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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美术宣传方式的经验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贾怀济 平凡 刘漠冰 陈淑亮
三边分区纪念抗战七周年的筹委会，是在六月二十八日方开始正式工作的。宣传画的创作，是占着筹委会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时间短促(要在七月二号开始完成第一部分画件，接着还要每天按预定计划陆续补充作品，直到六号为止)，人手缺乏，不能搞出很多的作品；同时，根据过去历次经验，画报、标语之类，分贴各处街头，群众不一定去看，即使看了也不一定完全接受。因此决定了把全部作品，集中陈列在一个适中的街心，再派专人从事口头解释，藉以帮助群众了解。
决定这个办法以后，我们就在定边城内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利用一处宽阔的台阶，用布幅拦成一个棚子。然后，把所有大小各式漫画、连环画、地图、统计图、墙报等等，完全搬了进去，按着预定次序排列起来。六个负责解释工作的同志，就集中在这里，进行有计划的讲解。我们这个棚子叫作“宣传台”。
过去，在三边关于美术方面的宣传活动中，曾经试验过把连环画放到拉洋片的镜箱里去唱，但没有好好的总结经验，因此也就轻轻放过，没有人注意它。这一次我们又搞了几套连环画，与拉洋片的同志商量合作。商量的结果，除了采用拉洋片这一种方式以外，又想出一种连环画与唱大鼓书配合的方式。于是把拉洋片和唱大鼓书的东西，也布置到宣传台里去，和旁的宣传形式同时配合进行。因此，宣传台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而且因为洋片上锣鼓或大鼓上三弦的演奏使得宣传台增加了红火，而号召更多的观众。
在这一次试验的各种方式中间，获得效果较大的而值得提出的有以下三种：第一，是美术与音乐结合；第二，是宣传画与口头演讲结合；第三，是漫画与地图结合。
这里所谓美术是指连环画而言，音乐是包括拉洋片与唱大鼓书的念唱和器乐伴奏而言。
拉洋片和唱大鼓书，都是一种民间旧形式的利用。在上述的三种方式中，它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特别是拉洋片。事先，我们根据筹委员所提供的故事内容，加以调查研究与整理，以油光纸(这里只有油光纸)四开的画面，用简单而写实的线条，鲜明而平涂的色彩(这里只有洋红洋绿)，绘成八幅到十二幅的连环画。然后，送交拉洋片和唱大鼓的同志去配词及练习演唱。
拉洋片的形式很简单，这里还没有特制的洋片镜箱和凸透镜头，只是用一块舞台幕布，里面支着木棍和板桌，背面靠墙，围成一个略似镜箱的长方形的布幔，正面开着一个相当于画片大小而装有玻璃的小窗，张贴于每块木板(木板的大小，亦与画幅相等)上的画片，按着故事的顺序，配合唱词的内容，一幅跟着一幅，出现于小玻璃窗上。因为没有凸透镜头的装备，反面能使观众不受人数的限制，可以大伙儿同时集中在幔子前面观看。
拉洋片的人力配备，除了化装成“江湖”模样的正副演员各一人以外，还有在幕后打锣鼓，而兼司换片子的三人。这里在人力上还嫌过多，今后，当更设法加以减少，必期做到像民间职业的拉洋片者一样，一切由正副演员二人包办。
这次几套拉洋片的故事中间，最受群众欢迎的，是《模范抗属张芝兰》的一套。张芝兰是一个出在定边闇门村而为众人周知的典型人物。她是一个从旧社会的人间地狱中脱身出的农村妇女。在土地革命以前，家里的土地被人强占了，公公被人逼得发疯而失踪了。在土地革命时，她鼓励丈夫参加了红军，自己便回到娘家开荒种地，刻苦自给。当边区政府发动优抗时，她不愿拿自己是抗属的名义来取得任何优待，而且不希望旁人知道她是抗届。当她被发现为抗属而受到代耕、送年礼、追回被占土地等种种优待时，不但不因此而存有分毫依赖心理，反而更积极订出了个人的生产计划……。当张芝兰的画像，第一次出现于洋片镜头时，立刻引起观众们很大的感奋。当时便有从城里回乡的农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张芝兰本人。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引为无尚光荣。事后，张芝兰非常感激，通过我们一个女同志的关系，要求把洋片上第一张的画像送给她。
