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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来的历史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第一节 抗战后历史学的一般趋向
第二节 抗战营垒中各学派的活动
A唯物史观学派的活动
B唯心论历史学者的活动
(1)读史救亡的理论(2)建立民生史观的企图
(3)唯心论历史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几种看法
C适应抗战的宣传活动
第三节 日寇及投降分子的活动
A日寇侵略政策利用上的历史学
B妥协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第四节 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斗争简单的结语
第一节 抗战后历史学的一般趋向
神圣的民族抗敌战争，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超过了和平时期十年或二十年的进展。然而，在整个的进步中仍然保持着不平衡发展的形式，某些地区已走向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另方面，某些地区则退向殖民地或更深的半殖民地方向了。因而，上层建筑的文化方面也随着下层的经济基础而同样表现出不平衡的趋势。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也自然无所例外。
第一，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的可资借鉴的史迹。一方面，抗战派则从历史的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另方面，投降分子则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以证明其投降理论的正确，日寇御用学者也企图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证明其侵略行为的合理及有利于中国。因而，一方面看见了各种不同观点，不同使命的人们对历史学不同的活动，同时，相互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第二，一般的活动，可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抗战营垒，一个是日寇及投降派的营垒。这里面又可再分为四大派别：抗战营垒中有唯物史观学派和唯心论历史学者的两派。第二个营垒中也可分为日寇的御用历史学者及投降派历史学者两种：前者为公开的日寇代言人，后者还企图隐藏自己的面貌，化装成中国人来说话。后者是更危险的一种。
第三，日寇的御用学者及投降分子。虽然还装出研究学问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实际上他们已堕落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走狗，专门为少数人的侵略行为服务，从事于歪曲和曲解历史，他们已不能作为真正研究历史的一个历史学派而存在了。在抗战营垒中的两派，也具有不同的发展形势，唯心论的历史学者，则走向消沉没落的道路，实验主义的历史家不但已经不能用这种观点去作出多少的成绩来，甚至这种渐进的进化论的历史观，也全然失去它过去在历史学上的权威，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了。唯物史观成为一般的前进历史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的法则，甚至反动的历史家们也故意披上唯物史观的外衣，以作为欺骗的手段。唯心论的历史家既感到渐进的进化论历史观的没落，便有一部分人强调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消极的二元论的部分，企图把它发展为所谓民生史观，来与唯物史观作对抗，但除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加以武断的歪曲和恶意的攻击外，仅仅做一些心物混合的二元论的非科学的空论。虽然他们自称为既非唯心又非唯物的第三种心物混合论，但严格的说，仍超不出唯心论的畴范。除空洞的谬论外，并不能用所谓民生史观的法则去处理历史，这一派人除叫嚣着想把历史科学拉向后退外，可算成绩毫无，另一部分人则从唯心论的立场，强调精神动员的作用，企图从历史教育的方法来提高民族自信心，激起爱国的热诚，以增强抗战力量，这自然是对的。但因为他们轻视了实践的重要性，发展为一种读史救国理论，要青年们去埋头于六经，二十五史中去救国，便走向落后的反动的方向去了。反之，唯物史观学派，则从各方面做了他们应做的工作，在世界名著的介绍，历史理论的奠定，中国历史的整理，反投降的斗争等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作出一部分成绩来，他们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证明抗战如何始能胜利，新民主主义国家如何能建成等等的道理，来贡献给全国的人民大众，作为前进的指标。显然这一派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之中。
第四，在抗战营垒中，无论是唯心的唯物的历史学派，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都注视到浅显通俗的宣传教育的重要，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而都还做得十分不够，这方面的工作已有的成就还不多，正需要今后更大的努力。
总结地说：由于抗战的推动，整个的历史学是向前进步了，但发展是不平衡的。日寇汉奸则从最反动的方面来利用历史学者们中的堕落分子，以反科学的手段来歪曲历史，散布有毒的作品，唯心论的历史学者虽大部还主张抗战，但整个学派则走向没落消沉之途。唯物史观学派则随着抗战的前进而不断的发展着，从过去仅仅从事理论论争走上对中国历史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的道路，而同时反投降的理论斗争也要求他们更多的努力。广大宣传教育活动也还有无限荒地等待他们去开垦。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正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学中主力，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便是说整个的中国历史学已是在向前发展进步之中了。
第二节 抗战营垒中各学派的活动
A 唯物史观学派的活动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①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的号召，是被全国唯物史观历史学者们所热烈地响应着，他们分头从事于历史各部门的工作，大略的可分为如次各个部门：(1)世界科学名著的翻译介绍。(2)历史科学理论的中国化。(3)中国历史的整理。(4)中国各种学术史的整理。(5)世界史的整理。(6)通俗化的宣传工作。(7)反投降的理论斗争。除六七两部分留归后面叙述外，且略述前五部分的成就罢。
