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料汇编 >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
赵运参考材料之一
解放日报
——提供代表讨论之参考
(一)新华化学厂赵运情况
化学厂的赵运是去年“五一”开始的。当时厂长领导着工会找个别积极分子黄玉金、桂肇基谈订赵运计划，向他们解释赵运的意义和作用。最初他们认为条件太高，怕别人拉后腿(讽刺的意思)。经过详细解释，黄玉金、桂肇基即订出了个人生产计划。拿了这两人的计划就去准备广泛发动，但估计到当时行政干部方面配合可能性差，因平时工人与干部之间有隔膜，特由工会经过厂长召集一个行政干部会议，说明赵运重要性，开展对赵运认识的讨论，说服那些认为“赵运是短期突击运动”，“在工人中可以发动，职员可不必参加”等偏向。同时决定党政工配合搞。除了个别谈话外，又召集了一个工会组长、室长、生产组长联席会，正式提出赵运问题。当即有乔公孝、惠天林、金树德表示愿订个人计划，从此赵运才从酝酿到群众自动来找工会帮助订计划。另外还由张克夫在每天早晨上工之前，讲赵运的重要性，并介绍中印、农具两厂开展赵运的经验，还讲厂联会的决定，晚上进行讨论，工会订计划的原则是，不要订得过高，比他的能力少微订低一点没关系，起码保证他的计划能够超过或者最低能完成计划，使他的情绪不会下降，每人的计划都经过工会和本生产部门工友共同审查，然后将计划当课本来上，正式公布出去。当时在熬硷组桂肇基推动之下，又有王世明，王志贵，他们听说老赵样样都好，要向老赵学习，也来参加赵运。开始王世明打算订不订计划没关系，只要好好的干也行，经过组长解释也订了计划。又有侯文才、金树德看见别人都订计划，自己若是不订也不好，就糊里糊涂的参加了。再有王全德本来不愿订计划，厂里小鬼都订计划，自己打算着：他们能订计划难道我不行吗?球!计划完不成又是一回事，定了再说，于是他也参加赵运了。这样参加赵运的有三十四人，全厂工人未有参加只六个，职员参加赵运只有会计科三人，伙房炊事员也曾一度向工房竞赛，但没有订计划，不到两个月就垮下去了。职工们参加赵运的动机有四种：一种是真正为了把工作搞好，而定个人生产计划的。这种人只是少数，如黄玉金、杜肇基等是。一种是糊里糊涂参加的，如师玉梅等是，有些人看见别人都定了计划，感觉自己不订不好意思，有梁成富、王全德等人。有的为了掩盖自己的政治面目而又假装积极的有×××等人。他们的计划经过工会和同组的工友共同审查，然后在每天早晨上课时讲计划，才正式公布，除个人生产计划之外，还订了部门计划。自五、六月除个人竞赛开展外，肥皂组向熬硷组挑战，熬硷组应战，并向采买组挑战。组与组的竞赛，全厂都参加，同时全体职工还向农具、中印、纬华等厂发出挑战书和应战书的具体计划。
赵运初搞起来时，表现非常积极，但在六月中旬，几乎不能坚持下去，因肥皂组，熬硷组……等都闹不团结，王全德讽刺黄玉金说：“你想当劳动英雄”，金树德讽刺桂肇基说：“哼!报上又登出了，又要想当劳动英雄。”于是工会和支部就开会检讨，认为这时期赵运没有专人负责检查评判好坏，于是召集全体职工选举赵运评判委员会，全体职工一致通过，并选举乔公孝(工人)、支书鲁流义、工会委员桂肇基、黄玉金，工会主任林长发等人组成评判委员会，支书是正主任，副主任是乔公孝，其余是委员。规定每周集体汇报一次，随时检查每个人的计划执行的程度。首先评判委员会就即刻严重指出目前组与组的不团结，及拉后腿的问题，并分别协同党政工组织各组开检讨会。肥皂组开了一礼拜晚上的会，熬硷组开了四个晚上的会，精盐组两人也开了两晚上的会。特别在肥皂组检讨出在技术上谁也不管，都去找组长，而组长认为肥皂没有搞好，就说组员不负责，若是肥皂搞好了，就是自己的，然后帮助工务科在肥皂组建立老师父制。经过会议检讨之后，生产情绪又高涨，而赵运委员会在开始的两三月还隔三四天就有生产情况的反映，特别在八月后赵运走入正常，生产紧张，问题发生不少。在九、十两月后，生产情况反映较少了，而对生产的检查放松，到十月革命节时，就做了一个赵运总结。这次总结是根据每组自己检讨和积极分子的汇报作出的。在赵运总结上指出过“左”，定的计划条文太多，不容易全做到。计划的时间在半年以上有些长，工友对计划没有很好保存，容易忘记，检查督促不经常，没有具体总结每个人定的计划哪些完成，哪些没有完成，各组集体计划也是没有这样总结，工会主任又在会上宣布快过年，工厂要进行检查工作，我们过了年之后才订个人生产计划。在大会上还选举六个赵运积极分子即桂肇基、黄玉金、韩学孟、王世明、王志贵、蔡占江等人，每人奖一双皮鞋、毛巾、肥皂等物。虽然这时期没有定计划，但大家的生产数量没有减低，而且逐月上升的。
