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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者到前方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最近，延安有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或是正在准备到前方去。就其规模，可以说是几年来延安文艺界的一个空前未有的壮举。但它的意义，不仅是在它的规模的宏大，同时也在于这次到前方去，是在我们文艺工作者已经经过几年来的整风并已实际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的时候。
　　近几年来，我们的文艺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艺创作有了很大的收获，而更可贵的，便是我们有了一个已经在实际中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方向，这便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具结合的方向。过去的事实证明：凡是内容真实、形式活泼因而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首先都是由于作者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在工农兵中学习的结果，尽管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怎样的不同，但从实际生活出发，是这一切成功的作品的共同的特点，而如果我们看到许多作品还存在着缺点，那主要的可以说是由于作者还没有深入地接触实际，由于对实际生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
　　我们可以指出这样的事实：有许多最近两三年来才开始学习写作的同志，由于他们本身便是实际工作的干部，由于他们对实际生活有比较深入具体的认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尽管还有着缺点，尽管或则是缺少足够的加工或则处理的题材比较狭小，但是，它往往有一种为许多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写的作品所缺少的朴素、生动和真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的同志，由于他们还没有到实际中去，他们不得不写他们未经深入的体验和观察的题材，结果往往显得内容贫弱、不够真实。
　　我们可以说：公式化倾向，是在我们不少作品里存在着的，拿关于前方的战斗故事来说，我们过去看到的大部分是关于打碉堡、抢粮斗争、老百姓掩护八路军人员、被敌人俘虏后的老百姓的不屈等方面的，这些，从原来的事实来说，每一事件，都曾由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物，以及不同的具体过程，而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不少的原稿中，有权大的一部分却往往只有着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故事的情节，在这里，每个故事往往缺少各自的面貌，缺少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个原因，有人说是技术的问题，这对于部分的初学的同志，自然也是对的，但实际上却有许多象上面所说的作品恰巧是出在有相当技术修养的同志之手。缺点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很多都是根据一个听来的故事从事写作，对于那些听来的故事，他们往往连类似的情况也没有经验过的。
　　这些事实，都给我们指出了：深入到实际中去，和实际生活结合，仍然是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的主要的问题。
　　两三年来，由于整风的学习，我们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还没有机会深入到实际中去。但我们并未停止了我们在可能范围内的努力，许多事实都在证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着走到实际中去的高度的热情，例如许多文艺工作者去参加文教会、参议会的工作，他们首先都有着一个一致的认识：对于他们所接触到的作为群众代表者的英雄、模范，他们都抱有一种学习的态度。
　　但是，要说和实际和群众相结合，正如萧三同志所说，这还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这种短暂的、会议性质的工作，我们还大致只能限于谈话和访问，我们还不可能更进一步的对实际生活作深入的体验和观察。但是，要做到这点，却是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所一致企盼着的。
　　现在，正是我们深入到实际中去的时候了。我们将走进前线、工厂、矿山、城市……，我们得到这样的机会来更加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所希望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便是和自己的这个走进新的现实的过程一起，能够给我们带来反映我们这个激变的时代的作品。
　　首先，文艺工作者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通讯和报告吧。因为这是以它的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的动态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注意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翻身的年代，前方经常发生着对于我们是完全新鲜的事件。昨天的事情我们是迫切的希望今天便能知道它。而过去的事实也说明：许多通讯和报告的作品，虽然一方面未必就如许多戏剧，小说那样的精雕细琢，但他的新鲜、泼辣，往往还带着战场的火药气味，但又往往不是许多经过精雕细琢的戏剧、小说所可企及的。
　　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和德国的战争中，据估计苏联共有八百个作家到前线中去。他们中间包括着苏联大多数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而除了许多他们计划的巨型的作品，写作通讯和报告，也成为他们一种自觉的经常的责任。
　　苏联的作家和民众把这种文艺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战斗，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这种战斗——这种文艺的战斗，却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因此，更锐敏的观察，更快速的构思，能够在无论什么环境下从事写作，对于他们每一个到前线去的作家，都是必要的。
　　由于几年来新方向的文艺工作，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已经开始打破许多文艺创作上的可以说是旧的习惯，开始打破某些对于创作的神秘观念，我们许多同志，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写作了，并且是迅速的进行着。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准备应付那新的、更复杂的环境。
　　自然，我们的希望还不只于此。典型的，纪念碑式的长篇作品，我们无疑也是需要的。事实是，过去在这方面的产生还是太少。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都经历了更多的重大的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而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又是最复杂、最多样、最丰富的。这样的中国的现实要求我们产生百十部和它相应的文艺作品。
　　自然，要能产生这样的作品，是有待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的对于实际生活(乃至它的历史)的观察、研究，但现在的到前方去，也正是这样的开始，我们是预先庆幸着较远的将来，能有那种典型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拿到我们读者的面前的。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