从七月三日开始，前后连续四天的宣传台工作、洋片(唱大鼓书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样)的观众，每天总是像潮水一般热闹。其中竟有的重复看过多次而还觉得恋恋不舍的观众。六十多岁的老汉马德青，就是这样的观众之一。“真是美的太哩!咱老汉一满能解开，咱共产党就是个‘主’，老百姓有了‘主’，就有了领路人。要是大家都把洋片上的道理‘传染’开了，啥事也能干成……”这就是马老汉在看完洋片后所发的议论。而有些农民，则认为“比看戏更有意思”。我们把这种洋片叫作“斗争洋片”。
唱大鼓书的形式，比拉洋片更简单。只要两个人——一个打着小鼓和拍板的演员，和一个以三弦伴奏的助手。但我们在演唱时，多了一幅配合唱词内容的连环画，这是民间职业的大鼓书所没有的。因此我们名之为“图画大鼓”。连环画的大小形式，均与拉洋片的相同(这是可以灵活变通的)，但不是贴在木板上，而是把全套画幅按次序叠在一起，钉成一帖，悬挂墙上，然后，跟着唱句进行，一张一张，逐渐往后面翻。
同样一种连环画的形式，如果采用一般的画展或画报的方式，把全部画幅从头到尾同时并例出来，而在每幅画上加以说明；比起采用拉洋片与唱大鼓的方式，一张一张，陆续出现于观众之前，而用唱词与道白来说明，它所得的效果是相差很远的。在不久以前的卫生宣传周中，曾经有些连环画，当它钉在陈列室时，大部分的观众，都像走马观花灯似的，一下子就转到别处了，很少(是很少，不是没有)有加以深切注意的。后来，把它搬到洋片上去唱时，观众立刻便踊跃起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观众中间，能看懂说明文字的很少；而当时又没有很好的配合解释工作；同时，那个陈列室太小，而陈列品却很多，特别是有一些足以引起观众好奇心的医疗手术标本如娃头等，均足以转移观众看画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洋片或配合连环画的大鼓书本身具有特殊的便利，连环画通过了洋片与大鼓的形式，便不但有色，而且有声，洋片与大鼓，得到了连环画的配合，便不但有声，而且有色。在这种相互配合的条件之下，使得抽象的唱词与具体的形象，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使得观众们不但看得见故事里面的人物活动的样子，而且听得见那些人物在说些什么；而且更进一步的感到好看(美术上线与色的美)与好听(音乐上声音与节奏的美)。因此便能增加观众高度的感染力。
在目前的边区，特别在三边那样分散的农村中间，进行文教活动，洋片与大鼓的方式，比起人数众多的大队剧团下乡，要轻便灵活得多。这是最适合于广大农村中间流动表演的东西。它不仅是因为人手简单，可以随时随地，不论观众多少，而毫无限制地展开活动，而且，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洋片与大鼓在演唱的技术上，又是相当简单的，因此，也就容易培养更多的新干部，深入各地以扩大活动。
这一次的洋片与大鼓，是完全用河北一带所流行的老调子及“京音”(北平话)念唱的，群众虽然大部分都能听懂(这与故事的内容为群众所熟悉或关心；及与连环画配合有很大的关系)，但如能试用当地的方言来念唱，而且在唱词中间，适当地运用一些在群众生活中间生动有力的语汇，也许能更加强效果，更能使群众觉得亲切。在边区的民间，本有一种职业的唱书者。他们是以琵琶为伴奏乐器的。我们应该怎样去研究他们，学习他们，同时又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注意的问题。
再讲第二种——宣传画与口头演讲结合。
利用洋片与大鼓的方式来配合美术宣传，固然是很好的办法，但宣传画的形式很多，其中除了连环故事画这一种形式以外，其它如这一次宣传台中所陈列的大幅漫画、地图、统计图等等，并不是完全适合于洋片与大鼓上演唱的。为了要帮助观众透彻的了解每一幅作品的内容，为了要使每一幅作品都起着它更大的作用，于是，我们强调地提出了在观众面前代替哑巴的画面当翻译——解释的工作之重要性。
宣传画的解释工作，并不是当着观众面前信口开河瞎吹一阵；也不仅仅是对着一张画面，作机械的表面的说明；而是在事先有着充分准备的。要能做到在讲话时不离开题目，而又不为题目所局限；做到随时能够灵活地举出更多与画面有关，而又为画面上所不及表现的生动的事例，以引导群众正确的认识问题。当我们的解释工作者，讲到“豫西战况图”(是宜传台中陈列的巨幅的漫画化的地图之一，它的内容，下面还要谈到)时，除了解释呈现于画面上的一切问题以外，便进一步的揭发了并分析了国民党在豫西一带的驻防部队之所以不战而逃，以及将十倍于敌人的兵力，而在三十七天以内，丢掉三十八个县城——“简直是丢掉中国人民的脸”的经过情形及其主要的原因等等。只有通过这样的解释以后，宣传画才能在观众的心里生根。