从去年五月以后，全厂在生产上的收获：人员减少百分之二十七，而产量反而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强。熬硷组原有九人，每日熬十锅清硷，每锅平均产浓硷九斤，每工平均十一斤。八月减为七人，每日熬十二锅至十四锅清硷，每锅平均产浓硷十二斤，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每日平均产量二十二斤，每工比以前高百分之九十一。仅仅这个熬硷组在八月到十二月五个月中间，就节省了生硷九千四百三十斤，石灰九千六百七十七斤，石炭一万九千斤，肥皂的产量亦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月至四月每工产肥皂一百一十三条，八月至十二月每工产肥皂二百七十条。王志贵发现倒掉的芒硝内可以洗出浓硷，自五月至十二月节省浓硷一千四百二十一斤，合洋一百一十九万三千六百四十元，约值五十四石二斗七升粉食。
在劳动态度方面：自五月赵运开始，就有转变，做工是早到迟退。工房建立了制度，仅熬硷组就建立了分工轮班制，规定每人五天轮一次熬浓硷，二人看一口清硷锅，一人挑碳酸钙，工作都是自动去干。所以王世明说：“工厂是自己的家，多干点没关系。”桂肇基说：“你肥皂组要用多少浓硷，我熬硷组保证完成，一天熬不出十二锅至十四锅清硷，决不下工。”连二流子王全德也说：“工厂比过去好，我打架比前少。他们一天起多少碳酸钙，我就担多少，有一担就担一担”。
赵运在开始时还有些缺点，没有专人负责进行检查，致使在去年六月赵运几乎坚持不下去；以后赵运评判委员会，开始严格检查。以后在九十月间检查又比前放松了，当十月革命节总结时，又未按照每个人计划作出那些完成，那些没有完成的具体总结，在开始，订的生产计划一般化，什么都包拉，条文太多，不容易全做到，计划的时间在半年以上，工友们对个人计划没有好好的保存，有人忘记了。
积极分子能埋头苦干，但还不能很好的团结人，桂肇基说：“我做工还可以，要我团结人就不行”。
(二)交通工厂赵占魁运动情况：
1943年5月，在该厂工会成立大会上，工人们自动提出要发动本厂的赵占魁运动。当时工人们的情绪很高，全厂半数以上的工徒都订了个人计划，一时个人与个人，组与组之间，就展开了生产竞赛。全厂三个纺线的小组，过去每组每月纺一百二十斤，结果还是超过了。
但过了这一阵，赵运的热潮便低落下来，因为工会、厂长都没管事。厂长和工会主席接到工人的计划不审查，不修改，也不公布。后来还是因为工人的意见提得很多，工会主任才将工人的计划原封不动地贴到大工房的门口，但一贴上就被风刮去了半副。厂长在那剩下的一半上，才发现保管黄春台的计划是：“安心工作三个月，我愿意作的工作尽力做”之类空洞的计划，厂长因此发了一顿脾气，工人就把那一半也扯掉了。
7月，时局紧张的时候，该厂大砭沟的弹花小组写来一封挑战书，并报告了该组慰劳边防军的情形。支书把这封信交工会主任拿到工人大会上去宣读，后来工人也捐了一万八千元慰劳边防军。以后大砭沟的弹花小组又接二连三的来信挑战，报告他们捐款及为战争而加强生产的情形。但厂长专及工会主任也不向大家宣布。后来支书虽然督促工会主任，但工会主任也未经工会委员会的讨论，就自己给大砭沟的小组写了应战书。
工会对赵运的组织领导，据该厂总结报告中称：“只规定个人生产计划，和由工会出版了赵运半月刊”，再无其他步骤了。在厂长会议上，工会工作是分工给陶厂长领导的，但陶厂长说：“赵运没有领导起来的原因，是当时工会忙着搞卫生运动及伙食委员会的工作去了。”
赵运对生产的影响：七、八两月的钱、质是提高了一步，但在数量上没有显著的增加。
八月三十一日总结生产，工会主任临时把材料集中起来，未经工会委员会讨论，也未和组长商量(说支书指定时间要)，就在工人大会上报告。关于纺纱小组的生产成绩部分，因为工会主任是参加产量少的那个小组，所以他在总结报告中就说：“产量多的小组(即李明小组)老工人多，技术高，虽完成一百二十斤的任务并超过了，不算事；特别是撕烂棉花的，数量多，质量不好，赚的工资大，不必要奖励。产量少的小组学徒多，按照这种具体情况是不低于产最多的小组的。”结果引起产量多的工人不满，说参加不参加赵运还不是一样吃饭，他们就申明退出赵占魁运动，在九月就不再订计划。赵运于八月底即消沉下去，九月份的产量又继续下降。
此外，还因为保管把好棉花换下来，弹被服花，坏棉花弹纺纱棉花，另外在秤上加铁钉子，把料弄大，再加上总结时乱说一顿，使工人生产情绪低落。