第一，想坚强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基础，便不能不先从介绍世界上科学名著下手。这方面已有成就。在短短的三年中也还不劣，如德国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的内战、联共党史、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等典型的著作，都先后被介绍到了中国，尤其是联共党史的介绍入中国，给予历史学者一种最新鲜的最标本典型的模范。无论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或在处理史料技术方面，都给以典范的作用，使历史学者得一正确遵循的途径。此外对苏联最近作品的介绍，则有苏联历史讲话、社会经济形态、封建主义等等。无疑地，以上各种科学著作的输入，更扩大了和巩固了中国青年对历史科学的知识。
第二，在使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首先当举出毛泽东同志的三本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来。这三本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的历史作品，但它鲜明地、清楚地教训我们怎样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的中国化，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正如马克思没有写了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辩证法的方法却充满在资本论之中。
第三，中国历史的整理，工作还算开始，已有的成就，仅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所编篡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的出版，和中国历史研究室所编篡的中国通史初稿在中国文化上连续发表，此外，如黄松龄先生于中苏文化四卷三期所发表的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史论纲，吕振羽先生于读书月报二卷四五两期所发表的本国史研究提纲，则仅为大纲式的论文，无疑地这方面成就还很薄弱，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努力。
第四，中国各种学术史的整理，也因着需要两部分地着手。某些人硬说马列主义是舶来品，不适用中国国情；某些人则认中国的六经为圣贤的典范，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东西，便去提倡读经救国。从而，陈伯达同志古代哲学史部分的发展，便从周秦诸子中揭发其辩证的、唯物的思想因素。证明这些思想本为中国所固有，虽然发展还不高，只是片断地东西；然今天的接受这些思想，不但有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根源，即在思想方面，也决非凭空移植。范文澜同志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发表也指明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衰亡而同其命运。“在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往前发展和深入，封建残余势力必然趋于消灭，因之经学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只能跟着封建残余势力的消灭而同归于尽。”②这便给这些谬说以正面的答复。
其次，不能不略提及向林冰先生的大著：中国哲学史纲。向先生是自命以唯物辩证方法来写作的。关于本书的哲学的部分另有专门研究，此地不去多谈。仅就其对社会发展本质的认识方面少为涉及。这方面，向先生认为是哲学史的基础。所以他说：“因此我们要阐明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便不得不以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为基础”。③向先生在这方面则采取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工具秋泽修工的意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了很大的曲解，因为根本的错误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也不能不将哲学史的发展曲解，认秦到唐的学术发展为停滞退化时代，而掩没其积极发展的方面。由于根本问题的错误，全书便不能不随之而归于错误了。
再次，钱亦石同志的遗著的被整理发表的：有中国外交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讲话，但非作者生前定稿，内中还不免包含一些尚待修改的缺点。最显著的为中国政治史讲话中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发展的阶段和误分原始共产社会与氏族社会为两个相承接的社会，都是既不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赵行先生在读书月报的书评中指出这些误点是完全对的。然而，亦石同志的遗著除个别缺点需将来加以修正外，大体上还是运用历史科学方法而写成的进步作品，同样这方面工作也还在开始之中，须待今后的努力的。
第五，对世界史方面可说是最薄弱，仅仅有陈昌浩同志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而本书是由一部讲稿作成，详细地方还要待将来的修正。这一方面是我们工作最贫弱的方面。
B 唯心论历史学者的活动
(1)读史救亡的理论
站在抗战营垒以内的唯心论历史家，为着他们还主张抗战，为着他们太重视心理作用，他们便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他们认为“应当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只要能够遵循着这种目标前进，我相信，在精神国防上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完满的成功，至少我们可以臆测，这一种国防中心的历史教育实施之价值，是可以由下列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国权的保障……二、国风的发扬……三、国魂的鼓舞……四、民情的融洽……”④为要达到如上目的他们便注视到教材的选择和教学的方法。怎样选择教材呢?他们认为“此种教育之工具，自以历史上之教材为主体，吾人欲培养一般国民有爱民族爱国家之思想而适用于现代，对于本国历史上关于民族、疆域、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之教材，须选择补充，凡合于上列标准者则尽量加以发挥，其不甚切合上列标准者，尽量加以缩减，庶几有裨于抗战建国之需要。”⑤更进而问要怎样去运用教学方法呢?