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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续)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三、中国象形文字的产生和其变迁与解说的社会经济基础及阶级性
如果我们拿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文字是适应人类实际生活中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人类最初大半是用结绳记事，渐渐才发展到图画文字，由图画文字进到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这完全是适应实际生活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而产生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中国旧书上说到文字的起源：一方面是表现得很实际的，一方面却又把它神秘化了，如《易经》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姑作易八卦，以重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可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画，尽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里解释文字的起源是很实际的唯物的。
但是中国第一部最有名的讲文字的书，就是《说文》。说文这部书“始一终亥”，它解释第一个“一”字就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宇宙观包含在内面了。他说：“一，惟初太始，建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太始又作太极。本来如果我们把“一”作为数目的开始，作为一个单位看，那末，事情是很简单的，而许氏说得这样神秘，天地万物都是由它而生成，这是什么道理呢?
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子注解说：“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阴一阳为道则不可，然道不离乎阴阳。”(《周易折中》卷十四第二十六页)朱子解释两仪说：“仪匹也如俗谓一双一对。”(同上卷十九第十五页)
由上面的各说看来，中国之所谓道，就是包含一阴一阳的一个整体东西，而一阴一阳就是在一个所谓太极的一个整体东西之中，两个相反相成、对立而统一的东西，和辩证法的一个原则“对立的统一”、“矛盾的一致”相同。
列宁说：
“整体之两分为二，与认识它的矛盾部分……就是辩证法的精华。……。
在数学里面 十(正数)与一(负数)微分与积分；
在机械学里面 作用与反作用；
在物理学里面 阳电与阴电；
在化学里面 原子的结合与分离；
在社会科学里面 阶级斗争。
对立的统一……乃是承认(发现)自然界中(精神与社会也在其列。)一切现象与过程底矛盾的相互拒绝的、相互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新版第十三卷三〇一页)
对立的统一是自然界中底极重要的真理，中国古代哲学家发现了这点，而太极阴阳变化错综的理论，不但成为一切医药卜筮星算术数等等学说底根据，而且成为最高哲学的原理，而宋儒对于太极有很精密的注解。周濂溪说：“物物一太极，盈天地间无处不有太极。”实际上太极就是物质的原子，这和希腊哲学家德漠克拉提的原子学说，有些类似，(周子有《太极图说》，请参看)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但是不能说中国早已有了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有“对立的统一”；“数量变质量，质量变数量”；“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必具的法则。中国的太极阴阳之说，只不过发现辩证法的一部分，而且它被曲解为形而上学，及一切阴阳五行家术士家歪曲学说的根据，根本与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同。
这个很大的哲学问题，我们要专门来研究讨论，这里不过略提及；以唤起同志们的注意罢了。
