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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范文澜
重庆中央社新近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篇中列举中国史实来证明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也是喜欢谈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读了这篇文章，很有些大惑不解，愿意提供意见，向文化界的先进求教。
在没有进入篇中具体问题的讨论以前，我觉得有简单地提出四个一般概念的需要。
第一，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里面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当然不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基本观点，而是凡属把握科学方法去研究文化历史等等问题的所有人们一致公认的基本观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信心，就是科学方法是消除一切成见意见，探求真理的最公正的保证。
第二，历史是不断运动的，不断变化的，不断革新的，不断发展的。无论何时，它总包含着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腐朽着的两个方面。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它也包含着新鲜的发展的和腐朽的衰亡的两个方面。新鲜的发展的文化是符合于或接近于人民大众的意志的，腐朽的衰亡的文化是发生于或保存于没落倒退者群里面的。因之，我们对于前者必须加以发扬光大，对于后者必须加以批评否定。
第三，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也不能凭臆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迎含自己主观的志愿。如果这样做，关于古代史，最起码的“纲鉴易知录”就会不答应，近代史属于所问世、所见世的范围，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点含糊不得。
第四，王船山先生明亡后痛切地垂戒道：“今族类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今天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七年，相持最艰苦的阶段，在文化问题上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发扬民主气节，鼓励民族道德，如何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进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欲横流罔识大义者们的将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卫以及一群不逞之徒的莠言谬论阴谋诡计，舍此而谈中国文化，我们必须警惕船山的遗训。
研究讨论中国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上述四点，这才不会笼统地谈传统继承。喜爱光明者决不继承黑暗的传统，黑暗的传统也决不能阻遏光明传统的存在和发展。泾渭异流，可以省却不少无谓的争论。
下面仿照六朝人论辨体，专就“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提出异议。凡称论曰……都是中央社社论原文，凡称辩曰……都是我的意见
论曰：我们要以传统继承者自任，必须首先看清楚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只有促成政治统一的文化，没有助长封建割据的文化。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辩曰：谈文化，既指出它的统一性，更必需着重地指出它的斗争性，同时必须指出它的进步性正义性或倒退性反动性。谈统一，更必须区别革命性正义性的统一或倒退性反动性的统一。如果止谈统一性，又只谈抽象的空洞的统一性，那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日本法西斯强盗狂吠其所谓“日满华一体论”和“大东亚共荣论”(法西斯文化)，汉奸汪精卫高叫其所谓“中国反共和平统一论”(汉奸奴隶文化)，他们也都用所谓“中国只有促成政治统一的文化”做口实来欺骗人民，我们若不发扬正义的进步的抗战文化和他们斗争，坚决消灭他们的反动腐朽的血腥下贱文化，那末，就会发生谁统一谁和如何统一的严重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离开了斗争性和革命性来谈统一性，不是中国对日寇汪逆妥协的“统一”，就是日寇汪逆征服中国的“统一”，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统一的途径?因为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中央社这篇文章往后就发生了一联串的糊涂观念。
论曰：中唐以后二百年的思想界统一运动，造成了宋元明清一千年的统一国家……遍读古今思想的作品，从没有一个替封建割据作辩护的。