他们认为“多作乡土的研究，乡土研究最易使学生发生爱家，爱乡及敬爱祖先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出发，便可以产生爱慕、眷恋及维护国土的决心……尽量利用国庆日国耻日及其他纪念日，在各种纪念日实施特殊教育……俾能养成学生正当的国家观念……最后应当提出的，便是教师的人格感化。”⑥从这里可以看出唯心论者虽然重视了历史教育对精神的动员的重要，但他们的方法是脱离实践的一种空虚的一套，企图用历史陈迹的刺激以培养封建的爱乡敬祖观念，进一步去发展为爱国观念。以达到所谓精神国防者所竭力的作用。并且，从这种思想的发展上考察起来，它还多少保留着过去统治宣传的法西斯思想的残余。虽然他们是从主张抗战的观点出发，但从这些办法引伸的结果，必然要达到违反抗战利益的方向去。他们便进而主张读史救国的理论，想于埋头在中国浩瀚无涯的史料中去击退日寇，他们认为“除通史应为常识外，就一般人言之，则古代史最宜熟悉，诚以古代史为本国文化之渊源，后代之制度思想皆于是出乎，不溯其源，不足以明其本，不知其本，不足以窥其变，在古代史中首推六经，所谓六经皆史之说是也。”⑦这样史的范围是被放大了推及于六经，于是读史救亡实际上是读经救亡的扩大。无论主观上如何?客观上要大批活泼有为的青年脱离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无疑是减弱抗战力量，是一种反动的理论。
我们不反对某些专家对古代史料作深刻的研究，但坚决反对要一般青年皆去无目的地或者以救亡为目的而去埋头故纸之中。然而我们也决不轻视精神作用，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正如吴玉章同志所指出“历史科学是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斗争底有力工具。”“我们常常看见，凡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则会削弱其民族自尊心和奋斗底信心。”⑧但完全脱离实践，主张读史去救亡则是一种后退的理论，必须加以反对的理论，这正是唯心论历史学者走向没落之途一种退步的理论。
(2)建立民生史观的企图
唯心论者历史家们大部分是走向消沉没落了，而某些人们则为着政治作用，企图向科学的历史方法反攻，乃抽取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一些消极的二元的观点，加以扩大，企图建立所谓民生史观，以与唯物史观相对抗。这部分人理论如何?成就怎样?且作如次的简单地叙述：
第一，什么是民生史观呢?在中山先生的遗著中是找不到的，只能看这些信徒们(?)的解说了，“今试进而研究民生史观——民生史观者乃谓历史之活动及进化其原动力为‘民生’……民生之谓何?总理的解释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知民生之本质非纯为精神，非纯为物质，亦非心物二者之相互独立，而乃心物两因素融和，换言之，民生之基直乃合心物而成为一元，非二元也”。⑨这里所谓社会进化的动力——心物融合的民生，照他引中山先生的话来说，照常识来说，是不外于“衣食住行”，不外于“保养”。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却有更多的巧妙的引伸：
“而社会所谓心与物，实在是一件事体之两方面，着眼于能力或动态方面的人认宇宙为精神，着眼于静态或体质方面的人认宇宙为物质；国父望天人遍察宇宙一切现象‘生’之一字来解释。面乎万古，放乎六合，将无往而不适宜。”⑩“在民生史观中。‘生’乃宇宙之中心，非唯心，亦非唯物。”(11)
“生的本体是太极，一切事物，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太极……诚是生的发动点。”(12)
从这些解说中是愈来愈糊涂，中山先生所说的现实社会中的民生，被阉割成为一个“生”。而这个“生”是神妙不可思议的太极或诚。它便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心?这些“太极”，“诚”虽使人不易理解，但也有较明白的说法，“我们的结论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所以也不是物质；而是进步的智能，进步的意识，意识控制存在，才是社会进化现象的真理说明。简单一句话，主宰着社会进化是人绝对不是物。”(13)从这里便抛掉了非心非物的神秘外衣，而清楚地显示出唯心论的本质了。一切自称为心物综合的二元论者，谁个能脱掉唯心论的范畴呢!所以连他们自己也有人觉得自称为一元论的不大妥当，而称之曰“一元的二元论”了(14)。不可捉摸的“生”的掩盖下的民生史观，揭开来看，仍不过是意识决定存在，是社会进化的真理。这便是它的基本点了。
第二，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的曲解和恶意的攻击，以图达到其政治上某种目的。首先是企图抹杀唯心唯物两阵营的分别，将唯心论者各种对历史的错误看法，列为种种史观，如胡秋原、谬凤林等的办法，列举所谓：宗教史观，伦理史观，地理史观，心理史观，伟人史观，群众史观等等无穷的史观来与唯物史观并列地研究其得失，以图抹杀唯物史观科学的特点，好去淆惑视听。(15)其次便否认历史客观存在的真理，抹杀唯物史观为客观历史法则的反映，而认为“在人类纷纭繁杂的各种活动之中，为了学者注意点的不同，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史观。”(16)从而强调了个人主观的差异，以否认人类对历史客观发展法则的把握。再次则以武断的办法，硬说“经济史观，本名唯物史观，物是指物质的全体，包含所有的气候，山川，土壤，产品等的物质和环境，但马克思的学说，没有这样广阔，他只论及经济方面，经济是物质的一部分，而不是物质的全体。因此学者把唯物史观，改作经济史观，以求确切。”(17)这样武断地将唯物史观与经济史观混同，而责备它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虽然伟大的历史作品上明明如次指出：“至于说到社会的观念，理论，观点，政治组织的意义，至于说到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而且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历史中的严重作用和意义。”(18)这有何不可随便抹杀呢?
第三，便是强调道德精神超物质的作用。正如缪凤林辈所举出的原宪、荣叟这些隐君子的安贫乐道的行为，是超经济的，非唯物史观所能解释的。但他们为什么只产于封建社会而不能从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发现他们，这恐怕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给以解释吧?正因为他们强调了精神作用，企图让大人先生们从物质上发其困难财，而以精神动员，动员饥饿线上的民众去抗敌，要他们为国亡身，或者安贫乐道，以精神充饥，所以对共产党以加薪加饷，列为救国十大纲领之一，要“实在忍不住说几句抗议的话：毛先生，你也太迷信唯物史观了”。(19)这便是他们从研究学术背后所透出的政治背景。
最后，他们的成就，除去玩弄太极，诚，动静，体用，生这一套玄虚的名辞去建立不可捉摸的民生史观的体系外，便是对唯物史观的武断歪曲和攻击。然而，除此外还没有谁能应用民生史观的法则去研究历史和写成历史作品，唯一的用途，便是替发国难财的人们辩护其反对改善民生，只要精神动员的办法是正确而已!