从实际上说来，“一”字是数目的开始，又是表示一个整体的东西，无论方园长短大小厚薄，凡是一个整体，都可以用“一”来表示，所以“一”字是象事(就是指事)的象形文字。而“许氏说文”却把它说成太极的整体。他以为，说其整体则为最高的道，分阳分阴则造成天地，运动变化则化成万物。这就可见汉字的每一个字的造成都含有当时的社会思想、物质生活、以及政治道德、文物制度等等上层建筑的元素在内。这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例如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许氏说文》)
至于古画上传说中国在四、五千年以前，有一个伏羲皇帝，他得河出的图，洛出的书就画成了八卦，这八卦就是中国旧文字的起源。《许氏说文》序说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古代史中所谓三皇五帝之说，都是后人伪造，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发掘出殷墟古物，在许多龟甲文上，可以看出中国在殷代文字还很幼稚，则所谓仓颉造字，明明是后人所假托的，只有在周宣王时，经史籀的整理，中国文字才有了大的进步。
现在我们略略地说明传说的所谓仓颉造字的方法。据说仓颉造字有六个规则，叫做六书，说文解释六书说：
“六书者，一曰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焉，上、下是；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詘，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声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六个是造字的规律。例如：
这些是顶早造的字，就叫做“象形”字。
但是有形可以象的，才可以造象形字，没有形可以象的，便又想出一种法子来，譬如：
上 字作 丄；
下 字作 丅；
立 字作 *。
上、下、立这些字，都是没有形可以象的，于是假定一画作个标准，在一画上面竖丨，便是上字，在一画下面竖丨，便是下字，至于立字这一画，又把它当做地的记号，上面写个大(大是古文的大字，大字本来的意义就是人字。说文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仿佛是人立在地上的样子，这种字叫做“指事”字，意思是说指着这事体的样子，看了这个假定的形象，可以晓得这个字的意义。
后来还有“会意”字，是把几个字合成一个字，这几个字的意义，就是合成一个字的意义，譬如“天”字，从“一”“大”两个字，就是说天是第一大的东西，没有第二个东西能比它的。“初”字的意义，是起头裁衣服，所以从“刀”“衣”两个字，就是说拿刀去裁衣服的意思。“休”字的意义，是说休息，所以从“人”“木”两个字，就是说人坐在树木底下休息的意思。“老”字的意思，就是老年人，所以从“人”“毛”“匕”(现在楷书写老字笔画都是错的，照正体，应该写作“*”字)，就是说，人到老了，他身上的毛，如眉毛、胡须、头发，这些东西都从黑色变化做白颜色的意思(匕字就是变化的“化”字的正体)；这“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字，都是从“形象意义”上头造出来的，但是社会上的事体，是一天多一天，形象意义是有不够用的时候，于是又造出一种“形声”字来。
什么叫做形声字呢?就是一边写这字的形象(就是意义)，一边写这字的声音，譬如“苏”字，本义是紫苏，是草类的东西，所以从*(*字就是草木的“草”字的正体)是表示这个字的形；声音如苏字一样，所以从苏，是表示这个字声。“喉”字本义是喉咙，喉咙在嘴里边，所以从口，是表示这个字的形，声音如侯字一样，所以从侯，是表示这个字的声。“響”字本音是音响，所以从音是表示这个字的形，声音和乡字一样，所以从乡，是表示这个字的声。“饵”字本义，是粉做的饼，可以吃的，所以从食，是表示这个字的形；声音和耳字一样，所以从耳，是表示他的声，自从有了这形声字的造法，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有名目了，这是因为无论甚么事物总有个意义，所以总可以有一个字去配它做形；一切事物都是先有声音，才造文字，所以这个字的声音叫甚么，便可以把一个同音先造的字去配它做声，这也可以说是向拼音文字变化的开端，到了“形声”的例一设，便把本国事物的名目逐渐造完备了。“假借”的例一设，便无论后来新造的东西，新发明的道理和九洲万国的事物，中国古来所没有的都可以用它的意义去引申，借它字的声音做标记，一一写将出来。(上面这一段多采取章太炎的说法)
中国形象文字，既然必须要知道每一个字的形体、声音、意义三个东西，而后才算认识了一个字，那么字形就特别重要，因为象形文字，首重形体，字的意义就是在它的形体上表现出来，中国旧文字的形体有些什么变迁呢?
