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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前后/三
毛齐华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调到边区总工会工作后，经常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我深深感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工人运动。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那时，毛主席刚从前方回瓦窑堡，紧接着就召开了中央会议。我同张闻天总书记住在一个院子内。一天毛主席来了，周恩来同志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告诉他我是从上海刚来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同我握手问好，要我有空到他那里去谈谈。第二天我到了主席那里，他问白区的情况。我把一九三〇年从莫斯科回来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谈了我对白区工作的一些看法。比如我说一个工厂罢工，硬要命令下面几个工厂同盟也罢工，动不动还要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高呼“拥护苏维埃”口号等，结果使党和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毛主席听后说：在城市敌人占绝对优势情况下，轻举妄动是不行的，这样搞法，不失败才怪哩!接着他问我，从整个城市来说，敌人占优势，但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经过细致的群众工作，能否建立我们隐蔽力量的优势呢?我说，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只要发展四五个得力的党员，完全可以把群众团结起来。毛主席说：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要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工人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组织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积蓄力量等等。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刘少奇同志谈到白区工作时，精神和主席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调到边区总工会工作后，也经常向主席请示和汇报工作。当时延安工人绝大部分是文盲，我们准备以建立工人文化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工人学习文化，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当我向毛主席汇报，并请他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他赞成我们的作法，并同意向群众讲话。俱乐部成立大会场设在延安城中心一个庙里，那天到会的工人稀稀拉拉，来了又往外溜，组织性很差，工人干部很着急。我报告毛主席说，我们工作没做好，工人到的不多。毛主席说：不要紧，即使到三五个人，我也去讲。他这样一说，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勇气。当我引主席到会场时，群众看到毛主席来了，立刻争先恐后地涌到会场，一下子挤得水泄不通。毛主席深入浅出讲得很风趣，讲到工人要抗日，要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要作主人翁，就必须学习、识字，提高文化知识，懂得国家大事等道理。讲完后毛主席用陕北话问大家：“解下解不下”台下工人大声回答：“解下”。问工人“对不对”“好不好”，工人们齐声回答：“对!好!”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在这次会上，宣告成立了延安市工人文化俱乐部。为了加强工人团结，活跃生活，总工会组织各厂工人开展业余文娱活动，演节目时请毛主席观看，毛主席非常支持，有请必到。每年的“五一”节庆祝大会，每次工业品展览会，毛主席都前往参加、参观，并讲话予以鼓励。有一次开大会到的人多，而且秩序有些混乱，我有些顾虑、怕出问题。毛主席说：“不要紧，坏人总是少数；门要开大，也要站好岗；要做好工作，就得大胆放手，过去的那套关门做法自己绑住手脚，不适应了。”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工会干部，大家很受鼓舞，工作劲头更大了，信心更足了。
总书记张闻天也很关心工会工作，在瓦窑堡时，他亲自叮咛我给工会干部训练班编写教材。在保安时，又叫我去了解后勤部工人和行政闹矛盾的事。中央机关到延安后，出版了《解放》杂志，他又要我参加编委会，负责编写有关工运方面的文章。还要我编写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讲义，到“抗大”、“陕公”“党校”讲课。我到工会接替刘长胜职务时，张闻天同志还亲自找我谈了话。
刘少奇同志一贯关心工人运动，他到延安参加过白区工作会议后，带病编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提纲，每写一章节，就征求我们的意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作了重要报告。报告中引用了许多总工会的调查材料，可见他对我们的材料看的很仔细。会后，我们根据他的讲话整理了一个稿子给他看，可惜没有退还给我们，我们也没有留下底稿。在此之前，我写了一个答《新华日报》记者问的材料，阐述边区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写好后请少奇同志审阅，他修改的非常细致，并且告诉我说：目前是抗日时期，主要解决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在工人运动中也要体现这一精神。
陈云同志从苏联回国后，多次给工会干部做报告，讲工人运动必须要有党的领导，用马列主义为武器，才能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否则只能是自发斗争和工团主义。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向陈云同志汇报，他询问得非常具体、细致，使我很受感动。
李富春同志也很重视工会工作，除了出席边区党委会，听取边总汇报工作并给以指示外，总工会的干部都由他亲自选派。
中央领导同志关心工人运动，对边区总工会的干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工会工作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