望天，乌云密布，雾气腾腾。说是白天，没有太阳，说是夜晚，没有星光，硬是辨不清方向。幸亏饲养员老刘猜透了我的心思，用手向左一指说：“颜团长他们带着二营往这边走了!”张参谋说了声“好”，便抢先迈开他的长腿，顺着老刘指的方向快步跑去。刚跑出不过五百公尺，就见部队的足迹斑斑点点地伸向一座大山。我心想：这就是玉皇山了吧?又走了不远，就听见上边“叭哽，叭哽”的枪声了，可是地上的脚印却分成了五股，团长究竟在哪里呢?我正在判断，司号员调皮鬼已经把他的小步号拿在手中了，问我：“是不是想找三〇一(团长的代号)?”我说：“是啊!”他又问：“能不能吹号?”我迟疑了一下说：“吹吧!”他往左后方跨了十几步远，接着，尖利的号音就在阴沉的山谷中回响起来——“我是三〇六!三〇一在哪里?”他停了一下，刚要重复，几排子枪从右上方一齐打来，就被撂倒了。王三猛地把我向下按了一下，敏捷地跨步向前，从挂包里掏出救急包。小鬼一手捂住伤口，强站起来，说：“伤了点皮，没啥，救急包留着下回用!”说罢，又把号嘴放到小嘴唇上。正在这时，只听得从左上方传来了号音，他和王三几乎是齐声喊出来：“三〇一!三〇一答号了”。我们顺着号音向上爬了一会儿，只见四连的战士们正在进行战斗准备。他们轻声告诉我：“三〇一就在前边。”
　　颜团长和二营营长陈贵林、四连连长谢高忠都站在敌人刚刚筑了一半的机枪掩体里。我跳下去刚要拨开后沿那一丛丛的茅草往上看，随着一阵突然而来的枪声和炸弹声，两颗手榴弹便冲着我们飞了过来，我们赶紧往下一蹲，它们就顺着山坡滚了下去，爆炸了。谢高忠连长骂了一声，说：“我们连上去!”团长喝住了他，然后，挨近我的耳边，透过连续的爆炸声喊着告诉我：“五、六两连已经从左右两侧上去了，现在还闹不清上面的情况，好象敌人很多，准备摸清了再说。”说着，枪声停了，六连长张银亲自押下一个被打成拐子的俘虏。他一面把从敌人身上撕下来的符号递给我，一面向团长报告：“此地原是敌人的前沿阵地，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我们摸上来，一路向前打，一直追过了两个山头，现在被敌人的强大火力阻止住了，暂时停止了冲击。”颜团长转过身去询问那个拐腿俘虏，那家伙颤微微地回答说，他们是胡宗南的王牌——所谓天下第一师的三团二营。颜团长一听，不由得回身向我看了一眼，我明白：情况是越发严重了!……不出半天的时间不但打出了从荆紫关赶到的两个师，现在把从西安赶到的敌人第一师也打出来了。不能不让人惊奇，胡宗南的大军来得好快啊!那俘虏供述：他们全师是从渭南乘汽车赶来的。昨天夜行军来到这里构筑工事，上司传达胡宗南的命令，要他们配合“友军”消灭“王震残部”，然后返回西安去开祝捷大会。他确实知道，全团走到西边的那架山上才分开的。从这个山头到最高处的玉皇山砦子是他们的团部和营部。
　　颜团长听完，一面派人赶快把俘虏往旅部送，一面让谢高忠把他们连的部队带上去，和五、六两连取齐，听号音统一向玉皇山上的庙子冲击。
　　谁知敌人的火力已经全部展开了，部队一连冲击了三次，付出了二十几个人的伤亡代价，都没能把那个庙子攻克。颜团长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耐着他那火性子，皱了皱眉头，对我说：“老任，你亲自跑一趟吧!我看就是把这个庙子拿下来，山这样高，又没有路，四面山上都是敌人，大队还是没办法通过。你把这里的敌情、地形、二营伤亡的情况和我刚才的意见，全部向王胡子报告一下，请示是不是非要从这里攻不可，快去快回，我等着他的决定!”