且说造字者当时虽然造了文字，但是上古的时候，还是酋长政治，天下没有统一，兼之那个时候，还没有记字的书，所以写法却还没有一定(近来有人发现古物，证明说商朝才发明龟甲牛骨原始象形的文字)，到了周朝初年(离现在约三千年光景)，教育大兴，小孩子八岁就要进小学校，头一步就是教他识字，便把六书的规则教给他，所以周朝的时候，有学问的人很多，就是识字的人很多的缘故，后来周宣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史籀，他又造了一种字体叫作“大篆”又叫作“籀文”，他把他这一种大篆做成一部书，名叫《史篇》，这个书到汉世祖的时候，已经少了一小半，后来渐渐的损失完了，现在这个书早已没有了。他这书的字体和古文有些不同(仓颉以后到《史篇》以前所造的字都叫古文)，这书现在虽然没有，但是《说文解字》里边，却还收了许多，大概和古文的字相比，笔画总要来得繁多。据我们的眼光看来，大约这以前的字，各人各造，只要合乎六书的规则就行了，至于这个字的写法却是你这样造，我那样造，没有一定的形体，所以一国的文字大约还不能统一，这史籀看了，觉得不能普及，所以把一个字有许多写法，集合各种异体写成一个有定的形体，既然要这样，那末，他这文字出偏旁配合，都要有一定的规则，不是随便省几笔、做几点记号便可以敷衍的，所以这笔划不得不繁多了。史籀在中国旧文字上是有一番整齐统一的功劳。 (以上多引章说)这是封建的农业经济发展，商业渐渐兴盛起来，要求一种统一文字的表现。史籀之后，过了四百多年，到了周朝末年，当时周朝的皇帝，没有一点权力，天下大乱，诸侯中间有韩、赵、魏、齐、楚、燕、秦、七个大强国。个个独立称雄，一切制度，法律、政治，都随意乱改，就是说话和文字也是各自改变。过了一、二百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那时秦始皇的宰相叫做李斯，想统一文字，拿秦国文字做标准，来造一种字，把和秦文不同的都废除了，这种字叫做“小篆”(就是大篆的省写)。李斯自己做了一部《仓颉篇》，同时还有一个赵高做了一部《爰
历篇》，胡母敬做一部《博学篇》，这三部书都是小篆的字书，一共三千三百字(可见当时文字难写，因而也不发达，所以字数这样的少)。后世总称作《仓颉篇》，现在这书也没有了，但是近世有人把别的书里所有引《仓颉篇》的集在一起，虽然不是完全的书，也还可以见其一斑。李斯虽是拿小篆来统一文字，但是那时，《史篇》这部书还在，所以大篆没有废灭(古文却在那时亡了)。又小篆的文字和古文、大篆也都相通，有小篆从古文、大篆的字，譬如“於”字本来是古文的“鸟”字，小篆有菸，*(上艹下淤)字从於。“其”字本来是大篆的“箕”字，小篆有期斯等字从其。小篆既然有从古文、大篆的字，便可以见小篆也不是随意乱造不合法的。
自从李斯用小篆统一文字以后，那时秦始皇正在烧书坑儒、厉行专制的时候，官吏奏事极多，平民动不动便要坐牢杀头。刑罚的事情，也一天多一天，于是有一个程邈造出一种“隶书”来。这是把小篆的形体随意增减。这条例一开，从此便把六书的精意破坏了。因为造篆字(古文、大篆、小篆都是)的时候，或象形、或指事、或会意、或形声，这字写成这样一个形象，总是有意义，合着六书中间的一种，决不是随随便便乱写几点几画，可以算数的；隶书便不然了，随便拿起一个篆文来，少写几笔，多写几笔，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形也不象，事也不知所指，意也会不成，形声的字或形是对的而声错了，或声是对的而形错了。譬如：⊙本来很象太阳的形状，隶书写方了，变做“日”字便不象了。*字本来象月亮的形状，隶书写长方了，变做“月”字，便不象了。*字本来很象鸟字的形状，隶书写方了作“鸟”已不象形，又把“七”形变做“*”，于是两只脚的鸟变做四只脚了。“*”字本象从前面看牛的样子，“*”形是两只牛角，隶书写作“牛”于是两只角做成一只角，并且是切断的了，这是形不象的。“甘”字本从口合一，本来说好吃的东西；一是指事，就是那样好吃东西的符号，隶书变成“甘”把口变成廿字了。“*”字从人拿弓，因为上古时候，还没有棺材，人死了便埋在圹野，恐怕有野兽去吃他，所以人家来吊丧的，都带了弓来相帮赶鸟兽，隶书变作*，只有弓不见带弓的人了。“贼”字从戈是形，从则是声，隶书作“贼”变成从贝从戍，形声都错了。“季”从禾是形，从千是声，隶书作年，禾千都不见了，这是形声都不对的。照这样看来，岂不是程邈造隶书，实在是中国文字界的大罪人么?但是，他造隶书的意思，原是给官府衙门里的差人皂隶用的，所以叫做“隶书”，他当时以为随便递张呈子，写篇口供，本来是用不着在象形文字的规则上去讲究的事情，就是这样求其省快，胡乱写写，又有什么妨害呢?(以上多取章说)