(3)唯心论历史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几种看法。
第一，是酆传诗对中国社会不能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社会自秦已脱离了封建制度，但是二千多年来却停留在某种阶段。这一阶段既非封建社会亦非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它属于何种范畴?酆先生是未加说明的，总而言之，它脱离了封建制度，走了千多年，还未走到资本主义化而已。它为什么老是走不到呢?据酆先生的解释：“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未能资本主义化，也只能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方面，去找求解答。”从这里酆先生是得到解答了，是儒家自足原则，传统主义的经济精神，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打破这种限制，便需要“资本主义下盛行的合理主义”。“由传统主义跳到合理主义，中间必有一种力量，把这传统主义打倒才行，这种力量是什么呢?韦伯明白地告诉我们，是合理的先知先觉。中国这两千多年，所以囿于传统主义，而不可转入合理主义者，就是在历史上没有合理的先知先觉。”此外酆君更举出法律不良，技术落伍，征发制度等几种附属的条件，因而，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便被酆先生找到了。从此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化，而是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目前及将来的经济精神已经由先知先觉孙中山先生规定为平均地权、限制资本了。所以将来的方向是“向有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迈进”。(20)
第二，是雷海宗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与中国兵”及英文“中国年鉴”中所发表的主张：他把中国过去的历史分作两大周期，“第一为古典文化时期，是自有史以来迄肥水之战，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人创造自己的文化，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第二混合文化时期，是自肥水之战以迄近代，在这个时期里，一方面有北方野蛮民族不断地骚扰，它方面有印度佛教的输入，所以雷先生把它叫做鞑靼与佛教的混合文化时期”。(21)“著者根据他们分段法称目前的建国运动是第三周期文化的开展”。(22)雷先生原著未在手边，以上仅是根据别人对他的评述。恐怕非其全豹?
第三，陈石孚先生的意见，则要把中国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为“部落时期包括周代前的那一个时代，也就是唐虞夏商四个朝代”。第二为封建时期，包括整个周代。第三为帝国时期，“秦始皇灭亡六国以后，废封建，分全国为三十郡，成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从此以后是这一帝国形式的延长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帝国的社会性质如何?陈先生是本予解释的，他把这一长期分为七个治乱循环的段落，即是：秦汉期，汉魏期，晋隋期，李唐五代期，宋元期，朱明期，满清期。每一期都由治到乱的一个循环。为什么不五期六期而编要分作七期，宋元为什么要并为一期，明清却又分作两期，陈先生并未说出他的根据，而治乱循环是否恰是七次，陈先生也未必计算十分精确?总之，这两千多年是帝国时期，内中包含七个治乱循环的阶段，你们知道这些也就够了。以后便是共和期，为辛亥革命到现在。因为“我国历史家向抱盖棺论定的主张……且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今犹健在，倘递下断案，恐不流于阿谀，即失之讥弹”。“为着保持我国传统历史家的态度起见”，陈先生便只好“将前期史实存而不论”了。(23)
从以上略举的三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便是他们都抛弃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形态的不同，想从上层建筑物中找寻解释社会发展的关键。只能得到谬误的空论而已。
C 适应抗敌的宣传活动
上边已略述抗战营垒中两大历史派别不同的活动及其成就，但却有一个方面，都为两派活动共同的趋向，便是适应抗战需要，从历史方面所做的宣传教育活动，虽然程度与内容有多少的差别，但大体上是相同的。这一运动所触及的方面是广阔的，从专门论著，简明历史读本，报章杂志上的论文，通俗化的各种小册子等等的不同的形式；内容方面也各有不同，有的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指出抗战发展必经的前途和必能达到的成就，有的从中国宪政史的发展，证明今后民主政治应走的道路和必经修改的以前的某些缺点，有的从民族抗战的史迹中证明我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和投降分子的危险性。有的从外国抗战的史迹叙述来以资借鉴。有的从写作抗敌民族英雄个人传记上来激发抗敌热诚。有的从事各种通俗化的活动，而包括最广：如从已有的成就来看，则从平话式的简明历史课本，传奇式的个人传记，以及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等形式皆被利用，而内容总不外取材于抗战中英伟壮烈的史迹或古代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敌故事。这方面范围既广，材料繁多，不可能详细加以叙述，只能采取有代表性作品少加论列，当然挂漏还是很多。
第一，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指出抗战发展必经的阶段和其前途，给全国以伟大教育意义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它所指出的抗战必经的三阶段和必将到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伟大结论，已为全国坚持抗战的人们所奉为指标用作奋斗的方向了。
第二，从历史发展上证明民主政治的必需及中国宪政运动史的发展趋向的论文很多，我们这里且举邓初民先生最近在中苏文化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为例，邓先生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人士的共同见解。他在本文中首先强调了抗战、团结、民主三者的有机联系，同时更指出：“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不能抗战；同时没有民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亦没有政治上的进步乃至各方面的进步，就没有团结，无从团结。”(24)复次他从史的发展方面，检讨了三年来的民主运动，指出其成就和缺点，特别指出后半期的民主运动“各种政治问题的困难，反而特殊深刻”。(25)而省市参议会的人选更远较国参会为落后，而强调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化的必要，指出真正民选的民意机关和宪政运动民主化对抗战的重要性。