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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陕北职工运动
高长久
陕北职工会的产生及大革命时期的职工运动
我党领导的陕北职工会是在大革命以后诞生的，在这以前，整个陕北没有工人群众组织。只在榆林有几家封建的行会组织。
1924年，王懋廷同志从北京调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以后，协助李子洲同志成立“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随后又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这就是最早的陕北共产党组织。
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下，各县普遍地、公开和秘密地建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学生自治会”、“少先队”、“童子军”、“儿童团”、“共进社”等。
1925年，在中共陕甘地委的领导下，绥师建筑大礼堂的工人首先组织了工会。接着绥德市许多行业也纷纷成立工会组织，如：“木器业工会”、“铁匠业工会”、“石匠业工会”、“砖瓦业工会”、“泥木匠业工会”、“担水业工会”等。同时我党派在榆林六中教书的两位同志秘密地把榆林的行业组织改成了行业工会。次年冬天，各行业工会派代表在绥师礼堂召开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北工会联合会”。李子洲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并选李养旭负责工会工作(李1935年叛变投敌)，并在绥师设立了工会办事处，选佳县的高光祖等同志负责办事处工作。这就是工会组织在陕北正式诞生的经过。
1926年秋，职工会在陕北普遍建立了起来，如：绥德的十里盐滩、山川沟、马蹄沟、龙儿崖、盐岭屹瘩、上下盐湾，以及清涧的私人丝织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
1927年5月1日，庆祝国际劳动节时，绥德、榆林等城市的行业都打出了工会的旗帜。
自从职工会成立以后，工人阶级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斗争。在经济上，首先开展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绥德有个地主兼资本家，为了更残酷地剥削工人，他每天早晨偷偷把闹钟的指针拨快一小时，下工时又拨慢一小时，后来被工人发现，于是工会就组织工人每到上下班就监督资本家，坚决制止他利用“昧心钟”来剥削工人。担水工人也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每年冬天，地主、资本家要工人从井滩里给他们挑水吃，给的工钱很少，有时不仅不给工钱，还打骂工人，摔倒跌伤从不过问。工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忍受一切折磨。自从工会成立以后，工人们依靠自己的组织，对地主、资本家开展了斗争。每到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之时，工人们就不给地主、资本家担水吃，要担水就要增加工资。那些离开了工人就活不了的寄生虫们，面对着工会这个强大的组织，只好向工人们妥协，增加担水费。
在政治上，工人们开展了打骡柜的斗争。骡柜是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在各城镇马路上设立的组织，专向过境脚夫收买路钱，不给钱就要被拉差。他们见牲口就拉，不给钱就把牲口强行拉走，1925年秋，绥师有个学生家长用毛驴送粮，碰见了骡柜。骡柜向这位家长要买路钱，这位家长交不出钱，骡柜们就把驴拉走关在他们的黑店里。绥师学生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就组织学生和骡柜们讲理，同时向群众揭露骡柜们的罪行。拉脚工人闻讯也纷纷赶到现场声援。于是，工人和学生们联合起来把骡柜们狠揍了一顿，并宣布成立脚夫工人自保会。
学校党支部借此机会立即给陕西省国民党部打电报，揭露了骡柜的罪行，要求取消骡柜。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党部也有共产党员，经他们努力，省政府终于取消了骡柜组织。消息传出后，人民群众无不拍手欢呼，这是我党斗争的一大胜利。
白色恐怖时期的职工运动积极开展军运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陕北的“农民协会”被取缔，工会被解散、封闭，大批工会、农会的优秀干部被逮捕杀害。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陕北特委派人来佳县神堂沟传达了会议精神，并指示党的活动从城市转入乡村，转入地下，幸存的工会组织也秘密转入地下。
在此期间，党又组织了许多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工人之友社”、“农民之友社”、“士兵之友社”等，积极开展工作。同时党还利用农民自己组织的一些组织如“齐心虎”、“古庙会”、“鲁班会”等，发动工人参加他们的活动，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的罪行，抗缴苛捐杂税。1928年5月，当国民党的盐税局长杨子廉跑到绥德西川收盐税时，工人们立即组织起来抗税，把杨子廉赶跑。
同时，工会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决议精神，派了许多工人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企图利用国民党为我们培养军事人材，并搞一些兵变，为我们扩大武装力量。我们当时的口号是：“钻进去，站稳脚，向上爬，拉出来。”经过努力，不少党员、工人在国民党里当了官员，和很多国民党士兵交了朋友，陆续策划了多起兵变，从而壮大了党的武装力量，为日后开展游击战准备了条件。
苏区工会的恢复、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的成立 第一、二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的召开
1934年，陕北陕甘地区凡红军和游击队占领的县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接着，各种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恢复和建立，如“妇女联合会”、“农民联合会”、“贫农会”、“赤卫队”等。但是工会组织却没有恢复起来，其原因是有些人认为，陕北没有产业工人，因此可以不要工会。我们将这些同志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后，北方局严肃批评我们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怎么能不要工会?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组织不就成了农民党了吗?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成立工会。
