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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毛女”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鲁艺工作团演出的“白毛女”，本报二版曾有过演出消息的介绍。近来我们收到不少的读者对于这戏的意见，因为篇幅太多，全部刊出很困难，只能节略综合发表。据各方面观众对这戏的反映，有很多地方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为了展开具体的创作思想上的论争，和作品的检讨，我们希望大家能加以注意，我们很欢迎各方面同志参加这一讨论。
这次本版特开“书面座谈”一栏，很想作为一个开端，来展开思想的论争，凡是各方面意见比较多的问题，不论是关于文艺，或是其他部门的，欢迎任何同志发表各种正反不同的见解，发表的方式看情形酌定，希望同志热烈参加。
——编者
适时生动的阶级教育
“白毛女”断断续续演出一个多月了，并将还要继续演出十几天，演出时间之久，场数之多，在延安是罕见的。每次演出都是满座。很多观众写信给剧团或跑到剧团，庆祝他们演出的成绩，鼓励他们努力和提供剧本修改的意见。“白毛女”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是有其应得的理由的。
剧本写战前河北乡村中佃户杨白劳被封建恶霸黄世仁讨租逼死，他唯一的亲人女儿喜儿被抢去当了丫头，喜儿在黄家受尽种种折磨，而她被黄世仁强奸怀孕后又被抛弃了。杨家及其他被黄世仁剥削残害的农民，终于在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翻身了——恶贯满盈的黄世仁被枪毙了，这是旧社会农民被压迫的情形，也是新社会解救农民的情形。
剧里的情节有很多是贫与富善与恶对比的描写。动人场面及细腻情节在戏里是很多的(尤其前三幕)，喜儿父女悲惨的遭遇使观众流泪了。这是对于压在中国广大农民身上的“封建主义大山”的控诉，道出人民大众民主民生的要求，并指出如何为实现其民主民生的要求而斗争!
戏在七次大会“毛泽东同志再三再四地强调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工业的市场、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和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后演出的，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农民，并记起我们对农民所负的重大责任是适时的。
(郭有)
谈新歌剧
“白毛女”是以歌剧的形式演出的。这个看来简单的歌剧它的创作过程是不简单的。它不是旧戏的照抄，不是西洋歌剧的模仿；它和秧歌剧有唱有白有情节象似，有着浓厚的话剧成分。两三年来的秧歌运动和“白毛女”的演出，证明这种秧歌剧是适于表现丰富生活及深刻思想的好形式。
剧里的歌曲都是大众熟悉和爱听的民间戏曲调子：有民歌改选的，如一开场就吸引了观众的喜儿唱的优美的“北风吹，雪花飘”，是北方民歌《小白菜》的曲调；有地方戏改造的，如三幕喜儿逃亡时唱的激愤悲壮的“向前走，不回头”，原来的曲调是河北梆子；也有创作的，如三幕一场黄世仁等唱的富丽而无耻的“九月里桂花”，听起来非常熟悉，有些象大鼓，又象地方戏。成熟的创作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歌调也是民间风味的，有着民间诗歌的简洁、形象、深刻感情。曲调和歌词的情调是一致的。多样的戏曲调子是适当的，表现了剧里各个人物的各样感情。“白毛女”中的歌曲在延安普遍流行，不是偶然的。
剧的音乐伴奏也是新鲜的，为此用了大批中国乐器，如锣、小锣、钡、中钗、鼓、板鼓、铃、二胡、低胡、板胡、三弦、唢呐、笛子，也用了西洋乐器，如大提琴、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这种大规模的中外乐器配合起来的伴奏，是有相当效果的。有人说，这是太乱、太不调和了。乱和不调和在伴奏里即使有，那是乐器使用恰当与否的问题，乐器本身没有罪，音色复杂并不见得就乱，就不调和，问题的关键在旋律及使用恰当。在如此大规模的歌剧里，使用中外多种乐器合作伴奏是对的，因为中国乐器毕竟是太简单了。这种伴奏固然需要谨慎，避免走向滑稽，但是对于西洋进步乐器习惯的拒绝同样是不必要的。
这里我附带谈几句戏的舞台装置。舞台装置的简便——在软布条前边放几件道具就完了——是戏的特点之一。在前三幕，我们尤其感到这些极有特色的运用得当的道具给予戏以强烈的气氛。这是舞台装置的简单美!