抢救运动以后，行政上很紊乱，伙食不好，工作人员的棉布衣在七月时即买好，工人的还没有，工人看见布价日涨，将来扣钱会多，于是人心不安。这是赵占魁运动失败的另一种原因。
生产总结会议以后，陶厂长知道对生产成绩的评判不公，准备重新评判的。拖下去的原因，据陶厂长谈：因为当时厂中新装机子，工作零乱了，全厂没有整个的生产计划。陶厂长说，以后把工作制度搞好了再来。
赵占魁运动垮下来以后，工人中存在着偷东西、偷棉花包、做私活的现象。当时在这乱糟糟的情况中，有的工人提出要改选工会。厂长说要商量，以后并未经过工会委员会的讨论，文书就指定工会主任赶快总结工作，工人也未讨论就改选了。改选后的工会也没有做事情，工会会员不知道谁是组长，组长也不知道谁是会员。
赵占魁运动自去年八月以后，就等于没有了。
今年三月，该厂又检查工作。工人在大会上很利害的批评了厂方说：“我们的血汗，都说厂长浪费掉了。厂长、科长们都闹恋爱，咱们工人们怎么办呢?”批评行政上是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说厂方去年不慎重地奖励了八个模范工人，后来有五个模范工人反不如别人。厂长打保管，工人偷东西，做私活，行政上不知道，会计帐目也不清楚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情绪又开始高涨起来，当场成立了赵占魁运动的检查委员会(七个委员都是工人、王士杰是主任，其余为田树本，王鸿孝，南金虎，李炳夫，张之三、张明，厂长代表行政为当然参加人)。当时订计划的工人学徒，计有九十六人是第二次了。
厂长接了工人的计划以后，陶厂长说只看了一下，就交给工会主任，工会主任接到后，就把计划原封公布了，但是那些计划都是一般化的。比如，其中有以前的工会劳保委员王理的计划是：“要发扬工人的缺点和职员的意见(其原意是‘发扬’缺点)完成任务百分之二十五”——究竟完成是超过，其具体数目也不清楚，就原封的贴了出来。陶厂长谈，他当时看到虽明知这种一般化的情形不对，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所有的计划都是这样的，他不能给每个人去重新改订。计划虽公布，但无人去看，计划对工人不发生作用。
检查工作以后，因为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工人情绪又很快的低落下来。检查工作以前的一些积极分子(主要是在生产上表现积极的)如李明、李凤英等，因为在反特斗争中他们勤汇报，破坏分子骂为专门做情报工作的。在去年的总结生产会上，又说他们产量虽多，但是熟练技术，不应受奖励。坏分子们在检查工作时，并酝酿要选举李明等过去的积极分子当二流子，后来因没有确实根据才算了，所以李明这班人在生产上也不积极了。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发言最积极，批评行政最厉害的一些人，如魏富春、陈天福、张家有等人，在生产上也表现很不好。如其中张家有，比群众还落后，说工资不够吃，上工时骂非党员南金虎等说：“谁拚命干，就拿棍子把他赶出去。”后来有人告诉厂长，厂长找他谈话，他不承认。在生产小组会上才承认，说他的身体不好，那样干会累死人的。在订计划的时候，张家有硬不肯订“服从组织”这一条，大家斗他，他还是不订。现在该厂的产量及质量皆比去年差。纱的质量，去年是五百二十到五百九十圈，今年只四百九十到五百七十一圈；去年每人每天可纺到一斤三两，现在最多只纺十二两。工人的意见说是机器不好，花有疙瘩，所以数量不可能比去年高，实际上还有一部分人能纺机子线。
原料浪费的现象也很多。合股的毛线乱了，第一次埋在地下的是二斤，第二次发现半斤，第三次在毛厕里发现三两，现在还没有确切查出是谁干的事。
陶厂长、何厂长及王统计员都说，四月份原计划做鞋二千双，现在只完成一千七百双。但王劲如说，该厂的质量较去年还好——干部间对厂中情况所说不一。这次交来的报告，据陶厂长说，他还未看，其中有些意见他是不同意的。
最近工人又做了第三次的赵运计划，但计划在工会中一个多星期了，还没有动。
(三)茶坊工艺实习工厂赵运情况：