后来一切贵人、学士、及书籍、诏令都用隶字，因为它省事，比篆字方便得多，这个巨大的改变，实在是因为秦时商业资本非常发达，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求有更进步的文字来运算，所以百年以后，到汉中宗时，那些学士大夫，已经连小篆都不能认识了。那时只有五个人能够读秦朝的《仓颉篇》。到汉平帝时，就叫他们来解说古篆文字，那时学会古篆文字的有一个人叫杨雄，就做一部《训篡篇》，从《仓颉篇》以来的正体字都收在里边了。从《仓颉篇》到《训篡篇》，一共有七部书：(一)《仓颉篇》，(二)《爰历篇》，(三)《博学篇》，(四)《凡器篇》(司马相如作的)，(五)《急就篇》(史游作的)，(六)《元尚篇》(李长作的)，(七)《训篡篇》。杨雄之后，班固，贾鲂又有著作。班固的书分十三章，没有名目，贾鲂的书，叫做《滂喜篇》。这上面讲的甚么篇甚么篇，从《史篇》起，到《滂喜篇》止，大都是四个字一句，或是七个字一句，和现在千字文差不多(这许多书中间，现在只有《急就篇》还在。开头是七个字一句，底下是三个字一句，底下又是七个字一句，末了又是四个字一句)。因为这些书都是给小孩子识字的时候念的，要他容易上口，所以句子都有一定。此外还有《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现在要了解古书，明白古来文字的意义，这五部书都是很有用的。
但是这五部书，只讲古书文字的意义，至于这些字在六书上头是属于那一种?造这个字的时候是个什么解说?却没有讲到。到了后汉和帝时候，有一个许慎他据《仓颉篇》以下的小篆，《史篇》里的大篆，壁中书和钟鼎上面刻的古文，这三种东西，合拢来做成一部《说文解字》。照字的形分成五百四十部，譬如草类里边的字，字形必定从*，便归在*字部里；关于一个人行为的字，字形必定从人，便归在人部里；关于说话里的字，字形必定从言，便归入言字部里；这*、人、言、这些字叫做部首，部首一共五百四十个字，所以成为五百四十部，这五百四十部的分法，非常精确，后来无论再做甚么字书，一部都不能加减他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中国的文字到小篆时候便完全无缺，现在所用的字，总逃不出《说文解字》这一部书，虽然有许多现在用的字，《说文》里面没有，这是不识“说文”正体字的缘故。譬如这个字的“这”字，“说文”正体作“者”；怎么的“怎”字，“说文”正体作“曾”字；“腔套”两个字“说文”正体作“□韬”。这些白话里的字，“说文”里边都还找得出正体，那么文言一定可以是找得出正体字了。不过平常人不容易认识，所以中国真正认识字的人，就很少了，就认识几个字，也不能彻底了解它的意义，更难说到了解字的真正本义，引申义和它们变化原委了，这也是汉字最难学的缘故。《说文》没出世以前，虽有文字，却没有一部可以查字的书(字典)，自从许慎作了这部《说文》以后，从此，字的形体，在六书上属于那一类，和造字的时候，最初的本义，一一都明白了。到清朝康熙的时代，照《说文》的部数，造成了一部《康熙字典》，这才算中国有了一部比较完备的字典。许慎的《说文》，在中国旧文字的整理上，是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他只讲字形、字义，而没有说到字的声音。此地我们要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许慎既然是很聪明精细，而又有条理的人，为什么会把字的重要原素之一的声音忘记了呢?这不是他忘记了，而是后人没有了解当时的事实。许慎的工作是一个复古的工作，因为他看见当时没有几个人识篆字，象形文字的功用快要完结了，他就出来挽救它，所以他的书完全是篆字古文，完全是旧的真正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特点，只要看见字的形体，就知道它的意义，并知道它应读什么声音，因为事物都是先有了声音然后用文字来代表它。所以凡人一看见这个事物，就自然知道它是甚么声音，用不着再把声音表示出来，这就是《许氏说文》没有反切来表示声音的缘故。