　　首长指示
　　回头路上并不平安。我们打从五连的阵地下面过身，听得五连政指正清晰而耐心地向敌人讲说我军的俘虏政策，缴枪不杀。偶尔，也能听到敌人那边喊叫几声“八路军快投降”。我们的一个战士大概是气坏了，先喊了一声：“兔崽子!看谁投降?”接着，就“叭!叭”地响了两枪，敌人的喊声窒息了。平静了一阵，就又是枪声之后夹杂着喊叫。我们几个人放快步子，顺着来路一气跑到了十字沟口，刚才送下来的那个拐腿俘虏正在那发呆。王司令员目不转睛地瞅着地图，思考着什么。被疾病折磨了很久的他，眼睛显得格外大，格外怕人。我呼吸紧迫、气喘吁吁地在他旁边站了几分钟，他才抬起头来，问道：“怎么样?”
　　我这时的心情，与其说是担心着老颜和二营，倒不如说是在为全军的命运而焦虑。我决心不在这样紧要的关头耽误首长的一分一秒的时间，因此，急促地向司令员报告说：“玉皇庙有敌一个多营的兵力，二营攻了三次，伤亡二十几个人……”。他突然拦住我的话头，说：“慢一点!看你慌慌张张的!”我喘了一口气，又说：“山顶是个较大的庙子，有石块砌的围墙，敌人在周围秃山上筑成了环形工事，展开了火力。现在，我们还没攻上去，正在和敌人对峙。颜团长要我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看司令员的表情，起初象是没有注意听似的，直到我说“现在”两个字时才盯准了我，实际上，他已经从俘虏口中晓得了一切情况，希望我告诉他的只是最后一句话：攻上去了或是没攻上去。在他，也许是想听到一句“把敌人的拦阻突破了”的意外消息吧，但是，我说的却是早在他意料之中的“没攻上去”。这话，对于他，对于全军，确实是毫无用处，倒相反地增加了对困难的考虑。
　　我直站在那里，左手掏出日记本，右手摸出钢笔，想把口头命令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在这一刹那，我又想起了淅川城下的那份电报。那封万万火急的电报，中央一定早就收到了!党中央首长是时刻关心着每一支革命部队的，更不要说这样一批干部了。这虽然是一个战役，在地区上看也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毛主席一定要亲自催问：电示发出去了没有。有关部门的首长们由于电台失掉了联络，一定也不止一次地翻阅了王司令员——英勇坚毅，从不畏难，经过长期战争洗礼的、党的忠实儿子给党中央发出的那个不寻常的请求。作战部门和情报部门根据敌情的变化，更不知起草过多少件未能发出的指示了。电台工作的同志恐怕一个一个地不知换了多少手。很可能已经增加了专向电台在专门收听我们的消息。说不定他们把整个机器，甚至每一个电子管，每一条线路，都检查过多少遍了，电池也一遍一遍地换过多少块了。现在，他们全体工作人员可能都正站在机子旁边，把能够用上的耳机都戴上，屏着气，急等着那熟悉的手法、清晰的电波和他们相呼应哩!延安啊，延安!在延安，从中央首长到每一个知道这不幸事件的同志，可能如今都在挂念着曾经警卫在中央各部门前的哨兵、把守过边区东南漫长境界上的劲旅、屯垦南泥湾的旗手，他们可能都在为我们三五九旅的处境不明而担心!……七、八两团的首长，算来也有两天得不到旅的指示了。他们将怎样判断情况，又怎样决定他们的行动呢?是继续前进，还是返回来接应呢?要接应，又该到那条路上接应呢?假若走不到一条路上，因而脱离了上级，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这些题目是很愁人的!估计他们两个团的首长站在电台旁边等候那“达达达”的信号，也有两天没有离开的了。他们和中央首长的目的虽然不同，关切我们的心情却是一样的啊!按照南下北返一年来的体会，中央军委所指示的情况是十分准确的，差不多在一日行程以外的敌情全靠军委从延安供给，就象灯塔或指路碑一样，及时地引导着我们的行动。在现在这种总情况不明的时刻，对于旅的首长，特别是对于王司令员来说，他又是怎样急切地需要党中央的指示啊!