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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的座谈会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上)抗议追悼活人及其他
  六月廿四日上午,银行大楼上举行了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的集会。
  天花板上悬挂着精美的联合国国旗的银行大楼充满了轻快的谈笑之声。人们一边吸着烟,一边不拘形式的谈论着哲学、文学、秧歌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生活和建设。这种轻松愉快的集会,是延安特有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过去风行于文化沟,现在蔓延到金融机关的房子里来了。延安的社会生活顶多样、顶活跃,集体生产和学习,特别是色彩缤纷的各种各样的晚会,都是大后方所没有,所不能有的富有生气的群众性的社会生活。有一个外国记者谈起杨家岭的大礼堂时说:“重庆找不出这样的礼堂”。这就证明了重庆的社会生活的缺乏。在重庆,独裁,剥削,谣言,和国民党的官儿阔老们的靡烂的私生活的浊流,淹没了群众的正当的社会生活。
  颇为奇怪
  分散的闲谈了一会以后,主席请大家合拢来谈谈。“因为有一些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它的解答。”柯仲平同志报告了文协的一些事情之后,丁玲同志起来说:“有一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初圻了这话,颇为奇怪。因为我们这里发表一篇文章,是不要经过任何手续的。但一想起重庆的作家们正在反对出版法,要求出版、集会的自由,就知道这位先生习惯了重庆不自由的环境,习惯的对我们也这样发问,是不足为怪的事情。
  抗议追悼
  吴伯箫同志告诉主席,说他有一件不愉快的事,要向大家说一说,所有的人的眼光都朝着他看。他说:“在今年三月,西安有一小批人,根本不认识我,扮做我的亲戚和朋友,说我在延安死了,为我开起追悼会来了。这是一种侮辱。大家都看见,我健康的愉快的活着……”说到这里,楼厅里爆发了大笑,爱卜斯坦和福曼的笑声最高朗,他们从外国跑到中国,从华南走到华北,所看见的世面,所听到的奇事,也不算少了,但还没有听见活着的人被追悼的事。斯坦因立刻询问吴的名字,陈家康同志任翻译的时候,笑得连英文也都说不好。吴伯箫同志继续说道:“我活着,很愉快,很健康,我有家庭,有妻子,又是纺纱的突击手,而西安竟追悼我了。他们开追悼会的前后不几天,我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海上的遭遇”,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造谣诬蔑的事。一个人不但健在,而且正在纺棉纱和写文章,突然有人硬要说他死掉了,来加以追悼,这个谁能受得了?我现在趁着这机会告诉中外记者团的先生们,并且向西安的混蛋们抗议。”他的话时常为笑声打断,说到沉痛的地方,大家又非常的气愤。这的确是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追悼活着的人的把戏,除了国民党特务老爷们的脑子,谁能发明呢?
  斯坦因要求见见王实味,因为他也是被西安追悼的一个。吴老答应介绍他们去见他。
  “‘良心话’是没有良心的人的话”
  吴伯箫同志的话,引起了艾青同志的一席话,也可以说是一个抗议。他说:“大后方有一个名‘良心话’,实际上是没有良心的人的话。那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行不得也艾青’,说我要逃出边区,走到鄜县被保安处捉回,真是活见鬼的话,我为什么要逃?我要逃到那里去?在今天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更好的地方?‘良心话’又说,我的要逃走,是因为有一篇文章为我的‘顶头上司’周扬所批驳。周扬同志什么时候做过我的“顶头上司”?什么时候他批驳过我的文章?他们造这些谣言,无非是要挑拨我们同志间的关系。
  那刊物又说:我是同情王实味的。王实味是敌人派进来的,党发现他是托派时,我还做了文章抨击他,如果这是同情他,那我希望这样的同情,愈多愈好。
  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近来没有发表作品,这是因为我在参加组织秧歌队,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我很高兴把我的时间和劳力放进这个工作里。”
  (下)文化的奇迹
  在西安和重庆,国民党的特务文化,只晓得开会追悼活生生的人,说些没有良心的话的时候,敌后的文化工作者正作出了为抗战,为人民服务的奇迹。座谈会的最后,是联大校长成仿吾同志谈晋察冀文化工作的情形。仿吾同志是南北青年景慕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之一。他在敌后艰苦环境中工作了多年。他说到敌人的残暴:“在敌后,不许我们平静的生活。敌人的残暴行为不但外国朋友不能够想象,中国朋友也难得想象。兽蹄到处,每个村庄的房子都烧光,来不及跑掉的老百姓都杀光。就在这种环境的下面,文化工作者作出了许多的奇迹。我们教育比战前发展,戏剧运动比以前普及。歌咏在那里,比在三九年的延安还要普遍些。在敌人的“扫荡”中,我们的小学校没有停过一天课。文学上,现在有了三个十万字以上的长篇。这是那边文化成绩的大要,所有这些都是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在敌人烧杀以后的瓦砾之上进行的。
  老百姓对于文化文艺的尊重和爱好都是难于想象的,希望记者团的先生们到那边去看看。那里的政府、军队和人民一定非常高兴你们去,我代表那边两千万人民欢迎大家到那边走走。”
  成仿吾同志的话,给会场带来一种新鲜康健的空气,他报导的事实和国民党文化的鬼蜮行为成了一个对比。
  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大家入席进餐。下午四时,到大众戏园看秧歌,这次节目多而且精彩。中外记者团的先生们和延市两千老百姓一道,不断的鼓掌和大笑,有些记者希望能学闹秧歌。
  周立波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廿八日《解放自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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