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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
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社论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于本月十六日闭幕了。这是继去年高干会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在二十天的会议中，从各个生产战线上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的代表，总结与交换了他们丰富的生产经验，制定了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发动了热烈的革命竞赛，然后带着倍增的信心回到他们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去。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我们有充分根据来期望明年边区一定会在生产战线上取得更多更巨大的胜利。这次大会将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些在大会通过的宣言里也可以充分看到了。
然而，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收获和它的意义还决不止此。它对于我们的干部(党、政、军、民所有干部都无例外)应当看作是一次最实际的教育，因为它对我们更充分证明与彻底解决了若干重要问题。
首先，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去年高干会以来边区今年的工作成绩：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拥戴；党政军民的关系表现着空前的团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表现着空前的高涨；这一切就使边区的整个面貌呈现出一番新气象。这一切，就使我们不但不怕，而且有足够力量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的进攻，或是应付国内反动派所时刻准备的对边区的突然袭击。
我们要问：这些成绩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应当说，首先是由于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而由去年高干会所确定的“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的方针；由于我们在高干会上把这个方针在干部思想上求得了一致，然后又把它贯彻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由于广大党政军民干部增强了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改进了领导作风，打击了官僚主义倾向，真正组织了一切人民、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由于我们在“自己动手”的口号下，不但解决了种种困难，而且达到了广大群众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我们现时是处在持久的抗战环境当中，但和前方的各抗日根据地比较起来，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是相对的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建设工作，以边区建设来支持前方抗战，来推动全国的抗战建设。但是，我们究竟应当建设些什么?什么是我们全部建设的中心环节呢?这在高干会以前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没有解决的。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是说，我们应当领导人民去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中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是我们在边区现时环境下抗战建设的中心。在陕甘宁边区，封建剥削已经消灭或是减轻了，人民群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民主的“三三制”政权，而我们所处的又是相对的和平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而且必须用一切力量与办法，来领导群众大规模地发展生产。我们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一方面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又附带解决抗日经费问题；我们领导党、政、军、群众发展生产，一方面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又可减轻人民的负担，更加改善军民关系。这样，在提高人民群众和党、政、军、群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这些目的，我们在一年生产运动中已逐步达到了，并且证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困难，争取团结与抗战的胜利。
这个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方针，经过一年实践之后，又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完全证明其为唯一的正确方针。象在劳动英雄大会上所表现的群众自动的拥军热潮和军民一体的亲密关系；群众对于特务破坏分子和反动派准备进攻边区所表示的最高度义愤；吴满有等劳动英雄，在他们的模范乡计划中，自动要求办理学校；以及今年的征粮工作比任何一年费力最少而完成最快等等。这些成绩，就是由于我们把领导生产工作当作中心环节，经过这个环节，推动了自卫军、防奸、文化、战斗动员、拥军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过去有的同志，以为在边区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不可能有所作为，认为领导生产不是党和政府的任务；或者轻视劳动，轻视生产工作；这些思想，现在更加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再没有那么明显地显示出劳动群众的真正智慧和创造能力。我们的世界和它的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我们发展生产，如果离开广大群众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领导生产，必须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变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比任何时候更加证明其正确了。边区的劳动群众，在党的号召之下，作出了许多惊人的事迹。例如：吴满有、陈德发、石明德，组织了象吴家枣园、马家沟、白塬村那样全村的变工队，提高了几乎一倍的生产力，开拓了边区农业生产的无限前途。刘建章在多年的摸索中间，创造了南区合作社式的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综合性的合作社，建立了全边区合作运动的新方向。冯云鹏以一个人的努力，安置了一百七十多户难民，又发明了许多巩固难民、了解难民的办法。张清益创造了每村共同开荒，设立义仓，推动了全关中分区的义仓运动。杨朝臣、申长林、孙万福、张振财、刘玉厚、贺保之、马海旺等人，根据现有技术基础和当地条件，创造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改良农作、兴修水利的办法，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阎开增、冯光琪创造了把生产与防奸相结合的方向，创造了许多与破坏分子斗争的办法，粉碎了特务机关的暴动阴谋，标证了群众生产运动的发展和它应得的果实。妇女中的郭凤英、刘老太婆等，积极纺织与参加农业生产，推动了附近妇女的劳动，指出了边区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我们的部队生产，更是世界上的奇迹。