在历史的进化上说来，程邈的隶字，已经表示象形文字应该破坏，而代以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了。有了许氏这部《说文》，倒反而复活了垂死的文字，而阻碍了文字改革的发展。并且篆字的必趋死亡，还可以由下面两件事实看出来：一是汉末魏晋时代，有张旭、王羲之等的草书、行书、真楷，比隶书、篆文更远了；一是声韵之学，一天一天地发达起来，这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字既不象事物之形，离了另外注上声音，就不知道该怎么读了。因此，下面我们讲到中国文字的反切及声韵的问题。
四 中国文字的转变与切韵及字母之发明
中国切韵拼音之学，从六朝时的沈约开始，至唐时才有字母，《康熙字典》序说：“至汉许氏，始有《说文》，然重义而略于音，故也谓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字母，江左之儒识四声而不识七音，七音之传，来自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这三十六字母就是所谓守温三十六字母。是从印度佛教的梵文拼音法脱胎出来的。这三十六字母就是：
“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牀、审、禅、影、晓、喻、匣、来、日、”等三十六字母。
从此中国反切(拼音)的学问，才兴盛起来。但是旧时切韵的方法，不是普遍通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领悟学会，这是因为中国不是拼音文字，就没有代表声音的符号，而要代表字母的声音，只得拿一个已成音段的字来代替字母，而这个音段，常常是至少包含一个子音、一个母音。反切之法，是要用两个字来相拼，而这两个字各含一个子音、一个母音，拼起来很不方便。譬如“公”字是“姑洪切”如果用拉丁字把姑洪两字拼起来：姑是音gu洪是xung。两字合起来是guxung，这无论如何拼不对的，如果我们知道各国拼音的方法，就可以知道反切是只要第一字的头，和第二字的尾，就可以拼出这个字的音来，即就容易多了。我们可以拿一图解来说明它：
“姑洪切”是“公”字
“则候切”是“走”字
“不律切”是“笔”字
由上图看来，反切是要切去第一音段的尾(母音)和第二音段的头(子音)，所以叫作反切。黄侃《音略》说：“反切之理，上一字定其声理，不论其何韵，下一字定其韵律，不论其何声，直言之，即上一字只取其发声，去其收韵，下一字只取其收韵，去其发声。”这就是所谓双声叠韵的反切法则。
《音韵逢源》序说：“切韵之学，始于沈约，后唐之‘广韵’，宋之‘集韵’，元之‘韵会’，或反切，或转注，甚至有音无字，空圈，影附，曾无善本，可奉为典常而不可易者。康熙五十四年，钦定《音韵阐微》一书，辩阴阳清浊于细微杳渺之间，实古今音韵之指南也。……《音韵逢源》一书……其法以国书《满文——引者注)十二字头，参合华严字母，定为四部、十二摄、四声、二十一母，统一切音，编成字韵。四部就是发音的形势，分为：
一、合口呼 例如 官(guan)
二、开口呼 例如 干(gan)
三、齐齿呼 例如 坚(gian)
四、播口呼 例如 涓(gyan)
简单说来，就是u、a、l、y，四个字母的发音形势。
四声就是发音的声调高低转变分为：
一、上平声 例如 光(guang)
二、上声 例如 广(guang)
三、去声 例如 桄(guang)
四、下平声 例如 姑王切(guang)
四声用拉丁字母拼起来，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它只是表示读音时的轻读重读。
十二摄就是十二个字母，或带鼻音的音段，它又用四部配成四十八音，列表如下：
一、光 guang 官 guan 公 gung 昆 gun 姑鏖切 guao 乖 guai 姑欧切 guou 规 gui 锅 guo 姑曰切 gue 姑 gu 瓜 gua
二、刚 gang 干 gan 庚 geng 根 gen 高 gao 该 gai 钩 gou 哥伊切——古伊切 gei 歌 go 哥噎切 ge 歌诗切 ge 噶 ge
三、江 giang 坚 gian 京 ging 金 gin 交 giao皆 giai 鸠 giou 基衣切基伊切 gii 皋呵切 gio 皆 gie基 gi 嘉 gia
