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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我们要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首先就要有大众容易懂、容易学、容易写、容易念、容易认的文字。中国方块的汉字恰恰没有这五个条件,因此,近年来才有创造和促进新文字的运动。到今天大众是迫切需要新文字,不幸还有许多阻力使它不能发展,这是文化上大众化的一个严重问题。现在我想把人类及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底历史和新文字的创造的经过情形大概说一说。
  首先我们要了解下面三个前提:
  第一,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其它艺术、宗教、文学等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物。社会的经济基础一起了变化,则上层建筑物中,或迟或速地都要发生变革。因此,我们研究每一个国家文字变革的历史,不仅要研究文字变革的本身,而尤其要研究它的变革的经济基础。但是这里又千万不可忽视了人类活动的作用,因为它也同其它上层建筑一样,有人力的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底相互的影响。马克思曾责备他以前的唯物论者说:
  “如果在一方面人类是环境的产物,那么,在另一方面,环境就是人类变更的。”(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大纲第三)
  恩格斯说:
  “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与其他的发展,都是根基于经济。但它们之间是有相互影响的,而且它们影响到经济的基础。”(一八九四年恩格斯的信)
  修正主义的伯因斯坦以为:
  “这和《政治经济学批评》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经济‘基础’与建筑于这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关系有些不同。”(见普列哈诺夫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文译本七十页)
  伯因斯坦机械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他以为在经济的“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的与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这“基础”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这是非常错误的理解。恩格斯曾经很明白地驳斥了这种机械论说:
  “我们不能以为经济情形的本身,自己会机械地动作的。我们应该知道,人们自己经营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不过他们的经营是在某种环境之内,他们是被各种实际的关系所决定了的。在这些关系中间,经济的关系——虽然它们也是很受到政治方面与思想方面的重大影响,它的线索贯串了一切其它的关系。也只有这一种线索才能引导我们去获得理解。”(同上书七十二页)
  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字变迁时,首先要注重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切不可忽略了人的活动力量。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中国新文字运动已经有几年了。这一时期中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多的经验。现在我们还要特地来研究中国旧文字的历史,这是不是把旧文字和新文字并重,如一般所谓“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思想呢?不,绝对不是的。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常常是前后相联系,慢慢地蜕化出来(虽然包含有突变、渐变等过程),而不是截然两断、新旧不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创造新文字,也不可不知道旧文字的源流和它的变迁。但是我们的研究,绝对不能如象满清时代所谓“小学家”、“经学家”等等,只注重“考据”、“校订”或“解说”古书;也绝对不能如现代中国和各国考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学者,只重在考证“古音”、“古训”。因此他们这些死板的、机械的、守旧的研究,都必然要陷于学院式的泥坑。我们十分了解中国旧文字在相当的时期内,是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它也同其它的社会关系一样,现在却变成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因为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有整个的社会关系、感情与思想、文学与艺术等等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起初也是帮助而后来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中间发生了相互影响的作用。