1935年7月，党中央和北方局派朱理治来陕北领导工作。朱理治到陕北后，首先要我们组织工会，并把筹备工会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是陕北特委委员，接受任务后，就去陕北省委党校找校长高长直要干部。高长直从党校学员中挑选了刘俊杰、肖彩峰、王秀卿、马汉三同志，团特委也派来了惠云伍同志协助我工作。我们首先在永坪镇成立了“陕甘晋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是高长久，组织部长是马汉三、福利部长刘俊杰，青工部长惠云伍，女工部长王秀卿，秘书肖彩峰兼文教部长。
筹委会成立以后，我们就着手研究在苏维埃如何建立工会的问题，当时在这方面的参考材料很少，我们只能从手头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如《列宁主义初步》、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及我党的《斗争》刊物中找理论根据。经过学习，我们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加上当时苏联的工厂里有党、政、工会三人团的组织，这些为我们在苏区建立工会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陕北农村和城镇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政治表现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虽然当时陕北没有产业工人，大部分是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雇农、佃农和手工业工人，还有少数自制自卖的小商贩，但他们都是以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因此，我们规定：一年做工六七个月以上者，都可以加入工会。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制定了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苦力运输工会等章程。
章程发到基层不久，县、区、乡相继都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于1935年8月上旬，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了第一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和修改了工会的章程，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及工作方法。同时还制定了《工人待遇斗争纲领》，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议还决定举办一个为工会培养工作干部的训练班。
工会刚成立不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聂洪钧就企图来干扰破坏工会工作，他在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上胡说什么“中共苏区已经成立了工人红军师，陕北共青团准备成立青年红军团，妇女也成立了红军团，工人也应该成立工人红军团。”企图取消工会组织。我们没有按他的意见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我们按照省委通知，接待和安置了全国总工会的同志。刘少奇同志就由我们接待，住在瓦窑堡市铁狮子巷一个院子里。他当时很瘦，患有胃病，衣服也很破旧，但精神还好。我看他身体不好，衣服单薄，就把我从打土豪中得来的一件皮大衣送给他。第二天少奇同志又送回，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大约过了两三天，少奇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少奇同志任执行局委员长，我任组织部长兼陕甘晋总工会委员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生活福利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长。
红军到达陕北时，正值隆冬季节，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和干部却还穿着薄不禁风的破单衣。工会决定发动工人赶制棉衣。当时少奇同志问我如何保证完成任务，我说，第一，对工人要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加点加班。少奇同志说：“我再补充一点，要注意改善工人同志的伙食。”同时，我们还把农村城镇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缝衣队。我们苦战了不到一个月，就使战士们都穿上了棉衣棉鞋，部长以上的干部有的还穿上了羊羔皮大衣。
为了交流工会工作的经验，进一步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我们于1935年11月初，在瓦窑堡召开了第二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了工会章程，起草工会选举法，会议还决定把“陕甘晋工会筹备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并确定在1936年2月20日召开陕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局的全体同志，会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单独成立一个水手工会，并作了关于成立水手工会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报告。就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还送给我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他自己写的《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本是陈云同志写的《关于职工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我们搞好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这次会议以后，为了补充红军由于长征受到的损失，陕北省委决定派我去延安扩大红军。临行前刘少奇同志说，要在扩军的总数中保证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成份。根据少奇同志和省委指示，我们在延安经过发动群众，迅速掀起了参军高潮，出现了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情景。延安工会当时有七名干部，除两名有病的同志外，其余五名都参了军。我们顺利完成了上级指示的扩大红军的任务。
陕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建立