一九四三年五月前，党提出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般人对赵运没有正确的认识，大部分人是采取观望态度，还有少数的人根本不过问。有人说：“赵占魁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多的很，如王元喜比赵占魁要好，赵占魁不过是走红运，被人捧上台，咱们不爱被人捧，埋头苦干就是。”又说：“赵占魁不识字呀!……技术并不比我们厂××高呀!”来破坏这一运动的开展。另一种人以为赵运和过去的突击竞赛是一样的。当时领导上对赵运也没有了解，厂长、支部负责人没有把发动运动当为自己的任务，以为应当交工会去作，所以发动之后就完全交给工会和赵委会去作了。没有把赵运当作提高生产的运动，〔只〕把它当作一般的政治工作看待。在工会中一方面看见下面情绪没有起来，不敢也不愿动作，另一方面是特务故意置之不理。这时工厂中很混乱，有些工人把工厂的钢、铁、铝等材料偷出卖给老百姓，把工厂的工具送给朋友，下工后到老百姓家里吃喝嫖赌，往往到深夜才回厂，不服从分配工作，和生产管理员吵闹，打架、吵嘴，习以为常。
在学习上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爱克司。”有的人埋头在书本里，半夜还在学习，上工时却马马虎虎。领导上对这些现象，未能及时给予适当解决，生活也很不好，一个月吃不到几顿肉和面，许多人骂这些管理人员“吃冤枉。”特务乘机挑拨，使新老工人对立，职员与工人对立，利用落后分子打击积极分子，破坏行政首长威信，造成上下对立。厂长到工房走一趟就有人骂：“不来我还好好工作，一看见他就生气，什么事都不想做了。”工人把工厂不认为是公家的，在这里做工和在外面给资本家做工一样没有出路，把工厂叫作“二等法院，”把下工钟描写成“救命钟。”对工作采取雇佣态度，说：“发几个钱就干几个钱的工作。”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没有感到自己是主人翁的地位。他们对赵运的态度：“你们讲来讲去，不过要我们多做工少拿钱。”在这样情形下，领导上没有去想出什么办法，提起积极分子情绪，冲破当时运动开展的障碍，甚至对工厂生产工作也没抓紧，而忙于建房子，做生意；搞市集，大部时间花在不痛不痒的零星工作上。厂长本身又极少接近工人，工房很少去，对下属真实情形不了解，对不良倾向不能及时纠正，对于工人生活不关心，开水热水都不够用，借口上面领不到钱来搪塞。工人对生活的意见，工人再提意见，总务科长说：“你来干。”工人整天劳作，三餐不能饱，牢骚很多，厂方认为“上级发的不只有这样多，伙食要搞好，就要上面多发钱”，又不亲自动手研究改善办法，组织生活又异常松懈。由于有上面的种种情形，一九四三年四月总工会再次提出开展赵运，该厂始终没有发动起来。
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该厂赵运是在以下情形中开展起来的。首先是有些工人在延安“二七”大会上听了邓发同志的报告，便开始谈论如何开展本厂赵运，等到看见农具工厂与中央印刷厂开展赵运的消息，赵占魁、姚文田、崔锁贵、孙云龙等人的赵运计划公布后，积极分子梁富民，王希哲，刘子连，刘韦先订出计划，立即公布出来，便在该厂曾一度掀起了赵运热潮。支部在党内进行了动员，个人计划就纷纷订出，到“五一”已有四十余人。在“五一”大会上作了普遍号召，选出了工人代表四人，与党政工会代表组成赵运委员会，负推动及领导赵运之责，帮助订个人计划，检查执行计划情形，帮助解决执行计划上的困难。设主任一人，文牍一人，其余委员分工领导小组。小组划分以生产班及工会小组为基础，组长亦由生产班长或工会组长兼。自赵委会成立后，赵运更蓬勃发展，共有一百一十四人订了计划，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了赵运。但赵委会混入破坏分子六人(十四个赵委)，赵委会主任是破坏分子兼生产管理员、工务科长，所以赵运一开始就受到许多阻碍。当运动开始，工人情绪非常高涨，大部分订出计划交赵委会审查，赵委会主任借口工作忙，把计划装在口袋里二十几天，看也不看，有百分之十五计划拖延了一个多月才公布，使参加赵运者热情大大减低。帮助工人订计划订得过高，如王元喜的计划，中途无法完成，退出了赵运。一部分赵委认为赵委会是权力机关，对于个人计划的批改，各人应遵照执行，故在修改计划时，强迫人家接受赵委意见，致使在赵运总结时，有人提出计划是赵委会给我订的，不是我的意思而不同意总结，大部分的计划过于空洞，只说提高产量、质量，检查时无法下手。赵运在群众中仍继续发展，群众自发地提出竞赛，赵委会不但不去领导，反而出布告限制：“凡发动竞赛必先经过赵委会。”并否认群众自己组织的竞赛“评判委员会”，要来“统治”赵运。当群众请求赵委会领导竞赛时，又不积极组织，使群众自发起来的竞赛热情顿时低落，竞赛亦被夭折。