如果不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反而认为中国的文字是神圣的“文字”、中国的文化是“人的文化”,那末,必定如从前张之洞之流“以中学为主,以西学为辅”的谬说,及现在胡适之辈认为“中国的文字、文学是建设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许多蛮族,平定了许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中国人比欧洲失败的原因,只是少了一个大的和附带一个小的,大的是科学,小的是工业——我们明白了这个教训,比欧洲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的努力就有目标”等等不合乎科学的说法(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盛京时报》所载胡适作《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这些崇古尊孔的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毫无用处的,所以我们研究旧文字的历史,是以帮助新文字的发展为目的,是以研究旧文化遗留下来而现在活跃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文字,使它们更能科学化、通俗化,以便很快的达到创造和普及新文字,来迅速地提高工农的文化为目的。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时时都不要忘掉了实际性和现代性。
  第三,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作我们研究的方法,旧文字中一切神秘、虚伪、穿凿附会等等解说,一定要打破,要彻底地加以清洗。而且不仅处处要注重文字变迁的经济基础,更须指明它的阶级性。因为文字也同其它的社会上层建筑一样,它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常常含有阶级的原素在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法律、道德、宗教,在无产阶级看起来,都是资产阶级底偏见,背后都藏着资产阶级利益的伏兵。”
  文字是文化的工具;自然也免不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反映,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所以我们在研究文字史的过程中,必须揭露其中所含的阶级偏见。
  以上三点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的。
  一 中国旧文字的源流
  一,人类语言文字的发生与劳动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类语言文字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于人类劳动,经过长期的发展而逐渐进化起来的,恩格斯说:
  “劳动的发展,又促成社会各分子间的联系;由于彼此互助的结果,人类更了然于彼此合作的好处,人类至此便感觉得彼此晤谈之必要,这种要求,果然造成了相当的器官,猴类底不发达的食道,渐渐地改造起来,由简单的气管渐变为复杂的喉管,而口腔也渐能发出一个以上的连续音。
  要正确的解释语言的发生及其和劳动的关系,最好拿动物来作一比较观,有少许动物及其中比较发达者,彼此传达消息而无须缀音语。在天然情况中,没有一种动物能自己说话,或能了解人类的语言。独于家畜则不然,譬如牛马和人相处,竟能在相当范围内了解人的语言;它们还训练出一些复杂感觉,如对主人的爱慕和感谢等(这些感觉在它们未被人类豢养以前,是不能有的)。只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构造特别,专向一定的方面发展,因此,它的说话底本能竟不能不被剥夺,但是只要发音的状况较为顺利,这种缺点毕竟是可以免除几分。鸟的喉颈和人的大不相同,然而禽兽中能说话的,只有鸟类;鹦鹉挟其怪难听的恶声,又要算鸟类中之最善于说词者。”(恩格斯著“从猿到人”中文译本三十七页)
  语言由于劳动而发生,还可以用现在人类呼喊的声音来证明,古列夫说:
  “语言——‘说话的天才’的发生,不是骤然的,是与劳动制造工具、长期发展而复杂的结果。最初的音节发现于不知不觉的呼喊之中,这种呼喊的声音,是在劳动过程中用力时夺胸部而出来的(或者在‘为生存奋斗’用力时而发生的)。这种呼喊,很能辨别出来;‘哈’(xxa)——伐木者的声音;‘呜哧’(uux)——拖重者的声音;‘谷拍’(gop)——跳高者的声音;‘啡’(ffei)——吹火者的声音。这就是人类语言的雏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最初劳动是‘集体的’劳动的呼声,在‘集体的劳动’的组织中含有莫大的意义。因为原始的技术非常幼稚,工具笨拙,劳动时不能不采合作的集体形式。因此,劳动便必然造成原始人类的铁环,把散漫的‘群’变成了坚固的组合而形成‘人类社会’。由合作的集体劳动,使交换意思的方法也要改善起来,随之以种种呼声,间杂以手势表情,以致传达之用。
  比方‘呜哧’(uux)的喊声,要是带有命令或询问的音度,则为‘拉呀!’‘拉起来了没有?’由此可知言语的发生,只在同类的社会里,劳动合作中,才有可能。由此可以知道动物不会说话,是因为它们没觉得有‘语言’的需要,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这种需要的缘故,又是因为它们不是‘集体劳动’,彼此间没有什么事用得着聚谈的。著名的语言学家奴阿列(Nuare)他经过许多考察之后,证明了言语的发源及其发展,是和工作的发生并进的,这是完全正确的论调。语言最初的字根——不是名词,不是指物的实体字,而是动词,最初是描写动作的虚字(因此,说文是以一、丄。上等指事字开始——引者注)。指物字的发生较迟,由某种物件成为人类劳动中的必需品时才发生出来(起先按其作用发生各种工具的名词)。”(参看古列夫:《论恩格斯著<从猿到人>》中文译本第二十四——二十六页)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类语言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为劳动合作所必需的结果而来的。