辩曰：蒙元满清在当时不是异民族暴力征服汉民族的朝代么?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演中明明白白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孙先生说是亡国，这篇社论的作者却说是“统一”，难道亡国就是“统一”么?元清统治中国三百余年，汉民族曾不断起义反抗，以破坏那两个“统一国家”为神圣天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即曾以理论与行动坚决反对清末保皇党拥护当时“统一国家”的汉奸路线，国民党是同盟会的后身，理应发扬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不意国民党的代表宣传机关却公开歌颂元清的统一，并归功于“中唐以后二百年的思想界统一运动”!韩愈、周敦颐、程颢、朱熹之流提倡君主专制的奴隶文化是事实，奴隶文化在异族侵略下极易转变为汉奸文化也是事实，论者托命于号称民主共和之世，弄笔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对于这样的专制文化汉奸文化不加以严厉的挞伐，反而备予表彰，颂为典范，实属不可思议之至。若然，留梦炎、吕文焕、赵孟頫、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李光地以及无数大小汉奸都是赞助统一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而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郑思肖、史可法、黄道周、郑成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无数忠臣义士都是反对统一的“封建割据”者和破坏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罪人了。曾国藩卖身满清，破坏孙中山先生所再三赞美的太平革命，屠杀极惨，号称“曾剃头”，为今日一切大小汉奸开其先路；抗战以来的汪精卫，卖身日寇，倡言反共，破坏民族革命，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凡属国民孰不切齿痛恨，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照论者说来，难道他们也是赞成统一的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么?照论者说来，中国人好像是历来对于不论什么统治者的“统一”都是无条件拥护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建军据地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动统一者都是政治的“封建割据”，凡著书立说以反抗元清或反对其他统一者，都是文化的“封建割据”。那么，孙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前，屡谋广东作革命根据地(按满清政府说是谋割据造反)以反抗统一的满清政府，在北伐以前，屡取广东作革命根据地(照北京军阀政府说是割据作乱)，以反抗统一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流的军阀政府，也应该作为政治的“封建割据”，而孙中山先生一切鼓吹革命反抗的遗教，也应该作为文化的“封建割据”了。论者自称“遍读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事实说明，不特宋、明两朝孤臣遗老的“作品”未曾翻阅，即三民主义唯一经典的中山遗著，似乎也未曾寓目，所谓“遍读”，岂其然乎?
自然，依常理而论，中山遗著，论者一定是读过的，文天祥“正气歌”、史可法“答多尔衮书”，黄宗羲“原君”、“原臣”一类早已编入中学课本的名篇，论者一定也是读过的，所以似乎未曾读过的原因，大概由于对“封建”、“统一”、“割据”、“革命根据地”等词义不甚了解，因此在这里解释一下大概还是有益的。所谓“封建”，从政治上说，就是少数地主阶级专制的政治。一个国家在一个封建独裁者(皇帝或不是皇帝都一样)统治着的时候，叫做“封建统一”，同时有两个或几个专制独裁者据地争雄，叫做“封建割据”。历史上有过进步的封建统一，也有过进步的封建割据。中央社社论说中国的统一国家，“论规模则首推汉唐，论复兴则必称宋明”，而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恰恰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割据开国的(刘与李氏父子据陕西，赵据中原，朱据南京)，赵与朱还是篡了其他割据者的位，刘、李与朱又都是从直接破坏秦、隋、元三个“统一国家”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破坏统一”的割据都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大概是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能不承认的；他如民族英雄郑成功割据台湾以反抗清的“统一”，至今妇孺都知道加以崇敬，类似的事例，更是不可胜数。但是现代的中国，处在民主时代，所需要的是民主的统一(如果没有民主的统一，至少也需要有民主的根据地为其准备与楷模)，因此无论是封建统一或封建割据，就都是反动的了。在现代的中国，特别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即任何企图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专制半封建专制来实行强迫统一的人，无论他暂时怎样拥有中央的政权军权财权，仿佛不可一世，其封建统一的结果都不免流为封建割据，都不免因受到全国人民的反抗而败亡。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的统治，在没有遇到武力反抗时是封建的统一，在遇到孙中山、蔡松坡和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权反抗以后，就成为封建的割据了。今天的世界既是民主的反封建反独裁的世界，即令再有袁世凯式的统一出现，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不过是一种封建割据；况且中国已经加入民主阵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民主斗争，也都已熟知民主的必要，这种反民主的政治更无统一全国的可能。至于在反对封建统一、封建割据法西斯侵略的革命运动方面，当其统治力量限于一地区时，这个地区称为革命根据地，扩大及于全国时则称为革命的民主的统一。过去孙中山先生根据广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京军阀政府的封建割据，今天共产党创立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溥仪汪精卫等汉奸群的卖国封建割据，都是最好的例证。