1936年2月20日陕北省总工会在瓦窑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和省委都很重视这次会议，事先专门开会研究，派专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工人参加红军和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会议邀请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李维汉讲话，省委书记郭洪涛作了《目前形势和职工任务》的报告，林伯渠同志作了《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马明方同志作了《工会与苏维埃政权和农村贫农会工作关系问题》的报告，刘子义同志作了保卫工作的报告。在开幕式上，邓振询作了《动员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改善工人生活福利事业》的报告，我作了《扩大巩固组织、加强教育工人》的报告。
当林老报告财政经济问题时，会场掀起了热烈的募捐运动，很多代表为了帮助党克服财政困难，支援前线，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钱全部捐献给党。长征老工人宗占辉把自己多年积蓄的一张10元的银条子献给了财政部。当讨论扩大红军时，当场就有2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品质。
会议期间，中央和省都宴请了代表。在军委宴请席上，周副主席还向代表们宣布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同时表扬了水手工人在协助红军东征中发挥的作用。
为了欢庆红军在东征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决定隆重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5月1日，从瓦市周围十多里路赶来的群众人山人海，象潮水一样涌进了会场。为了防止敌人空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把阅兵地点设在瓦市北门外的齐家湾，时间定为早晨六点至八点；把群众大会安排在南门外，开会时间为下午五点。果然不出所料，阅兵刚结束，敌人四架飞机就轮番来轰炸捣乱。由于我们事先作了准备，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机轰炸完毕，我们又在南门外召开了群众大会，周副主席、李维汉、郭洪涛都在会上讲了话。我们把俘虏的一个阎匪炮团，安排在会场偏旁，以教育群众增强必胜的信念。会议由五点开始，七点游行，直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
正当红军东征不断取得胜利时，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动员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开赴冀察抗日。同时，洛阳、徐州、浦口等国民党国防要地的30多万驻军，也由汤恩伯率领进入山西堵截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则分别侵扰红军后方根据地。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回师西渡。
红军西渡以后，就开始了西征。我们一部分水手工人也参加红军，西征宁夏、甘肃沿黄区。这时，佳县、米脂已经陷落。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固林、延安、子长的一部分地区也由巩固的苏区变成了游击区。地方各机关缩编、工厂西移。工人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随军西征到定边、盐池、豫旺、环县、庆阳等县，开展职工运动；有的就地参加工作。
当时，杨虎城、张学良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下，经我党多方做工作，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与我军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的协议。可是蒋介石却下令要张学良拿下瓦窑堡，否则就要撤他的职。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党决定主动让出瓦窑堡给张学良，我们暂时退到志丹县。这时的职工运动在东边是维持现状，在西边则扩大发展。
1932年12月12日清晨，临潼华清池畔的枪声，揭开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序幕。张杨二将军扣留了蒋介石。为了庆祝这个胜利，我们白天下乡向群众宣传，晚上召开庆祝捉蒋大会。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把部队调到了渭水河南，胡宗南伪军队开始向西安逃跑。这时我党也集中红军主力部队开往西安附近，准备与张杨部队合作，共同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陕北、甘肃、宁夏一部分地区已由我们接收，党中央也由志丹县迁往延安。
这时工会转入了恢复和发展阶段，西北执行局这时改为特区工会，下设三个省：陕北省、陕甘宁省、陕甘省。陕北省包括延长、延安、延川、固林、子长、安塞、清涧等，省委书记马明芳，省政府主席马佩勋，省总工会主任李志厚。陕甘宁省包括定边、盐池、豫旺、庆阳、环县、曲子、志丹、吴旗等，省委书记李富春，省政府主席马锡伍，省工会主任管瑞财。陕甘省包括中部(黄陵)、宜君、铜川、洛川、耀县、淳化、宁县、甘泉、富县、正宁等，省委书记李维汉，省政府主席刘景范，省工会主任高长久。陕西关中平原包括汉中一带也成立了秘密省委，书记贾拓夫，省委设职工工作部，由胡大明(又叫胡通)、惠子俊负责。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同时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工农民主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特区工会为此专门开会作了决议，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支持我党这一英明决定。
2月5日，国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会上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抗日派与以何应钦、汪精卫为头子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终于通过了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
为了对国民党抗日表示欢迎，6月，我党又将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工会也改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下设的三个省都改为专区。总工会主任为刘长胜、组织部长刘呈云、劳动部长李子厚、文教部长卢正义、抗战动员部长高长久，秘书王惠民。
在恢复和发展工会的同时，我党又在延安及各县分别成立了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及各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救国会”。
抗战时期的职工运动及工会工作重点的转移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再次宣布合作，国民党把原占领我们苏区的五个县：绥德、吴堡、佳县、米脂、清涧，又交给了我们。我党在募补成立了警备区。总工会派我和刘泽西、马生堂等到募补区开展职工运动。