最后，邓先生的结论则达到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战胜一切阻碍达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武器，这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从历史上证明抗战胜利所必须的条件的著作可分从四个方面来看，有的从中国抗战史上证明团结持久的必要，例如武伯伦先生的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武先生这本书不过是七八万字的小册子，有的地方太简略了，例如元末农民战争能够驱逐异族出中国的这一胜利史实差不多全被略去，但对南宋投降政策的失败的恶果，则注意地论述到了。而且武先生的分析批判是锐利、正确的，他超出旧历史的限制，很正确地叙述了南宋民众抗敌力量的伟大，及腐败政府如何畏惧和嫉视民众力量而加以限制与防害，致使抗敌失败，走向投降的道路。对于南宋政府背叛民族利益，甘心投降的内在原因，武先生的分析是深刻的，他先叙述了北宋时代残酷的剥削所激起各地反抗的斗争极为普遍，虽然“北宋之后，民众反抗运动，虽然有由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的趋势，然地主政府仍不敢与之合作。因此宋与金的统治者，在争取地盘，扩大剥削范围上，虽有互相矛盾冲突的当然现象；在压平民众叛乱上，却有统一作用的必要，这是宋金和议有可能性，而且是一般汉奸认为必须与金议和的根本原因”。(26)从而武先生在全书中都强调了依靠民众力量，反对投降的主张，关于明末反抗满清的革命运动，武先生也同样看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而其终为失败的原因则不是敌人怎样强大，而是抗敌力量的内部分裂互斗的结果。从而武先生在全书中也强调了团结的必要。武先生为西北教育界先辈，这一简单小册子的全部意见，正代表了广大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人士的意见。
有的从历史上汉奸组织对抗敌的危险性，以促起今天对汉奸组织的警惕。例如翦伯赞先生在中苏文化六卷二期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便是很好地叙述了南宋时汉奸及傀儡组织等危害抗敌的罪恶行为之后，从而指出“在抗战两年零九个月的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抗日力量，坚强的抗日的民族意识，然而同时也是汉奸活动登峰造极的时代，这些汉奸，他们每天都在企图消灭抗日力量，残害抗日爱国分子，以求达到彻底卖国的目的，凡秦桧之所为者，今日的汉奸皆优为之”。(27)虽然在本文中翦先生认金人南侵为宋朝经济封锁所引起一点，既不合当时史实又不应为侵略者找出理由，侵略者的行径是没有正当的理由可言的，然这并不能掩盖翦先生全文对汉奸心理的揭发和明快地论断。
有的从各国抗战史中证明中国抗战所必须的行为，例如姚江滨先生世界各国民族革命的史训一文，便是列举了英法美希腊各国抗敌史实之后引申出八条教训，这里面如：“不求和，不妥协，奋斗到底”。如接受外援力量，而不专靠外援，如动员民众，发挥民族威力各点都是十分正确的结论。当然姚先生并不是运用十分科学历史方法去分析西欧史实。很多地方还重视表面现象。这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人士，虽然所用方法不同，所达到有深浅之别。但同样能得出依靠民众，坚持抗战的正确结论来。(28)
有的从日寇对我国关系的历史的简述。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多。我们所知的有李绍和先生的日本侵略我国小史，沈洁先生的日本侵略中国小史。李毓田先生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潮，李季先生的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等等，皆为抗战后出版的。但十分满意的作品则似乎还未看到。李季的著作比较大型的。但除史料搜集外是很难看出他的意旨所在的。
第四，为着激起抗敌热诚，各种抗战人物的传记也出版了不少。从毛泽东同志，蒋介石先生直到赵老太太等传记都有。但很好地将个人对抗战关系相联系去正确叙述的作品也似乎还未见到。
第五，通俗化的工作也很被注意，大后方，各个战区都有这类作品印行，比较成功的较大型的作品则有平心先生各国革命史讲话，胡绳先生主编救国通俗小丛书中法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等等。其他用各种形式写作的读物，多不胜收。无法一一加以评述。但大体上为着力求通俗，多沦于一般化。更具体，更生动，更新鲜活泼等方面的进步也还须更多的努力。
第三节 日寇及投降分子的活动
A 日寇侵略政策利用下的历史学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是使用了一切的力量的，从武力以至于文化，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地动员了。它的活动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为着麻醉抗敌的意识，提倡陈腐的封建思想。便从历史上找出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再加以歪曲的制造，编为通俗的历史读物，如孔子事迹与思想等类的小册子等等。
第二，为着减轻中国人对日寇侵略行为的仇恨心理，便强调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史迹，以刺激中国人仇恨白种人的心理，而同时则高唱中日同种同文的滥调，将日寇的侵略行为曲解为帮助中国人抵抗西方人侵略行为的义举。于是近百年列强侵略中国的史实，也被编为各种通俗的小册子，如近代史中之欧美侵略中国之实例。英国对华罪恶小史等等。
第三，则动员日本军阀的御用历史学者，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加以歪曲。举例来说：德富苏峰是日本学术界的老宿了，这七十余岁的衰翁，也不能不以其垂死的残年，为日本军阀服务。他在华文大板每日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装出学者公正的态度，来论述日本与中国互相了解的必要，也斥责一般日本人轻视中国的态度为不当。好象他是客观地从历史上了解中国。他是怎样了解呢?第一，他认为中国为旧国家，日本乃新国家。“而中国虽至今日尚与尧舜时代之中国，在大体上无大差异”。第二，“无论中国、日本，两国均以忠孝为国家及社会之基础。惟中国以孝为先，次及于忠”。“……但在中国，则无论何处均为以孝为主，而中国在忠孝难两全之时，每多取孝，总之中国乃家族本位，以家族本位而建国”。第三，“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力量，虽被外族侵入，仍能同化他们，决不会亡国”。当然从苏峰先生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中国人只要保持数千年前形态，无须进步，因旧是中国特点，是足以自夸的特点，无须爱国，要紧是尽孝好了。日本人的侵入也无甚可怕，反正中国会同化外族，不至亡国的。这便是日本军阀工具的学者对中国的了解。更奇怪是，他指出日本接受中国许多文化，所以中国是日本的恩人，但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的恩人。因为它甲午之役打了中国，促使中国觉醒，应当感恩的!所以今天日本又打了中国，中国仍应感恩，“与日本提携，以保持其在东亚旧大国家而发扬之”。(29)
