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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宣传部奖励文化学习模范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自前年高干会后，各分区都有不少工农出身的同志，特别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并学习替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写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西北局宣传部，特根据各地搜集的材料，决定先给予后列二十三个文化学习模范以书籍奖励，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兹将受奖者姓名及其学习情况略述于后：
　　郑福林——赤水县二区区长，雇农出身，原先不识字，一九三八年开始识字，现在能看关中报和边区群众报，能写通讯。
　　任怀亮——赤水四区组织科长，二十五岁，幼时念过二年小学，现有高小程度，能写工作报告和通讯。
　　赵文乾——赤水四区区级干部，木匠出身，原不识字，一九四〇年开始学习，现能看关中报和群众报，能写日记。
　　赵积玉——新宁三区一乡长，三十七岁，贫农出身，原不识字，从一九三九年起开始学习，现能看关中报、群众报，能写简单工作报告和书信。
　　米世英——新宁二区区长，中农成份，原不识字，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识字，现有高小程度，能看关中报和群众报，能写报告。
　　杨茂盛——淳耀衣食村工作，原是文盲，一九三八年开始识字，到一九四〇年开始学习写作，现能看群众报，经常写日记和通讯。算术学到整数四则，能算帐，能填统计表。
　　郭振英——新正三区一乡长，三十七岁，出身贫农，革命前未念书。一九三九年开始识字，现能看关中报和群众报，能写便条。
　　郭生金——新正二区区长，一九三八年前还不识字，一九四二年前还只识一二百字，到一九四三年春才积极学习，到秋季就识了七八百字，可看群众报和关中报，能写简单书信。
　　郭定保——新宁二区区长，农民出身，一九三六年前还不识字。后在工作中努力学习，到一九四〇年就能写简单信件。现能看群众报、关中报，听报告能记笔记，能整理简单的材料。
　　杜林堂——新宁二区二乡长，农民出身，现能看群众报，能写书信和报告。
　　白云亭——安塞县委组织部工作，揽工出身，现年三十七岁，一九三七年前还不识字，现在识一千六七百字，能粗看解放日报，能写简单文章。
　　刘步成——安塞县一区长，中农成份，现年五十岁，革命前不识字。一九三六年开始学习。现在识一千多字，能看懂群众报、能看文件、能写简单报告。
　　李成统——安塞县一乡长，揽工出身，革命前未念书。一九四〇年开始正式学习，现识八九百字，能看群众报。
　　朱正江——鄜县一区保安助理员，以前只识几个字，在一九四二年整风中，才开始积极识字，现在能看群众报，能写简单的信。
　　赵维真——鄜县一区保安助理员，整风前只识四五百字，整风后努力学习，现识一千多字，每天记日记，并为群众报写稿。
　　邱生玉——甘泉二区区委书记，二十九岁，揽工出身，在一九三七年还不识字，一九三八年进中央党校学习，半年识了一千二百多字，能看简单书报，但不会用。从前年整风后，对学习文化更加努力。现能写工作报告。
　　刘万德——甘泉工作，现年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原不识字。从一九三九年进边区党校学习，二年毕业，识两千多字，能看群众报，现能写较通顺的文章。
　　邵云山——甘泉四区区长。以前不识字，从去年才开始学习，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开路条，现已能给家中写信。
　　杨万贵——延属地委通讯员，二十七岁，揽工出身。十四岁时读过两个月冬学，后来拦羊，全把识的字忘掉了。三五年参加革命后，虽开始学文化，但不经常。去年到延属地委工作，开始积极学习，初到地委只识五六百字，现识两千字，能看群众报，解放日报也略能看懂一些，每天都记日记。
　　任成玉——赤水县委书记，农民出身，九岁时念过一年书，识一二百字。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以前所识的字全忘掉了，从三五年起开始自学，现在能为解放日报写稿。
　　李积成——新宁县长，雇农出身，以前不识字，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后，曾住过训练班三个月，识了几十个字，后因工作紧张，没有继续学习。到一九三七年开始积极学文化，现在能写三几千字的工作报告。
　　何聚财——新宁县委组织部长，三十八岁，雇农出身，原先不识字。从一九三七年开始识字。曾住中央党校一年多，初入校只识一二百字，出校时识两千来字，可看简单书报，可写便信，现在能看解放日报，能写工作报告。
　　郝丰田——延属地委工作，贫农出身，二十八岁，十五、六岁时曾读过二年冬学，到革命时，所识的字都忘了。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学习文化，到三八年能写简单报告，后又住边区党校半年。现已成为党报的有力的通讯员。
　　以上二十三个同志，都是工农干部，其中十分之七原来是文盲，只有十分之三才略识些字，可说是半文盲。但由于他们不断地努力学习，现在都能看边区群众报，写简单的书信和报告了，有少数人还能看解放日报，写三几千字的文章。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进步，那首先是由于他们认识了学习文化的重要，立下了学习的决心，其次是由于他们有恒心，能坚持下去，善于挤时间，抓紧学习。有些人说下乡的时候不便学习，任怀亮同志的实践，却给这种说法一个有力的反证。任怀亮同志下乡工作的时候，总要随身带着书报，一遇空闲，就拿出书报看，他不但能在百忙里抽闲看书报，并且还能写日记。这个实例打破了借口经常下乡不能学习的遁辞。还有就是他们都具有高度的信心，肯用心“钻”，钻出了好多学习的办法。有些人说，年岁大了学不成。这二十三位同志，最年轻的也有二十几岁，有些同志虽然三十或四十以上了，但是都不因为年龄大而丧失学习的信心。他们一个个都是埋头苦学，见了字就认，不认得就问人。不论是新书旧书，工作中的信件，以致街上的标语，他们遇见什么，就拿什么来作学习的工具。至于象群众报那样的报纸，那更是他们所宝贵的学习武器。碰见不识的字，他们就抄下来问人，问教员，问文书，问识字的老百姓。在略识字之后，他们就大胆地学习应用，把学与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学着打条子、写信、写报告、以致写通讯，他们也不怕写错字，常用同音字代替自己不会写的字，他们就这样慢慢初步学会了应用文字而提高了工作。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