在抢救时(七月以后)，清洗了赵委会内的破坏分子，改造了赵委会，但领导上没有去注意赵运，发动后只草草检查计划一次。有许多人调动工作，没有及时修改计划，有些人不知如何作法，也无人帮助，只好不执行计划，任其自流。到十月革命节。赵委会要来总结个人计划，赵委只根据小组记录的摘记，便决定了计划执行的成绩，以致有许多地方不合乎事实，又采取记分法，来表示完成的程度。对参加者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切实的意见，总结公布后，许多人不满意，耿荣庄看见自己在赵运以前的某些缺点也罗列在上面，把自己的总结撕了。这次检查总结的评判不正确，影响今年赵运开展不起来。十月革命节后，赵运在该厂完全消沉。赵占魁(原在农具工厂调去的)，参加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回来后，提出创造模范工厂的号召，工人又活跃起来，特别是义务工高涨一时，工会遂号召订个人计划。但由于去年赵运失败，使得部分工人对赵运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地参加。今年一月一日正式选举赵委会，赵占魁当选为主任，到一月底该厂有七十一人订计划，占总厂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分厂订计划的有十六人。但这一时期的运动很不深入，许多计划很空洞，不少的人认为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也可以。领导上仍然没有把开展赵运作为自己的任务，一般人对赵运并不起劲。到二月间，军直政治部到厂检查工作，厂长对赵运才积极起来，召集了工会委员、行政干部、各股各小组长会议，讨论建立模范工厂的运动。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动员党员积极参加建立模范工厂的运动。又发动各股各班订计划，发动了各部门互相挑战竞赛，制定了争取模范工厂的努力目标六条，公布九条赵运公约，确定班、股长对于领导赵运为经常业务。厂长自己在大会上宣布自己的赵运计划，计划上定了要克服官僚主义。上面动起来了，但大多数职工的热情不高，运动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在三月中以后，因生产原料缺，分厂停工了两三星期，总厂也部分停工，加以领导干部不团结，闹意见，放松了对赵运的推动与具体领导深入检查，政委又宣布今年只发单衣一套，可能不发棉衣，要工人准备好好保存棉衣。由于这些原因，一时波动了一下的建立模范工厂的运动，又消沉下来了。自抢救运动以后，工厂是有些进步的。如工作时间由六小时延长到十小时，产量增加。如第一股化铜，开始每天铸五十一根，后来最高铸一百三十九根，提高效率百分之一百五十六。第二股化铁，生产效率亦空前提高，一九四〇年成品仅能达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一九四四年一月份最高额达到百分之八十三。第三股改良装置和技术，延长工作时间，增加百分之十煤量，而使产品由八月份的百分之四十五，到十一月份提高到百分之六六点七。在节约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只本年一月到四月，节约废铁与自己动手建造房屋共二百五十五万元。工人中极端民主化、任意旷工等现象减少，大量义务工的出现。去年义务工计七千四百三十多小时，在今年四月份义务工有九千多小时。军民关系有改善，随便到乡村串门子的现象没有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也少了。从前是所谓“半工厂、半学校”性质，现在才是较比紧张生产的军工厂了。
促成这些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抢救运动浪潮的推动，工人物质生活部分改善。一部分人害怕第二次抢救，存着“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做”，又见是上级的命令，非完成不可。由于这些原因，促成了目前生产上的一些进步，但这还不是巩固的。
边区职工代表大会印
1944年5月1日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