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料汇编 >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
谈平剧活动的偏向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周振吾
关于平剧“推陈出新”的认识，表面上，口头上看来是一致的。但这样一致，未必就等于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判断人与事物的标准，不在口头与形式上，而在实践与本质上。延安两年来的平剧活动，基本上是沉溺在“陈”中，以至将许多“宣传封建秩序，颠倒是非黑白”的旧剧本，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间或演出一两个新剧本，如《瓦岗山》、《岳飞》等(这些剧本的缺点姑置不论)，也只能成为一种点缀，在平剧工作者的工作日程上只占很少的比重。平剧活动中这一严重的偏向，实际上是表现了一个思想问题。如果“见群众不宣传”，在一个普通党员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那末，掌握了专门技术来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却对群众作反宣传，当然是双倍的不可容许了。不从这个思想问题着眼，“推陈出新”的方针是不会被认真执行的，一切口头上的接受，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自然，我并不否认平剧的“推陈出新”确有其困难，如同任何其他的改革运动都有其困难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作为对改革怠工的藉口。而现在的问题，却正是有这些同志就藉口于这种困难来为自己辩护。那末，就让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了不起的困难吧。
在这一类的论调中间，有两个理论是比较流行的：其一是说，改造需要一个“长的过程”；又其一是说，平剧有一种“不可破坏的”艺术完整性。
“改造过程论”的内容是这样的：先得百分之百的精通旧戏，其次是逐渐尝试就这些戏的内容略加修改。再其次是大修改，最后是创造新的历史剧。从这个论点中可以看出：要想使平剧密切的与现实运动结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未走完以前，平剧活动仍有它自由的园地。而论点的中心支柱，则在于保存平剧的系统，企图从这个系统中自自然然的“生长出新东西来”。这种意见的本质，是在改造平剧的口号下，使艺术创造服务于现实斗争的理论，倒转来变为现实斗争服务于艺术创造的实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积极服务于革命利益与保存平剧艺术的完整性发生矛盾时，出路就是暂时保存后者。这样主张的同志们忘记了：上演旧剧或修改过的旧剧，只是不得已的办法，与这同时，我们还可以创造出簇新的东西，此二者不惟不矛盾，而每个从事平剧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后一点上面。只有如此，才不至于把旧技术当教条来学习，才不至沉醉在旧技术中爬不出来。我们今天对旧技术的掌握与学习，固然不够，但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并不在这儿，学习的方法与态度如不改变，死钻牛角尖的危险必然到来，而且事实上已经到来了。
比这更进一步的说法，就是强调平剧的完整性，也可以说一种平剧特殊论。把这种理论说得爽快些，其实就是说：平剧的改造是此路不通的，任何一种艺术工作，不同于另一种艺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各种艺术活动都有其特殊性，都有其特殊的规律，平剧自然也是如此。但是，平剧需要从一板一眼学起，这与普通音乐之需要从1、2、3、4学起有什么不同呢?平剧有其“完整性”，难道其它一切已发展了的艺术，如话剧、诗歌、小说、绘画、雕刻就没有它们的“完整性”吗?难道死人编出来的宣传反动的平剧就有“完整性”，活人搬出来宣传革命的新平剧(或者像“打渔杀家”这类的旧平剧)就不能有完整性吗?对于旧平剧特别强调它的“完整性”，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从最好的意思上去解释，也不过是一种祖先崇拜骸骨迷恋的思想，要用来作为拒绝改造，拒绝为革命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理由，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四月十八日在本报第四版上阿甲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虽已有柯仲平同志的批评，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第一，阿甲同志虽然也说不赞成“等到把旧技术学精了再动手创造”，但是他的主要论点，却是要大家“钻进去”，如果爬不出来，就“只好怪你的法力不高”。我以为这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就以平剧院的同学来说，试问究竟他们的法力算不算高?有多少人法力高?恐怕阿甲同志也难于回答。那么万一有许多青年竟然陷在“魔障”里，难道倒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不是教育方针的过错吗?第二，阿甲同志又说：“我们认为旧平剧服务于政治，在思想上是无条件的，在技术上是有条件的，小形式除外。”在服务于政治上，技术既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说，它可以有条件的不服务于政治。试问，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技术可以不服务于政治呢?在艺术领域内，任何技术都要附丽在一定的政治内容上。以平剧来说，孤零零的一个“起霸”，不能搬上舞台，起霸在一出戏中要表现一定的政治内容：岳飞的将官用来表现岳家军的阵容，煞神用来表现他的威严，同样一套技术，就表演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内容，在这点上何尝有条件呢?阿甲同志在括弧内所注明的“小形式除外”正好表明了旧平剧的“完整性”，对于他已经成了神秘性，所以只有那些一向在平剧演出中当作插曲与小玩艺的“小放牛”、打花鼓等等，服务政治才是绝对的。但是严格说来，这些小形式却并不是平剧(小放牛是一种梆子腔，打花鼓是凤阳调)，因此，平剧的技术便可以对政治取得“自由”了，它便可以对政治取得独立地盘了，而从事平剧工作的同志，也可以不顾革命利益的需要，将战斗、生产与教育的政治任务搁置一旁，关起门来“钻进去”了。
从阿甲同志的文章以及过去平剧院所出的成立特刊中可以看出，延安从事平剧工作的同志们所强调的学习，主要的或者说完全的限制在平剧的技术的掌握中，除柯仲平等少数同志外，从未明确的提出向群众学习，向现实斗争学习的问题，也从未将平剧改造与研究，学习地方戏，学习民间歌曲，学习新戏剧，新音乐的问题联系起来看，试问，不了解工农兵的战斗、生产与教育的情况，不了解革命的政治和进步的艺术，还能在什么基础上用什么标准来“接受遗产”呢?还有什么可能不做旧平剧的反动内容和刻板形式的俘虏，还有什么可能“推陈出新”，创造出为广大觉悟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品呢?
阿甲同志在语气之间将“忘了教育上的责任”的原因轻轻归之于演出新剧本的失败，归之于“延安环境的和平”，并没有从自己工作本身，进而从思想意识上提出反省，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出演新剧本的失败，只能说是过去错误方针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至于“延安环境的和平”，更是极端的皮相之谈，因为从本质上说，谁不知道延安环境的特点，正是最紧张的战斗呢?谁不知道能反映延安环境的决不是旧艺术而是新艺术(包括新的经过改造了的平剧)呢?“忘了教育上的责任”的基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思想上来找解答，要从思想上有没有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革命政治的认识来找解答。无论是党的或非党的革命工作者，无论是话剧工作者，或者歌剧工作者，在服务工农兵，服务战争生产教育两点上面，都没有也不应有“自由”“独立”的余地，对这两个问题如采取自由主义态度，闹独立性，无论用什么巧妙的借口，结局都是要被群众和历史所遗弃的。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