其次，秋泽修二，是以前以辩正唯物主义者出现的，虽然现在已经变节投降了日本的法西斯军阀，还要装成披上以前的外衣，釆欺骗一切，当然，德富苏峰型的陈旧滥调，也许不能欺骗前进的青年，更让秋泽来一套辩证唯物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罢。应运而生，秋泽便于去年(一九三九)发表了他的“支那社社构成”的大作了。秋泽仍旧窃取科学历史方法的的外衣来掩盖其丑污，是窃取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光辉的见解而加以歪曲来作为立论的根据的。第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给予了一个特征。这便是“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这种停滞特性由何而生呢?便由于中国的农村公社及父家长制度而来，由于人工灌溉及与此相关系的中央政府的经济机能而来，由于敌对的社会构成而来。因为中国是有这样特殊的停滞性，社会的发展便陷于长期的停滞之中，或治乱的循环往复。要打破这样停滞，中国社会本身是无此种内在力量的，只有感谢外力。所以互相乱华的外族的侵略，结果便促进唐以后的封建社会的形成，“由于欧洲资本主义侵入，亚细亚的停滞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之‘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终被破坏，以农业为中心的旧中国的生产机构终被解体，终创造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第二，再来看秋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罢，他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划为四大阶段，殷商时代为氏族社会，周到汉为奴隶社会，从西汉末到唐初为过渡时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从唐到清是封建社会。这里必须注意到他所歪曲的各个特点。1.他认为周之代殷，不是殷的属领的周对殷的反抗，而是外来种族的侵入。后魏的侵入自然也是外族，这些外族侵入便是促使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2.奴隶制的消灭，不是经过革命，而是由于汉元帝下诏令免十万奴隶为庶人的结果，同样封建制度的形成，也由唐玄宗时逐渐发生的，社会的变革无须要暴力的革命。3.从汉到唐的一千余年是不知所属的过渡期。4.中国奴隶社会曾复活于封建社会之后，经过唐宋的封建社会之后，无人的侵入，又复活了中国的奴隶社会。第三，秋泽又将中国社会与日本和印度作对比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性与日本不同，日本社会具有前进的自立的特性。中国社会却是与印度同型，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因于中日两国社会性格的不同，便引起了现在不幸的东亚事态。于是他的任务，便在指出要以日本社会和中国与印度社会性格相异的基础之上去了解现代亚细亚日本的特殊地位：便在说明，此次的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把那些为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的政治支柱，即所谓军阀统治，从中国广大的主要的区域中清扫了。与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与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结合，拓开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于是，秋泽先生便完成了其科学研究的使命了。这种卑鄙的法西斯走卒们对科学历史方法的侮辱地歪曲和盗窃。本来是欲盖弥彰的。论理中国的学者只有揭发其阴谋无耻，决不该受其影响的，但以辩证唯物主义者自居的向林冰先生，却受其影响，袭其意见，作为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基本的观点，来向中国青年作再输出。这真是日寇所获得的不少的收获品了，我们不能不替向先生惋惜之至的。
B 妥协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为着替投降妥协行为找根据，为着替现在的行为辩护，于是妥协分子们便动员了他们的历史家，去作历史上的翻案，替历史上卖国投降人物作辩护。这一派中不能不推蒋廷黻为老手，为能手了。无论蒋先生主观上如何居心，客观上他是鼓吹投降妥协的能手。由于蒋先生的自白来看而且是个老手，远从九一八以来，他便有一贯的主张，抗战后则更具体的发展了论文和著作，如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大纲，百年的外交，“再论近百年的外交”等等书和论文。除中国近代史不在手边外，我们且检讨一下其他著作中蒋先生的意见罢。
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不过是五六万字的小册子，按其内容来说，与其叫作中国近代史，不如叫做近代投降史更为确切，因为近代许多重要史实在其屏除之例，单单有系统的叙述了晚清以来各次投降的活动，而为之辩护其行为之正当合理。我们不能不佩服蒋先生文笔的清晰生动，很流利的通俗地叙述史实。正为如此，更帮助了对内容毒素的传播。简括本书的内容涵义，不外如次各点：
第一，是替举世公认的投降卖国的罪魁辩护，于是首订中英条约的琦善，受贿卖国的李鸿章，儒怯无知的奕沂、文祥，都被蒋先生推为具有远大目光的外交家。他认为琦善是“下了一些知己知彼的工夫……所以他决计抚夷”。(30)而奕?与文祥则是最勇敢，最进步的人物。“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形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奕?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胆的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31)李鸿章呢?当然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缺点则不该联俄抗日。而当时具有民族气节，主张抗敌的林则徐，在蒋先生的笔下，变成了无耻的两面派，外面主张抗敌，内心实是畏敌的小人，蒋先生深以清庭将林撤职，未让他去同英人接触，未亲自遭到失败，以至到今天还保持抗敌的虚名为可惜。
第二,则故意轻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严重损失，认为北京“条约鉴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未丧失一寸土地(九龙半岛蒋先生是不把它算作土地的)。……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割地赔款，协定关税在蒋先生皆认为非主要的)。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兴福。看我们振作与否”。(32)日寇不是曾认为甲午之役，打了中国，为中国的恩人，蒋先生是与之具有同感的。