他当然知道，只要架起电台，用不了多长时间，不但是一准能够接到宝贵的指示，而且是可以命令旅的主力迅速立即返回，予敌以狠狠的腹背夹击，打出一个血口子，顺利突出险境的；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在他近旁站着的那些身背机器、肩扛马达和天线杆子的小伙子，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队长的举止，迎接着紧张的工作，而那位老练的队长也正静悄悄地站在司令员的近旁，乘着首长思考问题的间隙不止一次地躬腰请示：“架不架线”?“可不可以架”?但是，对于他的问题，首长却好象完全没有在意似的。其实，客观情况允不允许有架线联络的时间，在首长的脑子里不知已考虑过多少次了。此刻，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负责全局的指挥员，在一发千钧、极其艰难的处境中，身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哪怕是说一句话，作一个手势，都在为几千指战员的生命负着责任，为党的事业负着责任。想想看吧，干部旅这一千多干部，其中一部分原是中央要他带到华南去开辟根据地的，由于日寇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才没有去成，如果带回边区，他们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放射多大的光芒，简直是无法估量的!想想看，司令员带着这样贵重的革命财产，他能够不为自己的责任而感到沉重吗?在他这二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象今天这样的处境，实在是不多的!……但是你看，全军之中有谁比他显得更沉静、更从容呢?红蓝铅笔在手心里轻轻地敲着，思考着什么的两眼微微地笑着，把戴在头上的军帽缓缓地摇摆着，仿佛是根本没有听到后山上那激烈的枪声似的。看着他，我不禁想到了过去：抗战期间，他带领三五九旅坚持雁北根据地的斗争，终日周旋于分布在晋察冀广阔地区日寇的几个师团之间，情况不能说不严重，但是，打到后来，日寇有名的坂垣师团长却不只一次的向其部下哀呼“王震‘残匪’……系贺龙旧部……原气犹存……”，告诫那些武士道的匪徒“小心，谨慎”。南下北返那就更不用说了，听说王胡子在武汉参加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工余之暇，向我们在湘鄂赣时的劲敌、蒋方的代表王陵基打趣地询问：我们的部队怎么样?那家伙也不得不连说：厉害!厉害!当时王司令员曾经对敌人说：不要看我只有万多人，而你们却有三十几万，可我打不垮你也准把你拖垮。这是多么坚毅、多么豪迈的话语啊!想到这些，我虽然感到当前处境的危急，胜利突围的信心却是更为坚定了。
　　这一切正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司令员已经指着他的表开口了：“你告诉颜龙斌：现在是十二点。让二营把玉皇山的敌人看住，到下午一点钟时开始撤过来；但是，要留下一个连，让他们用班、排小分队的疏散队形进行佯攻，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再全部收回。”我问：“还有指示吗?”司令员说：“没有了，快去。”我急忙转身跑回了阵地，这时，颜团长和陈营长正准备组织再一次的冲击。
　　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之后，颜团长说：“啊呀!首长真是太细致了!对敌人也摸得太清楚了!今天敌我要是换个位置，早把它收拾光了!老陈，你看把五连留下可以吧?”陈贵林说：“好”，就上去布置了。
　　下午一点半的样子，我们带着部队返回了十字沟口。这时，正北白家沟方向仍然响着零星的枪声。侧耳细听身后，五连打得挺紧，显然是在佯攻。警戒的战士告诉我们，首长们带着干部旅向西移动了，我们也就慢慢地跟了上去。但是走了不多几步，干部旅停了下来。正西方向正打得激烈，枪声和回声在山谷里撞成了一片，简直象被绳子穿起来的一般，分不清谁是谁了。老颜若有所思地停了片刻，两个拳头紧握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稍倾，他把帽子一拧，愤愤地骂道：“狗娘养的，看你还能猖狂到几时!”接着，便侧过身来向我说。“走，我们部队先上去!”紧跟着，在干部旅的行列里就自动传出了“靠一边，靠一边”的声音。这声音说明了一千多干部对九团仅有的这七百多名战斗兵的爱戴和期望，的确是给了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我们一鼓劲地向上跑，爬过一个山又是一个山，突然，听得郭旅长的声音在喊：“二营停止!’我们遵令止住了脚步，颜团长就顺着声音向首长走去。