四、居汪切 gyang 涓 gyan 扃 gyng 君 gyn 居鏖切 gyao 居换切 gyia 居欧切 gyou 居口切 gyi 居约切 gyo 居曰切 gye 居 gy 居窪切 gya
二十一母就是二十一个子音，如：
敬 ging 庆 king □ nheng 定 ding 听 ting 宁 ning 并 bing 聘 ping 命 ming 净 zing 请 cing 性 sing 旨映切 zhing 赤映切 ching 十映切 shing 幸□ ing □ jing 费映切 fing 味映切 wing 令 ling 日映切 rhing
中国的r、L是一元音，所以没有r的子音。
五 中国象形文字转到拼音文字底趋势
声韵字到满清时代，才出有比较完备的书，如《音韵阐微》《音韵逢源》等，这就表明中国文字已经需要改革。到了满清末年，中国经济发展更有了大的变动，旧文字实不合实用了。所以各种字母的创造，也就特别有许多人提倡。和创作最初是由于西洋教会，借拉丁字母(罗马字母)拼切土音，供教民使用，一八八〇年时代，就有苏州白、宁波白、上海白等小册子出现，后来又有厦门白等。
一八九〇年时代，广东王炳耀、福建的蔡锡勇、厦门的卢憨章、吴□的沈学等等，都仿照教会的方法，作出字母，出有单行刻本，或登在《时务报》上，和《万国公报》上。一九〇〇年时代，王□用中国字造成官话字母，当时袁世凯在北洋练兵，叫兵士们学习。
随后劳乃宜把官话字母整理一番，名叫简字，端方替他在南京设学堂，大力鼓吹。此后到处有人制造，不下数十百家，伦敦学生林某，曾刻书教授伦敦大学英国学生；意大利留学生，曾发行杂志，欧洲人丁义华、戈裕德、贝尔等，各有华文字母，这都是在三十年前，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规定“注音字母”之先。(参看吴稚晖作《补救中国文字的方法若何》)。
一九一二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后，由教育部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
照“注音字母”的规定，中国有二十四个声母，三个介母，十二个韵母，一个声化韵母。
列表如下：
声母(二十四)
当读音统一会讨论改革汉字的时候，钱玄同就主张用罗马字母，即用拉丁字母。但是许多人主张要用中国古字的偏旁笔画(如日本的亻(伊)，口(吕)、八(波)借用汉字的笔画来作字母一样)来作注音字母。就是借注音字母来注一注汉字的音，汉字是不可废的。
中国象形文字，自所谓仓颉所造的古文变而为大篆、小篆，还保存着象形文字的意义。自程邈作隶书，已失掉了象形文字的本义，数百年后，由汉、晋时代，数变而为楷书、行书、草书。这已经只是声音符号，不过不是代表现代的活的声音，而是代表旧的死文字的声音。所以从晋朝以后，声韵学虽兴，而只限于诗人文学家读书作文之用。中国文字早已和实际生活脱离。念书成了特殊的职业，于是社会上就有所谓“士”的一阶级出现，把文字作成文学看待，念书即作为一种职业。这和欧洲所谓认识文字的意义，完全不同，所以西欧人不以念书即为一种职业。这也原是中国识字底人很少的一个原因。而其主要的障碍，就是汉字的难于认识。唐时因佛教流行于中国，有守温的三十六字母出现，已有向拼音文字变化的趋势，但是保存旧文字文化的思想支配了整个东亚，所以日本的和尚，在中国留学后，回到日本，创造日本“假名”，都不能不保守汉字，而另外加以注音，这是东方文化落后的思想，而崇拜日本的人，还认为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以日本为模范，不知日本文字的拉丁化(罗马字化)，已经是日本学者多年的主张，不过在封建残余之上建立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国家，是没有文字革命的勇气，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文字革命也和土地国有一样，虽然资产阶级也有主张的，但是终究不能实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只有在民主进步的政权之下，才能实现文字革命。
下面我们就讲到第二部分，中国新文字的创造。
吴玉章
(未完)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