第三，嘲笑民众力量，硬说拳变时是顽固分子利用民众、玩弄民众为依靠民众，“顽固分子以为可以依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的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徐桐，刚毅传统的法宝”。(33)但是在蒋先生眼中民众是毫无力量。不但拳民无知闯祸，就连平英团的广东人民也是无用的胡闹，所以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34)问题在他们并未真正依赖民众，却反而疾害民众力量的发展。这一点是蒋先生所不能或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强调忍辱图强的谬说，便认为“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功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以免战争”。但是人家打了我们怎样办呢?只有屈辱求和，所以他称“恭亲王及文祥两个人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既然史迹斐然，有例可寻，那末，今天的抗日为多事，何如用外交手段收复今日的首都南京呢?这便是蒋先生弦外之音吧。
总结地说，民众不可靠，战争不可恃，当政者要有琦善，奕诉，文祥，李鸿章这样的卖国的精神，去忍辱求和。便是该书的一贯意旨所在了。
在百年的外交一文中，蒋先生更大胆的发现“自宋以来，士大夫的极端注重气节的，最近这百年并不例外。无论我们是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和林则徐、琦善、耆英，柱良，花沙纳，或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国潘，李鸿章，郭嵩焘，曾记泽，薛福成或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当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这样大胆的发现，要我们人民安心信任这一段“忠诚可靠”的外交家，他们是由“我国数十年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土大夫的爱国心肠，这□的根深蒂固，无须我们过虑的”。(35)但是蒋先生竟胆敢替时代最近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行为辩护，认为正当，终不免引起人们的过虑，所以引起邓公玄先生的过虑，疑蒋先生别有用心，所以他说“看了这两段文章(指百年的外交论文，我们不说蒋氏替琦善，袁世凯二人翻案为不当，只是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替他们翻案?”(36)
这一问题真把蒋先生问住了，他只能举出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这一套是在国内外许多大学内讲过，在中英文杂志上发表过的。不错，我们也早知蒋先生自九一八后即高唱投降外交的，这个能证明什么呢?不过证明他是投降老手而已，但在全民族英勇抗战之时，还加倍来散布这有引诱投降的毒素的老调，只能是更加其罪恶深重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举出他作为投降派中最典型的代表。
第四节 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斗争
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都和实践更密切地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历史学上的理论斗争可分为两大方向，第一是历史科学方法建立的方面，这里面包括了科学方法的介绍和错误理论的清算。第二为反对日寇汉奸诱降及投降等理论的斗争。当然有些文字是双方面都包括到了的，并无绝对的界限，还有一种文字如对新作的评论介绍，虽非斗争的文字，但也多涉及理论问题，也应附属于此。
这方面的工作虽然还嫌不够，尤其是关于对汉奸投降理论打击的不够。但已发表的文章也颇不少，这里为篇幅所限，自难一一论及。仅举出几篇有代表性的。存在手边的文章略加论列罢：属于第一类如候外庐先生在中苏文化四卷二期所发表的“社会史论导言”。翦伯赞先生在读书月报二卷三期所发表的“中国历史科学的实验主义”。吴泽先生在同上书二卷四期所发表的“怎样运用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史料”。华岗先生在同上书一卷十期所发表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等等。属于第二类的如吕振羽先生在理论与现实二卷一期上在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及其在中苏文化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年特刊上发表的“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陈伯达同志在解放六十一期上的，“评陈独秀的亡国论”及同上书八十五期上的随感录等等。而焦甘霖先生在理论与现实二卷一期上所译的“评朴克洛夫斯基学派的历史理论”则为介绍苏联理论斗争的文字，也应属于第一类中。
我们知道，朴克洛夫斯基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学者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苏联对朴克洛夫斯基经济唯物理论错误的清算，给予历史学上一个很大向前的推动。焦先生本文为译自真理报上耶洛斯拉夫斯基同志的一篇论文，对朴氏的错误各点以概括的论述，并指示其错误的根源为在于他是个不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时常拥护经济唯物理论。本文的介绍，对中国历史学者是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帮助的。
侯外庐先生的一篇论文。则是想利用资本论中散见的有关社会形态的文献。抽取结合起来。给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一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给认识社会形态的方法论一个示范。侯先生对于决定社会形态应由于生产方法，而生产方法与生产诸关系又是互相渗透的。不能孤立开来，只认作生产诸力的总和。给以明白地叙述。是十分正确的。虽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建设，但也做了破坏的工作。它对罗隆基，陈独秀辈，认“苏联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37)的理论给以打击。不过侯先生仅以苏联没有阶级一点作证明，而认当新经济政策时代，生产物的分配是有资本主义的要素，为生产编制却是社会主义的要素主导着。而对于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苏联的分配，则未加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基本法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分配，表面或有相混之处，本质上的截然不同，未予详细说明，而对罗陈等的批评也未进一步发现其错误本质所在。则可为遗憾之点。然这并不能掩盖本文的功绩的。
翦先生对实验主义者的批判是正确的。他指出实验主义者以主观观念论出发，以渐进的进化论为历史发展规律，受限于机械地因果律，强调历史发展中主观作用，强调历史的偶然性等等，因而否认历史客观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历史的突变，否认各个因果间的联系，否认客观对主观能动性的限制，否认历史必然的发展等等的缺点，也是对的，对历史学中经验论的残余是有力的打击。但翦先生忽视了“五四”时代他们曾尽过的责任。一概加以非难，似有点近于超历史时代的非难了。
吴先生和华先生两文，虽无多少的创见，但将历史科学方法的某部分作有系统的叙述。而指出某些错误观点的要不得，对广大青年，是有用的文字。正需要多做这类工作。