  二 世界文字发展的两个系统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东西,语言是用我们说话里面能够表示一个观念(意思)的各种词来造成的。欧洲各国的文字,都是由图画文字进到用声音符号(字母)来表示词的声音。凡是写出来的词,都是用一个或几个声音符号来造成的,这种叫做拼音文字的系统。中国的汉字注重在形体,表示一个物件的词,就是这个物件的图形,比方:马、⊙*(月亮)、等,就象马儿、太阳、月亮的样子。每一件事情也按照事情的意义表示出来,比方:古时“上”、“下”两个词写作“丄”、“丅”。就是说一个东西放在另一个东西上而叫做上,一个东西放在另一个东西下面叫做下,这种表示事情的词也象那事情的样子,这种就叫象形文字的系统。拼音文字如从前的希腊文、拉丁文及由拉丁文变化出来而为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等的文字和其他各国如阿拉伯系统的拼音文字,都属于这个系统。象形文字如古时的埃及和中国这个系统的汉字(旧文字),都属于这个系统。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已绝世了,现在只有中国和属于它这个系统的,还保存着象形文字的系统。
  埃及的象形文字虽然绝世,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知道它的大概,据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HendriR、van 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这本书第四章上说:
  “埃及人所发明的许多东西之中,最主要的一件,就是怎样保存我们的语言,可以传诸后代,以为后代的利益,就是发明写字的技术。”
  我们现在对于报纸、书籍、杂志等类,都已经看惯了,以为人向来都能读能写的。岂知不然,写字这种技术,在许多发明之中,算是最重要的一种,乃是很新的。如果没有书籍这样东西,我们人也与猫、狗一样了。猫与狗只能教给它们的小猫与小狗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们不会写字,所以它们没有方法可以利用几千年以来它们的祖先所有的经验。
  在我们纪元前的第一世纪内,有许多罗马人到埃及来,他们在山谷里发现了很奇怪的小画,这些小画看来与埃及历史上很有关系的。但是罗马人对于外国的东西向来不注意,所以他们对于这些庙宇和宫殿的墙上,和芦苇制的大纸板上所刻的种种奇怪的形象,便也不去追究它的起源。当时埃及最末的几个僧侣懂得这些图画的“神圣”技术的,在几年前已经都死去了。自从埃及失了自主之后,它的国家就成了一所富藏历史档案的仓库;关于这些历史的档案,没有一个人能解释它们的意义,并且在当时于人或动物都是毫无用处的。
  过了十七个世纪之久,埃及依旧是一块奥秘不可测的土地。直到一七九八年法国的大将拿破仑要去征伐英领印度的殖民地,到了非洲东部,那时还没有渡过尼罗河,他的战事就失败了。但是无意之中,这个有名的法国的远征队,倒把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的问题解决了。有一天一个法国的少年军官守着罗塞达河边一个小小的炮台(尼罗河的要口),当时他守得厌烦了,想费几点钟的工夫,到尼罗河的三角洲上的废址中去搜罗些古物。你看,他竟寻出了一块石头来,他看了实在莫名其妙,这块石头上面与埃及的别的东西一样,也有小画。但是这块特别的黑色玄武石,与以前所发现的石头不同,上面刻有三种文字,一种是希腊文,希腊人是知道的,所以他想“现在只要拿埃及的象形字来与希腊的原文一比较,便可以知道它的奥秘了。”
  这个方法听听固然很简单,但是费了二十余年之久,才把这个谜语解明了。在一八〇二年一位法国的大学教授,名叫禅普亮,起首把这块罗塞达石头上的希腊字与埃及原文两相比较,直到一八二三年他才宣布说已经寻出了十四个字的意义。不过几时,因为他用功过度,便得病死了。但是埃及文字的原意已经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尼罗河流域的历史比较密西西比河的历史来得清楚些。并且因此我们得了一部含有四千余年的记载。
  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这字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文字”),既然在历史上占有这种重大的位置(有少数的与原形略有变更的几个字已经采入欧美的文字中了)。你便应该知道五千年以前为后代的利益如何保存言语的那种巧妙的方法。
  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做画形字。在美国的西方平原上的每段印度故事里总有一章专用小画来描写的奇怪的故事。那种小画,是说杀死了几只水牛,某地方有多少猎人。这种故事的意思,大概都是很容易懂的。
  古代的埃及文字并不是一种画形字,尼罗河岸的聪明的居民早已经过这一个阶段了。他们的图画不但是代表所描写的物像,还包括许多的意思在内。我现在再举一个例给你们听:
  假使你是禅普亮,你在那里研究一叠芦苇制的纸板上的象形文字。忽然你看见一张画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子,你会说:“对了,这画的意思一定是一个农夫出来砍树”。以后你又拿起一张纸板来,上面讲的是一个皇后八十二岁上死了的一段故事。在这句子中间你又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子的图画。八十二岁的皇后的手里不会拿锯子的。那末,这个画图一定有别的意思了。可是是什么呢?
