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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一、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仅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
近二年来，自然科学在中国确实有相当的发展，但不是有计划的，而是自发的，盲目的。
在第一次欧战及其结束不久的时期中，中国的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迅速地发展着。从而农业方面，首先就是植棉。于是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专门学校和大学，就伴随着工业和农业发展起来，即送学生出国留学也成为家常便饭了。这是第一次欧战前所没有见过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工厂和在学校能独立解决问题者，也不在少数。所不可解者：抗日的国防工事和购买军火问题，还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顾问；中小学教科书，全委之于商务印书馆一手包办；大学和高中采取欧美的原本或译本，其中虽有不少的名著，可作参考之用，但各种不同目的和不同程度的学校，常常采用同一的书籍；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不能支配外来的书籍，反而被书籍所支配。所有这些都表现着培植科学人才和使用科学人才的无组织性和无计划性。
由于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一方面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全体资本家，他们不依靠生产，而依靠投资，因此对于科学和技术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在小城市和农村还是手工业和小农业占优势，他们无力提高他们的技术，对于科学也不感兴趣。剩下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的束缚。维持单纯再生产，已觉困难，提高技术更成为不可能。至于买办，传统的习惯性，必然会使其忽视科学技术的独立，一切重要技术问题如国防，一概依靠外国顾问，国内虽有可造的青年，事前没有计划的培植，求学只是一家一人的私事。当国家多难时需要技术人才时，又因平时没有组织，虽有技术科学人才，录用又未必得当。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当，因此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前车之鉴，后车之戒，所有这些问题，是有全国意义的。我们边区也不是例外，而且文化教育和经济的落后，边区更甚于腹地各省，这二三年来应极力提倡科学，优待技术人员，但在极狭小的地区，外受日寇的压迫，内受友军的封锁，因而科学人才来此有限，图书仪器和机械，输入不易，一切需要自立更生。一切关于科学技术问题都要一件一件从头做起。虽然如此困难，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前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豪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写照。
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利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抓住中心的一环，又照顾到锁链的全面，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详细的调查。反之，如果粗枝大叶而为之，枝枝节节而为之，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同时也就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我们应该弥补我们的缺陷，同时也就弥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国家的缺陷。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能完成的，所以“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怎样培植科学人才问题的提出，首先就需要决定教育方针，课程标准，学校系统。至于关于科学发展的组织，除教育机关以外，还须有领导机关，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Academi，苏联的自然科学院等。且需有群众性的学术机关，如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等。怎样分工?怎样联系?都须由先进的党在原则上领导。
二、有计划的进行科学建设，首先必须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建设的中心任务在那里?建设的程序怎样?所有这些问题是科学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需要根据边区的实际环境来回答，同时还要根据一般的原则来回答。
要知道自然科学是什么?首先就应该知道自然是什么?因为自然科学，只是客观的选辑主观化，即自然的规律被人类正确地反映而转化为科学。其局部的、非系统的反映即为经验或常识而非科学，经验或常识丰富起来或迟或早必然会转化为科学。但一切没有原则化的经验，在某一狭隘的具体问题上虽然常常较之一般的科学内容丰富，因为缺乏对于自然系统的了解，换一时间或换一地点即茫然无知。例如有经验的工人作长期的专门工作对于他们的专长的了解，有时超过了领导他的工程师，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仍然脱离不了工程师的领导。因为工程师能系统了解问题，而且所了解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系统，而是自然自身具有的系统，“自然是个自地有生命的全体”(黑格尔百科全书二百五十一节)。科学家应该吸收一切的经验以丰富自己对于科学的了解，新的经验必然会增加科学以新的成份。科学家还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只有中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
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宜言上写着：“儿童废止工厂的劳动(非教育的即非原则的劳动)，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原则与实际结合)。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口号。我们边区同样有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曾在边师有过这种争论。在这种争论上，科学院是否应办大学，如果办大学，现在的分系是否合理?都成为争论。
(未完)
徐特立
(民国三十年九月廿四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