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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前后/一

毛齐华

　　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荣传统，创造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开展工人运动的宝贵经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建立，是边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我作为边区总工会主任，曾参与过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筹建与工作，有责任把当时情况回忆出来，供研究历史时参考。
　　一
　　一九三五年秋天以前，我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电台”工作，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电台也暴露了。组织上要我离开上海，设法到陕北去。我先到了北平，通过党的“地下”工作关系，搞到东北军的护照，以无线电技师的身分来到西安，在西北军自揆要部当无线电教官。一九三五年底，我借修理电台发电机的机会乘一辆卡车离开西安，到甘肃庆阳东北军一〇六师驻地黑水，在师部见到我们党的地下关系老王。由老王用“往前方侦察”的名义，送我前陕甘省委驻地桃桐，再由通讯员护送到瓦窑堡党中央所在地。
　　当时正在东征，毛主席和总书记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前线，接见我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我向他汇报了白区的情况，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根据他的指示，我写了《目前白区政治斗争的新形势》一文，登在中央出版的《斗争》杂志上。组织上分配我到白区工作部工作。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央派贾拓夫同志和我组织“中央巡视团”，到三边视察落实工商业政策的情况。三边是新开辟的区域，当时规定只收封建地主的财产，而对工商业的财产采取保护政策。但有些红军部队对政策不明了，生活又很艰苦，见到商店里有东西就拿。我们的任务是检查中央对工商业新政策在三边贯彻执行情况，纠正违犯政策的行为，把没收的东西退还给原主。同时，召开工商界谈话会，要求他们好好经商，做合法生意。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我负责接收蒋管区来的大批人员，多数是知识青年，经审查后，分配到抗大、党校学习或到机关工作。
　　我到陕北后，一直和工会工作保持着联系。当时工会领导机关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刘少奇同志任委员长。一九三六年初，少奇同志调往华北，西北执行局由邓振询同志负责。因为是战争环境，全总西北执行局机关没有固定的地方，干部也根据形势变化经常调动。中央机关迁到保安时，邓振询同志和我们一起，去“三边”开展新解放地区的工会工作。一九四五年四月，刘长胜同志从苏联动身回国，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才到瓦窑堡找到中央。长胜同志常和邓振询同志一起搞工人训练班。以后，他随党校工人运动训练班到了保安。因为保安粮食困难，训练班又迁往定边。当时我虽然不搞工会，但经常和他们一道工作。如办工会训练班时，根据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的指示，我编写一本教材供他们教学用。在保安时，全总西北执行局搞具体工作的是刘群仙同志，工作对象主要是后勤机关被服厂等单位。这些单位对工人生活关心不够，并对工人实行军事管理，工人有意见。刘群仙同志因此和行政很对立。中央知道这一情况后，总书记张闻天要我调查事情真相。我发现行政上有官僚主义，但刘群仙的做法也有过“左”的地方，我把这些情况向张闻天同志汇报后，闻天同志要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处理这事。
　　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不久，邓振询同志调到华东敌后根据地工作，刘长胜同志担任了西北执行局委员长，办公机关搬进延安城里，人员逐渐增多，并相对稳定。机关工作人员有高长久、刘群仙、刘呈云等，当时有人开玩笑叫“刘家工会”。到延安后，我和工会的交往更多了，经常给党校、抗大等学校编写工人运动的讲义并上课，参加《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分工编写工运方面的文章等。一九三七年夏末秋初，刘长胜同志要调到上海。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去接替刘长胜的工作，担任全总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以后又担任了边区党委常委。博古同志调国统区去时，刘群仙也调走了，又调来了廖似光同志。这一段形势比较稳定，工会工作也比较正规化，人也多了。我们经常召开会议，讨论布置工作，组织了巡视团，使全边区的工会组织逐步统一起来。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