论曰：远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思想界就起了“大一统”的运动，春秋的思想中心就是大一统，孟子就力主“天下定于一”，荀子就主张“调一天下”。
辩曰：孔孟荀在当时主张统一，确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他们这一思想的进步性，不在于笼统地主张统一，而在于主张应该用什么标准什么力量什么方法来统一。今文家说春秋讲大一统，同时讲故宋，黜周，以春秋当新王。孔子作易革卦彖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元时大矣哉!”孟子赞美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王天下，劝齐宣王梁惠王学汤武的故事。荀子看到秦的经济比较进步，政治比较严明(灭六国后却一变为多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于农民起义之手)，不主张周的统一而预料秦可以统一。孔孟荀都是封建学说的创造者，中心思想不外乎如何保持并扩大君主的权利，不过他们懂得政治的是非和历史的趋势，不敢无视人民的公意，尤其是孟子还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他所说的“定于一”乃是定于民而非定于君，这比后世腐儒文丐一味提倡专制独裁，盲目忠君，如汉奸周佛海未投敌前所宣传的“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者，智愚相差，是不能比较的。
论曰：中国文化之特点就在于充满了融和的力量，充满了统一的性能。由于这丰富的融和力与统一性，使中华民族能建国于亚洲大陆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如对于中国文化所蕴蓄的统一性与由此统一性而发挥的融和力熟视无睹，纵然赞叹中国文化的优秀，也就等于买椟还珠。
辩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高出于四邻任何种族。但当中国统治阶级腐朽到极度的时候，北方游牧部落种族如五胡、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仍能凭借武力征服中国的全部或一部。这些种族里面的统治层，利用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豢养大批文武汉奸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样，他们虽然有意识地保存“骑射国语”，力戒被同化于“汉儿柔靡之风”，但历时既久，这个外来种族一方面生产方法前进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强健朴野之俗也就因中国旧统治阶层的腐化影响而消磨殆尽，逐渐“融和”在汉族里面(只有元顺帝回到长城以外，恢复了蒙古旧俗)。这个所谓“融和”，对于整个侵入民族诚然产生了进步的结果，但对于当时国亡家破，受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残杀蹂躏的汉民族，却是极可耻极可悲的。今天汉满蒙各民族的广大觉悟群众，以“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团结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丝毫没有种族的偏见和历史的成见，不过当以前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个恐怖时期，被侵入民族的忠义士民，却决没有如今之论者所说的欢迎侵入，以便将来用文化同化他们的那种令人肉麻的“大量”和“远见”。所谓“融和”既然并不是什么预定的计划，而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结果，那么，所谓融和的动力究竟是文化还是武力，所谓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还是征服，这样的问题，对于被侵入的民族就根本不能成立。自然，从侵入者看来，问题是很明显的：武力正是后来融和的动力，征服正是后来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汉民族中，有些人自己不愿意认输，便说是“融和的动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为武力抵抗在腐败的投降的统治者手里失败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为自己被征服了!)。这样说，若只为聊以快意，虽然阿Q的傻态可掬，也还罢了；但是论者一定要大声疾呼，说是“中国文化之优秀”就在于此，对此不加以“赞叹”“就等于买椟还珠”，却不免很有些“鱼目混珠”的嫌疑。照论者说来，亡了国不但等于不亡，而且还是“充满了融和的力量”、“充满了统一的性能”的中国文化一大胜利，那么文天祥等人固不必说，即如岳飞的抗战也是多此一举，南宋甚至北宋对于辽金元也就都是论者所谓“封建割据”，只有秦桧张邦昌或者“外来”的石敬塘一流人才是中国文化的先知先觉了。论者在鸦片战争百年后，抗日战争六年后的今天，还来重弹这种不抵抗主义的旧调，以所谓“融和性”掩盖求活性，以所谓“统一性”掩盖被统一性，诚不知其心何居。假如日寇据此提出要求道：“让我日本来与你们‘融和’‘统一’吧!这是你们贵国历史上文化上‘最重要的事实’，请你们连椟连珠一起卖给我吧!”试问论者能不能像溥仪汪精卫那样照老例准予出卖呢?