所有这些，无论是付予歌剧以浓厚话剧成分，无论是适当运用、改造并创作民间歌曲，无论是中外乐器大规模配合伴奏，无论是舞台装置的简单而有特色，都是很有成效的，是突破既成形式的创造，是有建设性的创造。这创造，给了我们创作新歌剧的经验，增加了我们创作新歌剧的信心和勇气。这创造，是剧作者、曲作者或舞台工作者和导演大家严肃钻研、艰苦努力、密切合作的结果。这种努力和精神开阔了创造新歌剧的道路。
(张增)
“放手动员群众”还不够
对于这样感动人而且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我愿作进一步的苛求。
戏的最末一场，关于黄世仁及其罪恶家庭的判决和群众对于黄世仁之流仇恨情绪的处理，是不妥当的。
据我的经验，长久被压抑的阶级仇恨，经过减租减息执行不通的启发，又在喜儿苦难大白及黄世仁多年罪恶被揭露，而爆发起来的时候，群众的愤怒，真象是烈火加油，是无法阻止的。群众这时的行动是“粗暴”和“可怕”的(这种“粗暴”和“可怕”是正当的，也是需要的，无此就不能反抗封建势力)。一个同志说：“这时候人们非打死黄世仁不成”，而戏里减租大会的场面是怎样的呢?群众一走近黄世仁、穆仁智，就被村干部挡回去了。我们出身农民和大家同命运的工作同志，在这时是不会这样“冷静”的，何况这又是他们几个挡也挡不住的呢?显然，群众愤恕的火，是作者有意压抑的。这种压抑是不合理的。在这种场合，黄世仁及穆仁智不挨打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场面里，最窘的是两个村干部——王大春和老赵。王大春是喜儿的未婚夫，老赵是杨白劳最好的朋友，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又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个人情感和集体情感在他们身上是最强烈地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是会象喜儿一样“要报仇”的。可是，他们现在是干部了，他们被作者写得颇能“掌握原则”。他们只有安慰喜儿，这种奇特的“忍耐”，事实上是不会有的。
黄世仁被判枪决是大快人心的正常处置。但是，出主意害喜儿的老妖精不但没有受处罚，连会也没有到。黄世仁多年害人作恶的同谋及帮凶穆仁智被处三年徒刑，也是太轻了。喜儿被黄世仁害得家破人亡，她有权取得黄世仁的二十亩地、十石粮、五间房，而别的被黄世仁害死弄伤的人的老帐，却连个交待都没有，这些，群众都不会如剧里所写是那样满足和高兴的。而经验又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如不适当解决，群众是不能普遍发动或很好发动的。
(张或 萧蔚)
几个问题
(一)末后两幕写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向封建。恶霸黄世仁作斗争，是颇为概念化的。
戏里写农民要减租，黄世仁不肯，部分农民的迷信思想也牵制了斗争的发动，最后人民政府抓住了发动群众，击溃地主的关键，把“白毛女”的真象大白于人前，问题因而解决了。在实际行动中，是不会这么简单的，封建恶霸是一定要反攻、进行利诱及分化，甚至暗中勾搭敌人，利用他的钱和势。开始他可能拉拢部分落后群众，反过来政府和群众也要进一步的调查、揭发和使用各种适当斗争策略的，如果把这些在戏里用具体行动表现出来，斗争就有血有肉，就更生动、更有教育意义了。现在戏里虽通过少数农民的嘴说出了一些恶霸的造谣等，还是不够和无力的。
(张或)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