　　我掉头向后一看，见北面的山洼里坐着四、五十个俘虏兵，差不多每人背着一支“中正式”，面前整齐地摆着四挺白朗宁轻、重机枪，另有一挺口径稍大、长筒的家伙，我是没见过的，走近前去观察了一番，他们说是美造的战防枪，反坦克用的。紧靠路边的四个俘虏兵跟前放着一副帆布担架，伤员身上盖了两件国民党的棉大衣，我和陈营长走近时，一营的通信员说是他们的王营长。我刚弯下腰，他就醒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稳健地说：“不要紧，打在右腿上，站不起来，可能是伤了骨头。”我见他那结实的脸上气色还好，知道没有伤到要害，就想问问他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说：“我们营在白家沟方面打响之后，在贺参谋长指挥下，攻占了两面山上的几个山头，消灭了敌人一个多连。谁知越向前山越高越陡，越打敌人越多，就是一个小山坎也要几次的反复争夺。敌人的后续部队继续朝前涌，二连的好几个干部都负伤了。我们前进受阻。旅部命令王副营长带着一连守在那里阻止敌人前进，把我们调了下来，由贺参谋长带领，和旅的警备连一起，向正西的鲍峪岭方向戳。就在前边不远，遇到敌人构筑工事的一个连，警备连用行军队形分两路上去，一顿手榴弹撂倒了它二、三十个，抓了几十个俘虏，我们营接着展开，又攻下了两个山头。可是这个岭上山连山，岭连岭，敌人早把山头都占了，好几个地方的炮火集中向我们射击，轻、重机枪声连成一片，据俘虏说是敌人的一师师部带一团全部，所以旅部又叫部队停止进攻了。到底怎么走，现在还不清楚。”
　　听他这一说，这里的情况分明比玉皇山还不利，蒋介石好象把他妈妈的嫁妆都用上了，莫不是想破上他的老底子要和我们在这里决一雌雄吗?我心里咒骂了一句道：真是异想天开!无产阶级的战士，人民的军队，岂是你们这些反动阶级消灭得了的?日本侵略军比你蒋介石总要厉害一些吧，可是，长江两岸的鬼子军，每次出发时，总要缩头缩脑地把两个指头撑开，作成个“八”字，向人们打问：附近有没有八路军。人们素常说得好：一个鬼子打十个“遭殃军”，十个皇军可打不了一个八路军。但是，今天的敌我对比决不是一比一百，而是一比几千啦，从这里通过当然是更不可能了。我们有必胜的信念，可是到底从哪里打才好呢?我判断不出，只有怀着焦急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旅部的新的决定。
　　颜团长从旅长那儿急促地回来之后，把我和陈营长叫到一边，严肃地说：“情况十分严重!一连报告，白家沟的敌人继续增多，炮火很强，他们伤亡不小，王丙初副营长也牺牲了。刚才一营打的鲍峪岭有敌人的一个师直属队带一个整团，也打不过去，而后边尾追的敌人估计也快逼近了。因此，司令员决定：要我们二营往西北方向的白家沟、鲍峪岭之间打，打出个缺口，从大西沟出去，或者从竹扒沟出去。他特别强调，这是一次决战，打不过去，就再也无路可走了。”
　　情况的确是严重的。特别是经首长这样一强调，更使我加深了对这种严重程度的体会，同时，也正因为情况是这样的严重，才更使我感觉到任务的艰巨和光荣，奠定了决一死战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我们的信心反倒更进一步增加了。看得出来，陈营长是比我更为激动和兴奋的。
　　过了一会，团长又对陈营长说：“老陈，先叫部队有干粮的人匀开吃一点，哪怕只有一口，能够压压心也是好的。”陈营长精神十足地说：“两天以前就没有了。不相干，都是老兵。炮一响，混身都是劲。干吧!”
　　团长听了也很兴奋，把手用力一挥，说：“好!要他们准备!把各连连长、指导员都喊来!”