如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一味吹嘘自己的所谓“融和性”“统一性”，已足使中国一亡再亡，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外的形势与以前更是完全不同了，外国侵略者的生产力高过于中国，中国已经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亡了国还去“融和”人家，而只能被人家“融和”了，这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更不是什么“融和性”“统一性”的问题，而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推翻封建专制，发动人民力量，学习外来科学，实行内部改革，借以救亡图存的问题了。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一点，曾造成近百年史无数次的大失败。当初满清统治者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庞然自大，提出“天朝至上”的口号，企图用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对抗，结果披靡溃败，国权残破。后来是懂得了而不愿意承认，因为承认了就得让位给人民，于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张之洞又苦心发明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它的实质就是保存固有的专制政治，拒绝新兴的民主革命，而欢迎舶来的“奇技淫巧”与坚甲利兵，用以提高自己的享受和保护自己的统治——坚甲利兵而不与民主革命相结合，当然是只能“安内”，不足“攘外”的。所以这个口号显然最适合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口号在今天还可以偷运舶来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沅瀣一气，助长固有的专制主义，不过这样想的先生们要注意法西斯已经是一只死在俄顷、无法逃命的恶虎，全世界正义人士正到处打这只恶虎，贸然拿虎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一鸣既不足以警人，一蹴更是驴脚毕露，柳宗元“三戒”之一的那篇文章，是值得深长思之的。这个口号又可以用以为投降外国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论基础，例如日寇在沦陷区宣讲“孔孟之道”，汪逆可以说：“这是中学为体呵”；日寇在沦陷区开沟造路，榨取人力物资，汪逆可以说：“这是西学为用呵”。假如不幸沦陷区与日寇竟这样“融和”起来，则论者又将奈之何哉?
落后的文化不能抵抗进步的文化，全人类历史进程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任何主观愿望或巧妙口号都不能改变它。试读中国近代史，大清皇帝的君主专制，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民权，在文化上是进步的。当时反动士大夫替君主专制遍贴“国产至上”的商标，说这才能“为体”，替共和民权遍贴“舶来至下”的商标；说这决不能“为体”，结果，辛亥革命证明了人民大众欢迎的是共和民权。北京军阀政府的尊孔读经、武力统一，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在文化上是进步的。当时反动士大夫又替尊孔读经、武力统一遍贴“国产至上”的商标，又说这才能“为体”，替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遍贴“舶来至下”的商标，又说这决不能“为体”；结果，大革命证明了人民大众欢迎的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种例证，举不胜举，实际整部人类历史(中国史自然不能例外)，无非是前进文化战胜倒退文化的纪录。由此可知文化的兴替，关键在于进化程度的高低，在于是否适合于人民大众的需要，高者适者一定通过各个民族而发展，低者不适者一定相形见绌而趋于衰亡，断断于“国产”“舶来”的上下，舌敝唇焦，目昏齿豁，徒自苦耳，甚无谓也。
论曰：在割据分立时期，往往有利用外来文化以为粉饰的事情。即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黄河流域的封建割据势力如石勒如姚萇，都曾特别提倡以维系人民的心理于一时，然而当时中国思想界便发生了反对的运动，首先是“夷夏论”，力持中国民族的思想，其运动之有力，终使佛教改向于中国化。中国毕竟没有因缘佛教而产生的割据战争。隋唐以后，佛教便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等到禅宗的改革运动勃兴，佛教从此避免它对于政府的冲突，佛教也就不再与中国的旧文化起争辩，而中国式的佛教更与印度大异其趣了。