  这个谜语以后被一个法国人解释出来了。他发现出来埃及人最早应用那种我们现在所谓‘谐音字’——一种描写言语的“声音”的文字,这种文字使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言语只要点几点,画几钩,便可以写成大篇的文字(这就是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演变的开始——引者注)。
  我们又要提起那个小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子的画,“锯”(译者注英文字saw)这个字的意思:一种可做木匠铺子里的锯子讲,一种是作为动词‘看’(To see)的过去。
  这字自从几千年以来是这样变化成的。最初这个字的意思是只能代表某种器具,就是所画的形象。以后把原意失去了,又变成动词的过去。再过几百年之后,埃及人把两种意思都失去了,而那图画成了代表一个单个字S了。有一句短句可以告诉你我所说的意思,这里有一句现代的英文句子用象形字写成的:
  这图可以代表你头上所生的两个园的东西Eye(眼睛),又可以代表说话的那个人‘I’——(我)(译者注:英文‘Eye’——眼睛与‘I’——我音相同。)
  这个图可以代表‘Bee’(蜜蜂),又可以代表那动词‘To be’(在、有)。还可以作为动词的前半段,例如‘Be——come’(成)或者‘Behave’(行为)。别的例‘Be’底下接着就是:
  这是代表‘Leaf’(树叶)或‘Leave’(离弃)或‘Lieve’(相信)(译者注:这三个字的音是相同的)。‘Eye’这图的意思你已经知道了。最后的一图:是一只长颈鹿。
  这是画形字的一部分。象形字便从这里脱胎的。现在你看这句子便不难了,可以念了。
  ‘I be Lieve i Saw a giraffe’
  (我相信我看见了一只长颈鹿)。
  埃及人自从发明了这种方法以后,几千年以来逐渐地把它发展,直到他们要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他们用这种‘罐头的文字’来与朋友通信、记帐、记载他们的国内的历史,有了历史,使后代人民可以有前车之鉴,不致再踏复辙了。”(“人类的故事”中文译本十七——二十二页)
  照房龙这段话看来,我们还不能说就了解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他说:
  “古代的埃及文字并不是一种画形字,尼罗河岸的聪明的居民早已经过这一个阶段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象形文字变化到拼音文字的一种发展的过程,如他说:
  “埃及人最早应用那种我们现在所谓‘谐声字’——一种描写言语的‘声音’的文字,这种文字使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语言,只要点几点,画几钩,便可以写成大篇的文字。”
  这正是说明用声音符号来造成拼音文字的进化作用。中国现代所用的旧文字——汉文:一方面已经失掉了象形文字的意义和功用;另一方面又成了拼音文字发展的障碍。因为初造汉文的时候,既是要象事情物件的形象,所以字形总不能不很复杂而又很笨拙,写起来自然是很不方便,往后社会一天比一天发展,事情物件必然繁多,这种最初制造的笨拙的文字自然不合用,因此中国汉文就由古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正书、俗字等等改变了七八次,把从前象形的意义和好处都完全失掉了,已经不能看见字形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所以现在认识一个汉字必须要知道它的形、声、义三个要素,三个中间缺少一个,就不能算做认识了这个字,因此认识汉字成了一个困难事情。汉字已变成了表示单个音段的符号,而它却又不能成为拼音的符号,因为它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单个的有声(子音)有韵(母音)的一个音段(这些分析下面再讲),反而造成了拼音的(翻切)障碍,也成了中国拼音文字发展的障碍。
  吴玉章
  现在我们来研究中国旧文字的起源和它的发展。(未完待续)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二期)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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