　　攻破横贯山
　　颜团长招呼我们围着他蹲下来，用石块在地面上布置着战斗：“从司令员的地图上看，顺沟槽向西北去，是一道由东北走向西南的横贯山。山下，是从荆紫关到南化镇的一条大路，山的南端，有两个出口，一个是大西沟，一个是竹扒沟。因此，我们要坚决夺取这个横贯山，赶走这山上的豺狼野种，卡住这个要点，同时切断山下的大路，再把三营调上来，扩大战果，继续向竹扒沟方向发展。黄昏的时候，让在白家沟抗击敌人的一连向左靠，归二营指挥；让在鲍峪岭这里的一营，一直把敌人看到天黑。司令员指示：如能顺利完成上述计划，到天黑时，就以旅的警备连为尖兵，从一、二营之间向外突，以二营、三营、一营的顺序跟进。”他稍微停了停，又说：“我们现在要打的方向上，正是敌人九十军五十三师和一军一师的结合部，一定要打好，也一定要打上去。大家考虑一下怎么打!”
　　老颜的语调严肃而镇定，几天来他这还是第一次如此细致和周密地布署战斗，人们很快意识到：就要到来的，将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恶战!……经过一番研究和商讨之后，我们最后决定：由陈营长掌握机枪排掩护五连攻占山头，然后四、六两连依据情况投入战斗；三营由团直接指挥，相机使用。
　　后边传来消息：五连完成了任务，跟上来了。此时已是下午三点，云雾正在消散，西坠的夕阳第一次露出了它那无力的黄光，部队怀着有我无敌的必胜信心，敏捷地出动了。凡是有刺刀的都上起了刺刀，凡是有手榴弹的都拿在了手中。有人一面走着还一面用石头磨着刺刀尖。陈桂林同志，带着重机枪排压在五连的后头，不断小声催促部队跟紧。这支急流，沿着崎岖的小沟，豁开一人多深的密麻麻的野鸡翎、臭蒿子和丛生着的小松柏，踩出了一条小径，疾速地向上涌。可是转了几个弯儿，把一个比一个稍高的小山包撇在我们脚下之后，五连蹲下不走了。老陈给我和团长使了个停止的手势，然后，带着政指和几个排长，曲着腰，跃进到五连连长贾书经同志爬的那块大石头跟前，左手搭在贾连长的肩上，右手向上不停地指画。几个排长也都交头接耳地指画了一阵。接着，机枪排抬着两挺重机枪到右侧较高的山头上占领了阵地，五连成疏开队形又继续前进了。我和团长跟进到他们几个原来议论的地方，才看清了这里的山形地势。正面看去，紧靠着一条逼仄、齐整的长沟之后，一座石山平地而起，真可说是：巍峨峻峭，怪石林立，毛草不生；反复搜寻了几次，也看不见一条野兽走出来的小路。仰望很久，才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象吃醉了的狐狸一般的人影，提着尾巴，毫不介意、无精打采地在几个山头上蠕动。这使我大吃一惊：这简直是神话中移山老爷和泰山土地合伙开凿出来的天险!象这样的天然城垣，我们能接近么?这几百个两天没见米面的空肚子的人能够攀登上去么?用什么办法才能攀登上去呢?假若攀登到中途，崽子们用擂石滚下来又怎么办呢?……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脑海出现，由不得长吁了一口冷气，从牙根下流出了“难!难!”二字!向右回顾颜团长，他也正在看我，两人的眼神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看得出来，他心里感到的困难比我还重，只是没有作声而已，他又转过头去，把望远镜更紧地按到眼上，使劲仰起大脑，用心地探索着山上的秘密。好久，他才长吁了一口气说：“好!”，顺手递过镜子，不等我对好光，就一边用左手抓住我的右肘，帮助我转动视界，一边用颤动的右手指指画画地说：“你看，五连全部攀登到半山啦!在中间那个排的最前头，不是贾书经吗?这些人真是特种材料造的!就是橡皮人打气也打不了这么快呀!”这时我才看清，原来贾书经早已爬到我预计的高度之外去了，象个爬山虎一样，一壁挥动着手中的小小指挥旗，一壁手脚并用地向上猛爬，使人奇怪的是：他在那样陡峭的石壁上走动，怎么居然会掉不下来?真是有办法!我正看得出神，颜团长又把镜子要了过去，看了一下，兴高采烈地喊道：“好啊!快上去了，老陈也把重机枪转移到山腰里那块狗头石上去了!狗压的，太依仗天险了!”显然，最后这一句是指敌人而言的，但是，不知道是由于过度的兴奋还是由于对敌人的憎恨，他的牙齿却咬得咯达咯达直响，好象到了三九天气似的。我不由得被他引笑了。他知道我是在笑他，也转过头来，今天第一次同我这样取笑地问道：“你这家伙笑什么?”我笑了笑，用紧张过后的轻松口吻，小声地打趣他：“你嘴巴上没按无线电，五连战士耳朵上又没装接收机，贾书经的武艺也足够用了，你把牙咬得那么响干什么?”他一掌击在我的背上，故意放开了嗓门说：“扯淡!你就是放开嗓门说话，敌人也还是听不到!”然后笑着用手势把连以上的干部招近前来，下达了新定下的决心：把两个连分在五连两侧，要他们用疏散队形暴露着快速向上爬。大家立即领会了他要牵制敌人的意图，立即回去分头执行了。