当然，解释宣传画，并不是一种枯燥的说教，而是包含着许多技术问题在里面的。一个善于讲话的宣传工作者，能够逗人笑、激人怒、也能够惹人哭，否则，那怕你喊破喉咙，也是引不起群众注意的。在这里，会说流利的方言，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的六个解释工作者，就是照着这些方法做的。
“国民党的队伍，只会在咱们老百姓头上使威风，见了日本鬼子，就像狗熊一样，去年我逃进边区时，在半路上，吃了他们多少的苦头!就和这图画上的难民一模一样……”“上一回，我有六驮细布从××往边区运。就在吴中堡那个地方，被国民党的什么检查站完全扣留去了。他们乱抢东西，不讲理，简直就是土匪!”这个观众看了《豫西战况图》而且听过解释以后，他们中间的一段对话。前一段话是一个河南难民王步□说的；后一段话是一个山西商人说的。
最后的一种——漫画与地图结合。
筹委会决定要我们画三幅巨型的地图：第一幅是表现西欧第二战场开辟以后，希特勒面临总崩溃的《欧洲联合作战图》；第二幅是表现潼关吃紧，西安危急，动员全边区军民，待命杀敌，保卫西北的《豫西战况图》；第三幅是表现八路军、新四军及民兵们，分布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力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图》。
由于我们估计到一般群众，大部分是不会看普通的地图的，于是便想到参用中国古式地图的手法——山就画得象个山，城就画得象个城；同时更添上一些人物的形象，弄成一种漫画化的地图，这样来帮助群众了解。例如：在《豫西战况图》中除了按着普通地图上大致的比例，画出从豫西到陕北的各重要城市与交通外，更□新近从国民党驻军手中沦陷的洛阳，沿着陇海线到达潼关的一带，添上一些人物：如残暴的鬼子，抗战不力的军队，流亡的百姓等等。在陕甘宁边区，则军民精神抖擞，集合在“保卫西北”的大旗下，待命杀敌。这是三张油光纸合成的一幅大型作品。其它还有两幅地图的处理手法和大小尺寸，大致与此相同。
漫画与地图结合的方式，过去也曾有人用过。这一成功的经验，更证明了只有通过这样的形式，才能使机械的地图，增加了活泼的生命，才能给予不习惯于看地图的观众们以具体的印象。有一个老乡，在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图》以后，才了解到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和两百万子弟兵分布全国南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形势，他很感奋的告诉另一观众说：“从前咱一满解不开，只说咱八路军就只在咱边区这达；迩刻才解开了，原来在东海边南海边，到处都有咱们人的力量。怕个毬!他们国民党要不敢打日本，就咱自去打……”
以上三种方式，所以能够得到效果，除了它们在彼此互相配合以后所起的作用以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品的内容真实。只有代表群众的切身利益，反映群众的真实生活，对群众说老实话，这样的内容，才能使群众接受。记得在上一次的三边卫生宣传周中，那些一辈子足不出门的婆姨们，因为要看我们的“马川婆姨”和“王鞋匠媳妇”的两个故事，都破例的跑来，成了我们拉洋片的观众。这除了种种在技术上的原因而外，主要的，是因为这两个故事，都是出于当地的真实事情：马川的婆姨，是一个受阴阳巫神欺骗，几乎断送了生命；王鞋匠的媳妇在临产时，被老娘婆拉断娃娃头、经过医生的科学手术，才得活命。这是和她们——农村妇女们有着切身的厉害关系的。谁都可能害马川婆姨的病，谁都会象王鞋匠媳妇一样的养娃娃，因此，谁都觉得有关心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内容与群众的生活脱了节，那么，即使在技术上再讲究些，也不会为群众所欢迎。
上述三种美术宣传方式，虽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但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利用洋片与大鼓这种方式，收效很大，应当更加研究和推广。在民间，还有一种皮影子戏，也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与改造的。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