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路线，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他们不准我们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规定我们要坐班工作，召开任何会议要经过他们批准，开会的人回去后还要向他们汇报会议内容。他们还无事生非故意和我们闹磨擦，例如有一次国民党专员何绍南，起草了一个“城防司令保卫条例”，内容很反动，我们的政治部部长张际春同志看后，作了修改，结果国民党大肆攻击张际春，说没有资格修改他的条例。还有一次我们工会派人去绥德西川十里盐滩组织抗日救国会，结果遭到国民党县党部和联保的阻拦。
对国民党的限制、阻拦，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例如有一次他们在修建的烈士纪念碑上写有“共匪”、“刘匪”(刘志丹)等反动词句，我们就抓住不放，一方面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破坏团结的罪行；一方面又组织工人用铁锤敲砸碑文，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用白灰将碑文涂盖了起来。还有一次，他们的党永亮(叛徒)打了我们一个工人，我们就找他算帐，并借机举行罢工，使他们修建纪念碑的工程只得停工。
1937年8月，上海失陷，党中央调刘长胜同志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毛齐华同志任边区总工会主任。同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救国会”，由毛齐华兼主任。职工会这时成了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一九三八年，朱学范准备五月在武汉召开“中国工人抗敌总会”成立大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也准备派代表去参加，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拦，大会未能开成。我们就在武汉成立了办事处，一方面掩护长江局，一方面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与工人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大批同志来延安参观学习。
一九三八年五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大会中心任务是：动员工人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抗战救国。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以及国内大后方、敌占区工人支援抗日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工会工作的任务、方法等。毛齐华同志作了抗战以来边区职工会的总结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国工人同胞书》，改选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除增选刘子载为秘书长外，其余人员未动。
这次会议开的很隆重，边区各机关学校向大会送来了贺信、贺帐、贺旗、大后方国民党占领区及日寇占领区的单位也发来了贺电，就连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也送来了贺帐。国内外不少记者列席了会议，刘少奇同志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以后，我们把工厂的党、政、工会三人团的组织统一改成为厂委员会，由党、政、工会头头和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工务科的同志参加组成，任务是研究生产，教育工人，解决工人生活福利待遇问题。
一九三八年底，党中央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组织上调我去职委会工作。职委会的书记是康生、副书记是张浩。委员有刘少奇、陈云、杨尚昆、朱宝庭、刘耐、李卓然、朱绍华、邓发、高长久。张浩病故后又增加了李颉伯、马纯古同志。
职委会的工作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研究日寇占领区工作；一部分研究国民党占领区工作；一部分研究解放区职工工作。我当时在解放区工作。一九三九年我们办了一个职工学校，校长为张浩，政治部主任为宋侃夫，教务处长为陈希文，学生八百余名。学校设有陕甘宁边区职工班，专为边区训练职工干部，我就在那里工作。刘少奇同志曾来这里讲课。他讲的是职工运动史，以及在不同地区(例如敌占区、蒋管区、解放区)采用不同工作方法开展工作的专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中央号召全边区开展工农业大生产运动。职工学校的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我们除了开荒种地二千五百多亩外，还成立了化学厂、毛织厂等。边区工会除了开荒种地一百亩外，干部们还经常深入工厂教育工人，组织生产竞赛，总结经验，奖励先进生产者，大大推动了边区的生产运动。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工作。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封锁、夹击，使我八路军由一九四〇年的七十五万人减少到五十多万人，根据地的面积也逐渐缩小，人口由一亿降为五千万，抗日根据地此时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财政困难，办公费用缺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党中央在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等政策，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流通。同时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克服困难，我们首先调整和精简了机关机构及杂务人员。总工会工作人员由五十余人减到二十多人，主任高长久，组织部长刘呈云，文教部长张力克，生产部长章萍，劳动保护部长李子厚，秘书长郗占元等。同时成立生产科，专门负责组织生产。机关还办了两个磨坊对外加工磨面，和边区政府、建设厅、妇联会共同组织纺线，开展评比竞赛。同时我们还向财政厅借了一笔钱，让阎铨玉同志负责做买卖，不到两年就挣了三千多万元。我们把这些钱用于扩大再生产，使经济情况逐年好转，除自给外，还支援了兄弟单位。