　　果然，部队还没接近山跟，带着近秋的“知了”的悲鸣的弹丸，就从山顶上密集地飞下来了。它们无力地掠过我们的顶空，落到了深深的草窠里。战士们一边乱喊着：“爬快些!这样大的死角，子弹能抵啥用?”一边大背着枪，手脚并用地象虫似的急速向上爬。贾连长听到枪声只向他们两边打，才回头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可能是意识到了全军的命运都系在他这个连的身上，因此，身形更加荫蔽了，爬得也更慢了，直到全营快要取齐时，敌人仍然以为我们采取的是钳形攻势。靠左边的六连是靠着横沟的沟脑走的，敌人在这里的防守较为严实，当它一发现我们的人接近了鞍部，慌忙用集束的火力直向那里射击，六连也就趁势拉开架子佯攻起来。接着，不知怎么搞的，敌人忽然发现了五连就在他们的身边。一个指挥官模样的家伙，摆动着抖颤的手枪，冲着五连咆哮个不停，一排齐射的子弹也直冲五连泼来。这对五连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但是，忽然，从狗头石上发出清脆悦耳的枪声，老陈指挥的两挺“九二”式重机枪向敌人点名了，贾连长带着一个排趁机冲了上去；可是，因为重机枪打不到遮蔽物背后去，崽子们凭借有利地形，头也不抬，只是用手把拉开弦的手榴弹一股劲地往下推，因此，五连翻来覆去地冲击了几次，总是在上边站不住脚。贾连长带着健儿们第四次快要冲上山顶时，敌人真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枪、炮、炸弹声齐鸣，乱成了一片，到底让它把我们的贾书经同志碰倒了，部队因而稍稍地向后拉了一下。老颜一面叫司号长快吹总攻击号，一面嘟嘟嚷囔地责怪机枪排打得不好。我说：“也不怪他们，地形实在不太好。”正说着，号长已经把我们几个人带的司号员集中到旁边，对着两面“的的达达”地齐鸣起来，营长和三个连的四支号也应声而起，除了五连最前边的一个排之外，所有的战士都腾身跳了起来，伴随着七、八支军号嘹亮而激励人心的冲击令，杀气冲冲地扑杀过去。四、六两连正面的敌人已经拔脚向制高点跑了，却不见贾书经连长的动静，急得我和老颜直跺脚。陈营长把号目撇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吹“五连冲击”，自己直向五连奔去。他还不曾跑到，突然，一个头包白毛巾的细条大汉，带着五连一排剩下的十多个英雄，在一顿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冲了上去。夕阳照射在那大汉的白毛巾上，反映出一抹不大鲜艳的红光。颜团长不自觉地破着嗓子大喊：“贾书经!撑上去!胜利了!”
　　五连一上去，紧跟着，四、六两连也到了上边。他们少部分人跟踪敌人追了下去，个别几个人留下来看着那几个打得半死不活的俘虏，大部分人则就地展开，用刚夺取的子弹向左右扫射，把横梁上的敌人全部赶了下去，迅速地控制了这座山的全部山梁。
　　老颜坐在那暴露的高地上一声不吭，只是用望远镜贪婪地、旁若无事地反复观察着那一道道下行的支脉，仿佛他想借着这几天来第一次登上高峰的机会，把秦岭山中的一切秘密全都看穿似的。总的说来，我们脚下这道山是由东北向西南横贯着，但是，直对西北，却并列着一条条下行的支脉。每一条小山上都有几个土碉堡和一些集团工事。显然，这些工事是敌人对山下那条大路设防的；所以，我们从背后打上来，就简直象是踩到了它的头上一般，只有一两个大型的家伙，看来比较难打一些。这时，重机枪排上来了，陈营长指给了射向，正在紧张地作着工事。我告诉团长：部队到齐了；他却象一座稳实的大山，顺口说了一句：“要大家休息整顿一下”，仍然只顾在那里观察情况。过了好一会，他才说：“老任!我看让老陈掌握机枪在这里掩护，五连做预备队。你带四连走右，我带六连走左，从最右边这两道山梁打起，一人打一道，逐次向左推!”