辩曰：这一段议论，不知依据中国何种史书。姑就普通人习见的晋书、南北史、北魏书、隋书、新旧唐书、高僧传、弘明集、法显传、玄奘法师传、开元释教录等书看来，全然找不出这段议论的根源何在。五胡乱华是异族侵入中国北部，不得笼统称为封建割据。五胡酋长出身野蛮民族，确有迷信宗教者，石勒、姚萇适逢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这两位大师的产生并非他们“特别提倡”的结果，且北朝还有两次灭佛兴道的事，而“当时中国思想界”中心所在的晋宋齐梁的统治者与士大夫，对于佛教之“都曾特别提倡以维系人民的心理于一时”，却尤非“黄河流域”所及，梁武帝甚至说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他又屡设“普渡众生”的渡苦斋，无遮会，并且三度出家同泰寺，让人民每次出钱一万万赎身，不知这样的常识何以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知道。中国统治阶级这种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由来已久，历代相沿，至今仍有标榜“外来”宗教，宣传耶和华显圣，拜给班禅做弟子，或借“时榆金刚法会”之类“以维系人民的心理于一时”的把戏。佛教从科学的唯物论的见地是可以批评、应该批评的，但是这自然不能望之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反动的士大夫。在当时的反对者方面有一位梁朝的范缜，他的“神灭论”乃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文章，可惜这篇社论竟没表扬这样的科学作品，反而拉了一个南齐的道士顾欢所作“夷夏论”来“力持中国民族的思想”!“夷夏论”在学术上的地位，比佛教的经典要低得不可计量，里面只有造谣谩骂，如说佛教礼拜是狐蹲狗踞，剃发是受髡刑，不娶妻是绝恶种等等，其无知、无耻、无聊，唯今日各国法西斯派的反共宣传差可比拟。且在顾欢之前即已有东晋道士王浮作，“老化胡经”，顾作亦并非“首先”。“夷夏论”既是这样下流的东西，所以不但后世从未有人荒唐到用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在当时亦遭僧俗各方面的严厉抨击(请看弘明集)，使顾欢理屈辞穷，无话可对。它在南方既绝无作用，在北方更毫无影响，所谓“其运动之有力，终使佛教改向于中国化”，不知何所指出云然。南北朝分立，由于汉族士大夫腐朽到极点，异族乘机侵夺中原，并非汉族与五胡对佛教有什么争执的意见。南朝盛行小乘教义，北朝盛行大乘教义，各信所宗，互不相犯。达摩见梁武帝谈禅不能契合，北至嵩山，面壁兀坐，北方并无一人借达摩兴兵攻梁。佛教的生存，在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并无区别，如隋灭陈，隋炀帝向天台智者大师卑礼求教诲，智者大师未尝向隋中央政府摇尾求生存。所谓“隋唐以后，佛教便在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不知如何求法，禅宗自慧能以后，宗分南北，派别流衍，传播独盛，所谓禅宗改革运动是否指慧能弘法而言。慧能以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慧能以后，唐武宗前后共三次信道灭佛，他们向佛教冲突，佛教求避免而不得，何曾有一次敢主动地对于政府冲突。三帝以外，佛教在禅宗发达以前发达以后，备受帝王士大夫的尊敬布施，更何曾有一次表示对于政府冲突的意思。韩愈号召辟佛老，北宋以来儒者照例要辟一番，以表章“吾儒”的门面，实则暗中剽掠佛老精气性命的教义，附会儒书(主要是“大学”“中庸”)，造成所谓“道学”“理学”“宋学”等名称的儒学。照学术史看来，佛道受儒学影响极小，而宗明儒学却受佛老影响极大，与两汉南北朝儒学大异其趣了。
论曰：愿为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则首先必须正视三个真实的具体的事实：(一)中国的文化从来只有促成中国的统一而决计没有助长割据的事情。(二)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都在于政治统一的时期，如秦汉、如隋唐、如宋明，绝无例外。(三)外来文化有时候纵为割据分立者所利用，例如佛教，但不久即融会于中国固有文化之中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一类的文化战争。
辩曰：(一)单讲文化的统一性而不讲斗争性，又不区别文化及其统一性的正义性进步性与反动性倒退性，必致误认元、清为统一，而抹煞了异族入侵，国统中绝，生灵涂炭，沦为奴隶牛马的事实；必致误认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汉奸为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必致误认反抗的力量为封建割据破坏文化优秀传统之罪人；必致不敢正视和继承孙中山先生据广东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孙中山先生的这一伟大事业，在当时就曾经被那些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军阀百端诬蔑，妄指为“作乱造反”。蒋介石先生民国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中声讨吴佩孚，就指斥这种诬蔑，说：“其尤不可恕者，则利用国人之专制传统思想，日伪复古，反抗潮流，造谣赤祸，以防民众；托偶像以树威权，借名教以事奸诈；欲造成一系天下，遂标榜武力统一，使一般时代落伍之腐儒官僚军人政客，结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阳式的残余腐败势力，以为反动思想之中心。”当此日本法西斯强盗攻掠中国，扶助汪逆伪政权的“统一”，妄称我中央政府为“重庆地方政权”的时候，希望中国谈文化的作者们留意及之，幸甚!