在工业方面，我们建立了中央印刷厂和印刷所、难民纺织厂、交通纺织厂、延安北郊磨家湾纺织厂、桥沟门化学厂、七里堡毛织厂、被服厂，大小五个造纸厂、边区各县生产合作社。同时还帮助发展民族工业和私人工业，向他们贷款，包销。我们当时帮助发展了米脂艾秉钦造纸厂，姬伯雄的毛呢厂，佳县私人手工业造纸厂，被服合作社，鞋袜合作社等。在军事工业方面，我们建立了机器一厂、二厂、化工厂、农具厂(生产军用武器)、皮革厂、八路军印刷厂、小型钢铁厂、电器材料厂(阎店子)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总工会全体人员都深入工厂、生产合作社帮助他们制定生产计划，开展劳动竞赛，总结生产经验。我们发现了农具厂工人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决定大力宣传。赵占魁是农具厂翻砂股的股长，厂工会委员，他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不叫苦。他有病从不请假，有一次他帮助机钳股试验弹花机，不留神被马拉架轧烂了一个手指，但他一声没吭。他走后别人从马拉架上发现碎骨头，才知道他手被轧了。当同志们去看望他时，他已包扎了起来，用另一只手拿着铁棍倒炉子，大家劝他去医院治疗，他却说：“不要紧，我的手是橡皮的”!他一天到晚在炽热的炉旁工作，脸上老流着汗，身上的棉袄被汗水湿透结成了很厚的白碱，他从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没偷过一次懒。他总是说：“工厂是党办的，我是党员，工厂就是我的家。”他爱厂如家，爱惜公共财物，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大家选为劳动模范。我们派人帮助工厂总结了赵占魁同志的先进事迹，并号召大家向赵占魁同志学习。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工会、农具厂的党、政、工会对赵占魁同志给予嘉奖。
奖励赵占魁同志的消息在《新华日报》发表以后，毛主席立即给邓发同志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的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它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
邓发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这个指示后，边区总工会和中央职委会又一次派人去农具厂总结赵占魁同志的先进事迹，并组织动员各工厂和各生产单位职工向他学习。西北局林伯渠同志对我说，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是指工人，工农兵学商中到处有英雄模范人物。贾拓夫同志对我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要我们广泛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
一九四二年九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农具工厂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和文章，推动了学习赵占魁运动的开展。十二月，边区总工会明确提出了学习赵占魁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生产，教育工人。毛主席此时正在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为了调查了解情况，让我汇报职工运动情况。当我汇报到开展赵占魁运动以后出现的新面貌时，毛主席说，要继续深入地把学习赵占魁运动开展下去。我们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由张力克同志执笔写了一篇《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后作为《新华日报》社论发表。在西北高干会上毛主席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指出：“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对赵占魁运动给予了肯定和提倡。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和赵占魁运动的开展，全边区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贫瘠的陕北原野上建起了纺织、煤炭、造纸、印刷、机器、制革、化学、铁矿、油矿、制盐等工业，初步打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由于农业的发展，我们基本上保证了全边区一百万人民和十二万脱产的党、政、军、民、学的吃粮、穿衣、日用品供应问题，我们还库存了许多布匹和纸张等物资，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好转。
一九四三年五一节前，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我们在延安拐峁办起了“丰足牌火柴厂”，不仅解决了边区老百姓用火柴问题，而且还向晋西北出口。
一九四三年冬，我们举办了“边区生产展览会”，邀请四百多名劳动英雄模范人物在延安开会。毛主席设宴招待了英雄模范人物，同时在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为中国农民指出了集体化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招待会上，各专区、军队、工厂等单位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分别给党中央毛主席献了贺旗。开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延安，给代表们介绍了全国抗日运动和大后方的革命发展形势。
会上，邓发同志及各有关厅长都讲了话，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讲了发展财政经济，改善财政状况的问题。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作的总结报告中，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有利形势，号召大家要以实际行动努力生产，支援战争，丰衣足食，改善生活。
大会代表还给西北局、边区政府、林伯渠以及联防司令部送了贺旗。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改造二流子的问题，对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二流子，大家帮助他们订了生产劳动计划。会议给英雄模范颁发了奖状。
由于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人队伍迅速扩大。农村实行了土改后，大部分赤贫和佃户都成了贫下中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逐渐将工会工作的重点以农村为主转为以工厂为主。西北局作出决议：在一百人以上的工厂里专设一个脱离生产的同志，专门从事该厂的职工会工作。边区总工会还专设了生产部，专管工厂生产，制定颁发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条例》。我们还在延安设立了工人介绍所，帮助临时工人介绍职业；在工厂普遍设立了工人俱乐部，活跃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在难民工厂盖了有八百多个席位的工人俱乐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延安的工人俱乐部，工人剧团都很活跃，后来剧团交给了文委，改为民众剧团。
(王克荣、张静华整理)
注：高长久同志原任陕北省工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全国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