　　正在此时，王司令员手拿着他那很大的望远镜，拐棍也不见了，披着一件单军衣走来，问了布置的情况，他总望了一下山势，猛一转身，信心百倍地高声说：“好!就开始!打出去，与七、八两团会合!”
　　五分钟以后，战斗开始了。老实说，象这样的硬仗死仗，我平生还是头一次打。这时候，你就不难发现：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带着一股破釜沉舟、不打开缺口绝不回来的劲气。所有的眼睛，不管平时是疲塌塌的，或者刚才还在打瞌睡的，忽然一下子全都冒出火来，就象所有的机关枪一下子全都冒出火来一样。四连的连长谢高忠，是有名的“贺龙投弹手”，他手提两颗手榴弹走在前头，气势汹汹地喊了声“一排跟我来，副参谋长你掌握后面部队”，然后他带着队伍笔直地插了过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跟着他在这边冲锋，注意力却一直集中在我们左面的那道山梁上，也许是因为那道梁上有一个碉堡群看来相当难攻吧!的确，那座碉堡的确是十分难攻的!它不仅坚固，而且地势较高，显然是这一带防线的核心，是一颗难以拔动的硬钉子。如果不把它拔掉，即使驱逐了所有山梁上的敌人，还是无济于事的。颜团长之所以没把打那道梁的任务交给我，我想正是为着这个缘故。然而，真是让我奇怪!我却没有看出颜团长拿出什么特殊有效的歼敌办法来。六连的部队，与其说在打，倒不如说在吆喝，进一进，退一退，说实在话，退的倒比进的更多，直等我们这边已经把敌人压倒沟底去了，阵地也已交给从白家沟方向靠过来的一连去控制，并且折回身来绕到他们的左边这道山梁上来了，他们却依然钉在原来的出发位置上，没能前进几步，而吆喝的声音和的的达达的冲锋号音，倒象是威武得很。这时候，我内心的焦躁实在是到了不能克制的程度：难道说他们的枪都哑了?手榴弹都光了?为什么偏要在这种节骨眼儿上磨蹭时间呢?我真想冒冒失失地向颜团长建议，让四连过去协助他攻击。但是，战场上的形势变化，往往比你脑子的转动更快，更神速，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这时候正是这样，我的脑子还没有转过弯子来，忽然发现，就象洪水从溃决的口子里冲出来一样，从那座碉堡里冲出来了黑压压的敌人，人数之多到了这种程度：使你骤然发生一种怀疑，不相信他们竟是那座碉堡所能装得下的。尽管如此，我却顿时心里一亮：啊呀!谁说颜团长没办法!你简直无法想象，倘不是敌人这样的倾巢出犯，在一无炸药二无大炮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把敌人的这个碉堡敲掉!现在可不同了，你看吧!颜团长活跃了：斗大的帽子一下子从斗大的头上飞了，解开而又扣紧的衣襟一下子全部敞开了，这一天始终严严肃肃的脸一下子笑成几瓣了……。说来也怪，到了这时，我的注意力反倒自自然然地回到了自己跟前的这道梁上。我坚决相信：不出一分钟，那道梁上的战斗就要结束；同时，从我的嘴里，今天第一次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同志们!我们胜利了!当然，这时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得到胜利，但是，我敢说，胜利突围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就这样，他一道，我一道，接连打下了几道山梁。最后，顶南边的一道梁也被随后上来的三营占领了。至此，横贯山的山脊和它的支脉全部控制在了我们的手中。