他们把打仗与生产结合，表示出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和革命的军队。部队中的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等人，创造了开荒挖甘草等的新纪录，推动了全军的劳动热潮，他们又是打仗的军队，又是劳动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工厂中的赵占魁、袁光华等，不断提高劳动标准，推动了全边区的赵占魁运动。机关中的黄立德、佟玉新等，创造了许多种菜与节省的办法，大大推动了各机关的自给和节省运动。盐工中的高仲和、李文焕，发明了打盐的新办法，提高了食盐产量。以上这些不胜枚举的事迹，或者需要艰巨的组织工作，或者需要个人的创造能力，然而它们却都是由这些动手动脚的劳动者自己作出来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说明那些轻视群众力量，缺乏群众观点，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同志，是完全错了。领导者的责任，是在于把这些劳动人民的创造，吸收与综合起来，加以发扬，加以推广，把它变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今年边区生产成绩的获得，就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方法的结果。这种方法，这种观点，是我们在任何工作上所必须采取的。过去有的同志曾认为经济建设只是少数财政、供给、贸易机关人员的任务，少数“专家”的任务，必须依靠群众，必须组织群众，必须发扬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必须设法造成群众的生产运动，现在完全证明是错误的了。
再次，群众虽然有力量，但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还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这在生产方面如此，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如此。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特别是经过了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之后，完全证明了只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雄伟无比的力量。而目前在经济上组织人民群众的最恰当与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变工队、札工队、唐将班子一类的农业合作及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综合性的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边区的农业，还没有、暂时也不可能改变它的个体经济和比较落后的技术基础。但是，边区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所受的封建剥削已经消灭或减轻，同时，在政治上，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已经参加了政权，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使他们能够在劳动一点上集体化起来。这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和现有技术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给将来更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造成了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财富的增加，不是由少数私人所占有，而是为参加集体劳动的农民所共同享受。这就是它有广大发展前途的基本原因。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凡是变工一类组织比较好的地方，农民群众的互相帮助的团结精神，就更为发扬，他们对于保卫边区和拥护军队也更为积极，他们传统的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变工一类的农业合作，又是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渐达到集体化的一个步骤。
边区各地的水利事业(包括水漫地埝地等等)，自从提倡变工以来，也有了相当发展。只举一个例子：鄜县张村驿区三乡的水利，以国民党联保处时代就修过几个月，未修成，今春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变工队，四五天内用一百三十多个工，就修成了灌溉八十亩水地的水利。又如延安南区的信用合作社，八个月中间，仅在两个乡的范围内，就吸收了一百多万元的存款，放出三百多万元的借款，解决了当地农村的金融问题。又如延安县刘永祥式的运输合作社，今年采取了公私合作，利用公盐代金的办法，大大发展了运输牲口，完成了全县运盐任务。原来负担公盐代金的人民，不但保有了原本，而且可以分到八、九倍的红利。现在延安县的公盐代金，已不再是人民对政府所出的负担，而变成人民自己对运输合作社极有利的投资事业了。
南区合作社式的、综合性的合作社，经过今年在关中、安塞、靖边等地的办理，都收到极大效果。这种合作社，在手工业生产、妇女纺织、农民各种消费、农村信用借贷、运输、出入贸易，甚至公粮负担上，都组织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替群众谋到了极大的利益，取得了他们全体的爱戴，而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核心。
以上，无论是在农业劳动上以及水利、消费、运输、信用、手工业(包括妇女纺织)上，当它们分散为个体经济时，就显得软弱无力，没有前途。而一经适当地组织起来，合作起来，就得到空前的发展，有了广大的前途。这些经验，经过今年的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将为边区绝大多数群众所接受。因此，我们今后领导生产的中心环节，是在自愿的原则下，采取各种合作形式，来组织更广大的群众。
最后，从到会的劳动英雄代表中间，我们发现了无数的模范公民，新民主主义式的典型农民。象吴满有、陈德发、石明德等那样，不但发展自己的生产，而且组织全村的变工队，组织模范村、模范乡，推动全村全乡人人生产，人人丰衣足食。象冯云鹏、张清益那样，昼夜不停地帮助新来难民，筹划全区义仓，甚至牺牲了自己家庭的一部分生产。象阎开增、冯光琪那样，为了保卫边区，坚决地和特务破坏分子斗争。象申长林、孙万福等等那样，踊跃负担，拥护军队。象刘生海那样，从旧社会上吸烟赌博的二流子，转变成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这一切，都表示边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及团结互助精神，是大大提高了，保卫边区的斗争情绪，也空前地增长了。由于他们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得到了真实的利益，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联系在一起了。上面所举的这种公民，是在经过革命后从共产党所号召的生产运动中间(又是组织各种合作形式中间)所产生的，这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今年春天，我们曾提出吴满有作为边区新农民的典型。现在在劳动英雄代表会上，我们看见更多的吴满有，和更丰富了与从各方面发展了的吴满有方向，在边区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吴满有。这是我们伟大的收获和胜利。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新民主主义下，才会产生这种新型的人民。紧紧地依靠这样的人民，我们将是不可被战胜的。
经过今年一年的实践，证明去冬高干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我们的办法，都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不因现有成绩而自满，只要我们随时检讨我们的缺点，并加以纠正，只要我们继续进步，我们明年一定会收到更大的成绩。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12月26日)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