(二)政治统一，也要分清进步的统一与反动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动统一时代，文人学士们或作诗文以歌颂天王之神圣，或讲哲学以巩固君长之威权，宗旨不外提倡传制，压抑民主，著书汗牛充栋，“发扬光大”的主要部分，如此而已。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今文经说；隋唐以诗赋取士；宋以诗赋经义四六取士；元尊喇嘛教，相传八娼九儒十丐，斯文扫地；明清以八股取士，窒息读书人思想使作代圣贤立言的鹦鹉。凡此所谓政治统一时代的政府，摧残文化如此暴厉，可称“绝无例外”。反之分立时代，也要看这所谓分立是反动统治者的内部分立，还是进步与反动的分立。若在后一种分立时期，则文化不但不会衰落，而且一定要发扬光大。例如孔子创立儒宗是在春秋分立时代，战国诸子百家，号称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即如孟荀两大宗师也都是战国时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大思想家著书立说，都在反抗满清所谓统一的时期。尤显著的是孙中山先生反满清反北洋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发一大光彩，岂是依靠满清和军阀“政治统一”的威胁利诱收买豢养才捏造出来。要之，国家在反动倒退的政治统一之下，文化必然趋于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隶的文化却得以特别发达；在反抗这种反动政治的运动勃起时，进步的文化才可以与之俱兴，直到革命统一以后，进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三)中国全部历史并无利用佛教进行割据分立之例，所称未知何据。外来宗教古有佛教回教，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耶稣教传播亦渐盛(古代佛回二教外，其他外来宗教不发达)。各教教徒，佛教衰颓已甚，至于戒洁高僧到今天并没有“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回教信徒更是极大多数恪守天方穆圣的遗训，教规谨严，丝毫不苟。天主教、耶稣教流传已一百年，不为不久，中国著名人物受洗入教，成为基督徒者不乏其人，他们是否已经“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论者说“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一类的文化战争”，其实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百年史，从文化方面说，就是一部文化战争史。在中国的政治战争史——文化战争史中，宗教战争的成份确是比较少些(绝对纯粹的宗教战争，在世界史上本来是没有的)，但如满清政府屡次屠杀回回民族，不是民族压迫兼宗教歧视的战争么?汉奸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以及义和团之役，不是也带着一部分宗教战争的色彩么?不过论者在这里的本意，原不在研究什么宗教战争，而在于否认文化战争。我们应该正告论者，这种企图不但违背着中国历史的事实，也违背着中国革命与抗战的利益。谁不知道，鸦片战争以来的无数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不是中国革命民族主义文化向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文化和汉奸投降主义文化的战争；谁不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倡合乎世界潮流的自由思想民权政治，满清政府悬偿购头，企图消灭中山先生的肉体生命，袁世凯编一本“国贼孙文”，企图消灭中山先生的政治生命，而反满战争，反北洋军阀战争岂不也就是三民主义文化对那些顽固旧文化的战争。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全部力量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汪逆精卫的所谓反共和平主义的文化，我们的抗战是政治的战争，也是文化的战争——对野蛮与奴役的战争，这更是凡为中国有心人莫能不首肯的。论者一定要抹煞这些战争的文化性质，说这些战争都不是为文化而战，究竟什么人才欢迎这种理论，不是很明显的么?
最后，我对“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的作者谨致沉痛的和诚恳的希望，就是希望彼此都站在反日寇反汉奸的立场上来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和中国历史问题；只要我们都是“家国至上、民族至上”的坚决抗战分子，一定不会忘了王船山先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的遗训。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