　　隔沟与我们相对，也是一架黑森森的横山。山上有几户人家，眼下不见有什么动静。山的南端有一个山口，大概就是所谓的竹扒沟了。沟底是条大路，大路的右前方有一个村子，估计就是地图上所标的郭厂。被我们赶下去的敌人就在这个村子里躲着。他们已经吓破了胆，如今日已西沉，它是不敢向我们反扑的，因此，我没等连队下山，就带了二十几个人奔它走去，想占领这个村子，给大队准备一个喘气的地方。
　　侦察参谋张荣国和几个侦察员走在前面，离我们约有三十几公尺。他们换上敌人的服装，张荣国头上还带着一顶大盖帽。他大概忘记了这些敌人是刚被我们打下去的，所以，又想使用他那惯用的一套技巧来哄骗敌人。我正想上前拦阻，敌人的哨兵便咧开嗓子问上了话：“哪部分的?”张荣国一边走着一边大模大样地答道：“一师一团!”敌人再没吭声。可是张荣国他们刚刚走到村边，房顶上和对面山上的敌人突然一起发作了，子弹象冰雹一样地打了下来……。
　　侦察员们就是有办法，他们霍地一下散开，三蹦两跳就靠到了四连的梁上，一根毫毛也不曾伤到。折转头靠着右山往回返时，我是暴露处快跑，隐蔽处慢走，前边拥挤就稍停一停，可那几个通信员、警卫员、司号员，也不知是缺乏军事常识还是为了步步不离首长，跟的实在太紧了一些，当我停在隐蔽处时，他们就站在了暴露的地方，以致司号员的左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接着，警卫员小刘又喊了一声，扑倒下去。我顺手把小刘拉到身边，一看，右脚跟被打穿了。王三刚想背他，一颗子弹又恰恰打中了他屁股上的枪托。我把他往前一推，让他扶着司号员，我就背起小刘向前跃进。好险，刚刚启步，从后上方飞来的一梭子子弹，就把草帽的前檐穿了两个窟窿，幸亏慢走了一步!这时，山岭上的三营和四连的火力对准敌人叫起来了，把敌人打成了哑巴，大家趁机给几个伤员进行了包扎。等我们回到山梁上的时候，天已大黑了。
　　张荣国的腿可真长!他已经把一切情况都弄清楚了。他跑过来对我说：“刚才咱们在下边挨打倒是起到了个吸引敌人火力的作用，郭旅长带着警卫排瞅准空子从这个横沟脑上隐蔽出击，已经打开缺口出去了，旅直和三营、一营都过去了，二营也已经下了山，你的马兵和牲口正在下边山洼里等你。团首长要我在这儿联络，等待二营全部下山以后，收三营的警戒。”
　　我说：“那太好了!你也赶快跟上来吧!”
　　我们一股劲地向前冲，一直插到了二营的前头。周围是干部旅的队伍，不过，实在看不出是个什么队形。左右两面山头上，敌人的机枪死命地向我们吐着火舌。一进竹扒沟的沟口，旅部便下了命令，要后边尽量缩小距离，跑步通过，不得被敌人切断，所以，除了战斗分队之外，真是沟有多宽，队形就有多宽，人们汇成了一条不可抗拒的洪流，汹涌澎湃地向前奔去……。
　　这条路虽然不长，却仍是用勇敢和鲜血才换出来的。眼前，山沟已经较前宽阔，还出现了一片片的耕地，说明离榆树沟已经不远。可是，一来是雨后的道路泥泞，二来是鏖战之后格外疲劳，加以两天来未见米面的肚子也打起架来，虽然只是二、三十里的路程，却一直走到了四更多天。许多机关人员还在这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也有人正打着火把到处找吃喝。这可真是瞎耽误工夫!他们不知道：最危险的一刻虽然过去了，敌人却就在我们右面的大山上，它要是象我军一样，有勇敢机智、积极作战的精神，只要向后一转，居高临下，离我们不过十几里路，顶多用上个把钟头就可以打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随便停留呢?我们好说一阵，命令一阵，好容易才把那些人全部打发起身。在泥泞的山路上，又拖了一二十里，终于在乔坡地区与七、八两团会合在一起。这时，太阳从云缝里钻了出来，霞光万道，照耀着全军上下鏖战之后的轻松的笑脸……。
　　原稿于一九五九年八月
　　定稿于一九六四年年初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