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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通史简编中吸收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它从“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这广泛纷乱的大堆材料中去寻找(见通史简编序)原料。就材料的丰富来讲，的确可说超过任何现有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过去中国历史课本的通病，在于引用材料时往往直接抄录原文，不加翻译、溶化，致使对中国的文言文素养较浅的读者见而生畏，不能卒读。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阅读的兴趣。
譬如在本书上册二四页上，有着这样的话：
“盘庚训告众民说：你们不听我话，天上的先王要忿怒，说，你们为什么不顺从我的小孙子。你们的祖先，都请求先王，大大降刑给你们，把你们杀绝，不留种子。”
这是很明白的晓畅，生动易读的，但在《尚书》《盘庚篇》的原文上，却是这样诘倨拗牙的文字。
“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子朕孙、……我乃劓歼灭之、无遗育、”
象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因篇幅关系，不一一列举。
因为枯燥的历史材料的叙述，往往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在行文中不时插用些生动可笑的故事、如：
“山东策士聚在赵国谋攻秦。秦相魏冉说不妨事。秦和策士没有怨仇，他们无非谋自己的富贵，所以议攻秦。好比狗，有卧的、有起的、有走的、有立的、彼此没有斗意，投下一块骨头，立刻争夺起来了。”(六五页)
这不简单是个笑话，笑话的后面隐藏着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士的本色。在秦王听了魏冉的话以后，费了三千金，便使赵国的策士象恶狗一样彼此厮斗争夺起来了。
又如二三四页上说：
“俊臣问兴，囚犯不承，当用何法。兴说，这很容易。取大瓮四面烧红炭，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布置，起立道，奉旨讯兄，请兄入瓮。”
特务人员用酷刑对待人民，不料这种酷刑就要落在自己的头上，而执刑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同行兄弟。
过去中国的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便是好古——喜欢古代史(春秋以前)，不高兴研究近古史及近代史(隋唐以后)。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主张并进行“书不读秦汉以下。”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因任务与时间的关系，也多半把更多的精神照顾到古代史上，很少涉足于近代史。因此便造成几本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中的头大脚轻的毛病。这是一种不良倾向。研究历史的目的既然主要的在认识中国，帮助目前的革命实践。在这种意义上，近古代史的重要性便远过于古代史，近世史的重要性更远过于古史。
通史简编力改了这个毛病，秦以前的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只给了八分之一(只就已写出的两册来说)的篇幅，而隋唐以后至鸦片战争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却给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它给与近代史有关的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历史以比较详细的叙述，比较大的比重来阐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状况，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写作的计划中，将以整个的一册给予鸦片战争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那将使完整的中国通史取得了一个新的面貌。
在行文上，通史简编力求其简练。极力避免空洞的议论，和无味的篇章，只求其能表达出历史事变的真象。可说每一句话，都有出处，都有所指，有时一句话的出处不只一个，有时几个字里便包含着两种以上的不同意思。例如叙述到战国末年，山东诸国为秦所灭的原因时，说：
“山东各国互相猜忌，不能合纵，供养食客，浪费资财，固然是灭亡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下府民众，在水深火热的境遇里，不能生活下去”。(六九页)简短的五十余字，包括了丰富的史实，并说明了山东诸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及次要原因。山东诸国的互相猜忌，互相斗争，是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整个战国时代的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充满了山东诸国互相厮杀的无数血腥事实。各国统治者间的利害冲突，为秦所乘，使他们互相团结西御强敌的良策——合纵，只三年便告破产。那些统治者，以他们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脂膏的一部分，供养一些鼓唇弄舌的寄生人物——士，希图他们为自己划策，为自己扬名，作自己政治斗争上的爪牙。其实这些所谓士，却都是些寡廉鲜耻的吹牛大家，在主子有钱有势时，都象狗一样的寄生门下，一旦主子失势了，他们便作鸟兽散，投靠到他人——有时是原来的主子的敌人怀抱里。由于山东诸国的剧烈战争，由于其统治者对民众的加紧压迫、剥削，使得其人民流离失所，发出“吾及汝偕亡”的喊声，这便给西陲的强秦造成东下取天下的物质基础。
文字的简明是通史简编在写作上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说，句句准确，字字恰当。由于写作的仓促，某些辞句上的疏忽仍是在所不免的。
通史简编的写作方针及其特点，大体便是如此。
那么，是否这本书就非常完美、毫无缺点了呢?在现代中国的史学水平下，又受了种种客观条件——现有些必要的参考书不易找到，没有机会同全国的史学家广泛的交换意见等等……的限制，再加上编者们学历、时间的缺乏，致使这本书还有很多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
在经济史的材料上，里面收集得不够充分，尤其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材料，颇感欠缺。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项著作(它们的作者都是士大夫)，对于这种“形而下”的东西记载较少，钩沉淘金的功夫不易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的学者们在整理这项材料上临阵脱逃，使我们无从利用他们的成果。同时编者们的才学不逮，当然也不能不在这个缺点的形成上，加了一个法码，假使我们把讲文化的各章与讲经济的各节对比起来阅读，便会感觉到前者生动充实，后者略显贫乏与晦涩。
其次，材料的充实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正因为太珍惜材料，致使在其取舍排比上留下了遗憾。有些地方，不免把各项材料一视同仁，无分轩轾的应用起来，应该强调的材料未曾强调，无关重要的材料又不忍割爱，这就造成了某些叙述的略现杂乱，读起来一时不容易得到要领。这种现象，在财政经济各节中较为显著。
由于顾虑到印刷与制版的困难，全书中没有一张图表——如历代疆域图，户口统计表，田亩统计表，大事年表等等。因此减少了这本书的明确性，减低了读者的兴趣。好在这个缺点已有了补救的办法，不久将有配合通史简编的《中西历史大事年表》补助读物的出版。
由于顾虑到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时间翻阅中国旧史料作参考，同时又受到字数及印刷条件的限制，因此，没有把原引材料附进去，也没有在每编每章后列举参考书。这对于想依据这本著作作加深的、专门研究的人，当然有很多不方便。
除了上述的缺点以外，本书其他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定还有，希望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朋友们，不吝赐予批评指正，使本书得以更加完备，并且以共同的努力把中国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金灿然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