吕振羽先生两篇文章，主要为对日寇代言人秋泽修二的支那社会构成一书的批判，当然这是极要紧的工作。吕先生的批判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他在指出秋泽的见解是以地理史观为基础时，他的理论是对的。但吕先生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时，却举出“最主要的，而是中国所处的大陆环境，可耕的土地是一个最广漠的区域……中国又没有强大的民族来加以阻挠。这使中国社会内在的矛盾斗争不断地获得缓和，阻碍了生产力的跃进与生产关系的破坏”。(38)这里吕先生却以地理作用来做为主要因素了。而且中国何常未受外来强大的民族的阻碍呢?元、魏、金、元都曾大大地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民族侵入残暴地破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但在抗战今天应当强调，而且具体史实也更如此显示。试将金元侵入后经济与唐宋对比，是显然可见的。异族入主，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停滞。这一真理与秋泽所说中国发展由外族推动，是真实的反对物，吕先生未注意到用此打击日寇谬说是很可惜的。
复次，吕先生因为反驳日寇，便强调中国没有停滞现象。其实如果细察史实。互相乱华之时，金、元侵袭之日，何常无此现象。问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正由于外族的侵略破坏。而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时代汉、唐、宋正是击退外族侵略之时代。如果不认清外族侵入破坏停滞的作用，则吕先生所认为宋代已到封建末期，这以后千余年时间为何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倒无法解释了。正因元和满清入侵的破坏作用，才使宋以后社会未得到正常的发展。这几点的认识不到，是吕先生文章的美中不足。
陈伯达同志，评陈独秀的亡国论，本不当作为历史学方面的问题。但批评了陈独秀的进化论的渐进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其对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的托派老调的重唱的批评则是属于历史学方面的。这本是一般公认的问题，因陈独秀重新拾起老调，便不能不引起再度批评了。
在随感录中批评了蒋君解释建国的化装了的投降理论是正确的，但对蒋君正面的投降著作中的谬论未予提及，似乎不够。不过这篇文章只是随见随感的东西，并不是对蒋氏专门批评的文章。
最后，关于历史作品评论的文字，读书月报上差不多经常登载。其中如赵荇先生对中国政治史讲话，照念先生对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各国革命史讲话，楼毅先生对世界文化史讲话等的批评，都很细心地指出原作的缺点和其长处。对之作了较正确的评价。虽仅是介绍的短文，却也含有理论批评在内。
简单的结论
从上面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三年来的历史学是大大地前进了。为着抗战，它更走向实践，更带着战斗的姿态。
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他从各方面做了工作。从方法的中国化，史的整理以至反投降理论的斗争及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唯心论的历史学派则趋向没落。一部分人仍限于实验主义的范围。另一部分人为着某种政治作用，企图以建立“民生史观”来与唯物史观相对抗。历史限定了他们，不能带丝毫地科学气味，只能成为无聊地政治上反动的宣传。
日寇、汉奸也歪曲历史，作为诱降投降的宣传与辩护。但遭到了应有的回击。
从总方向看历史学是进步了。但还不够，远落在现实需要之后。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有了很好的成就。全国各前进杂志刊物时常登载前进学者们的作品。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史的整理，则还在开步走的阶段，成就不多。反投降斗争也还不够广泛，许多种谬论任其传播。还未作系统地批判。通俗化的宣传教育活动离现实需要很远。质与量双方都需要很大的改进，是急切需要推动的部门。
历史学是进步了。做了应做的工作。但还很不够。不足供现实的需要。我们不但丝毫不能以此自满，反之，要对现实更加策励，要今后更多的努力。
第二节注：
1.论新阶段P一〇二
2.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中国文化二卷二期P二一
3.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向林冰，理论与现实一卷五期
4.历史教育与国防，杨友群，教与学三卷三期
5.选择历史教材的目标，郑鹤声，教与学四卷六七期合刊
6.同注三
7.读史救亡论，余景陶，国论十四号
8.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吴玉章，解放五十二期P七
9.民生史观之研究，何运，中央周刊四十期
10.民生史观的要义，黎博文，力行二卷二期
11.三民主义之社会科学中心学说，江寅，力行二卷二期
12.总论的宇宙观，郑元瑞，力行二卷三期
13.民生的历史哲学之基点，李显承，中央周刊二卷十六期
14.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心物综合论，陶国铸，中央周刊二卷三十八
15.见胡秋原世界史略，连载于时代日报周刊祖国各期及缪凤林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载思潮一卷一期
16.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缪凤林，思潮一卷一期
17.民生史观，最完善的历史哲学，吴胜已，中山月刊二卷七期
18.联共党史精装本P一三八
19.同注十五
20.以上所引均见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资本主义化?酆传诗，新经济五卷九期
21.中国史分期问题，陈石孚，新政治三卷一期
22.蒋廷黻评中国文化与中国兵，新经济三卷九期
23.以上所引皆见注二十一所引书
24.抗战三年来的民主运动，邓初民，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25.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P二一
26.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之史论，翦伯赞，中苏文化六卷二期
27.姚著世界各国革命的史训载新政治二卷六期
28.以上所引，皆德富猪一郎，中日相识乃相亲之前提。华文大版每日创刊号
第三节注：
29.中国近代史大纲P一五
30.同上书P三五——三六
31.同上书P三五——三六
32.同上书P一一三
33.同上书P三一
34.同上书P五八
35.百年的外交，蒋廷黻，新经济一卷四期
36.见再论近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引邓先生的话。新经济一卷七期
第四节注：
37.侯外庐先生引陈独秀语。见社会史论导言，原引再生三期罗文，陈文未注出处
38.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P六七
叶蠖生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期)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