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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教育人的壮举

褚国华


  ——回忆赵占魁运动
  1943年初,我到延安兵工厂,1945年底离开,经历了赵占魁运动的全过程。回忆往事,心情激动。这次运动对我和我的同辈们来讲,可以说是坚定我们革命性的奠基石。
  赵占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人物。赵占魁运动,产生在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当时边区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实行诱降政策,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发动几十万军队,加紧了对边区的包围,封锁。加上延安是个十年九旱的地区,连年的旱灾,生活发生了极端困难,一个人一年穿一套单衣,一天吃一斤小米都保证不了。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军民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正当这个生产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刻,国民党突然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我边区爷台山地区,企图进犯我延安首府。党中央命令延安兵工厂要加班加点,生产大批子弹和手榴弹,支援前线,并由贺龙将军亲自督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延安兵工厂出了问题。当时一位工会负责人,利用少数工人中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潮,向党和政府提出了一些过高生活要求:要一天吃一顿白面(当时延安小灶生活标准),一年发两套衣服,一月发一条肥皂。并要挟组织,不解决就不干活。当时的工会工作方针不够明确,解放区工会与国民党地区工会工作有什么区别?尚未解决好。所以有些工人就动摇了,少数人就怠工了,工厂的生产受到影响。
  正在这时,赵占魁挺身而出。他对工人们说:“现在的工厂不是国民党的工厂。在国民党地区,我们是给资本家干活,现在是给我们自己干活。我们不仅不能提任何附加条件,而且要积极的干,拼命的干。因为工厂是我们自己的家。”别人不听,他就一个人上班,点着化铜炉,自己拉风匣(鼓风机一类东西),自己装填料,自己端坩锅,铸炮弹引信。别人骂他。他既不低头,也不还口,还是给他们做解释。有的人说他假积极,他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党中央发现了这个典型,认为他是解放区工人阶级的标兵,就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赵占魁运动也就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发动起来了。“工厂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学习老赵。”边区鲁艺创作的这首歌,就概括了赵占魁运动的产生历史和全部内容。
  赵占魁运动,是延安工人,由为吃饭而做工转变为为革命而做工的历史转折点。是工会如何在党和政府领导的工厂中开展工作的历史转折点。
  赵占魁出身苦。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兄弟四个,因贫病交加,只长大了他和哥哥两人。他揽过工,要过饭,走过口外,到过蒙古。他进过煤窑,拉过洋车,当过铁匠,干过铸工,炼过铜,蒸过馍,当过铁路上的修路工。为了生存,真是历尽了人间的艰难险阻。一次遇见暴风雪,几乎被冻死。我就是跟他学提锌的。这种活,一天要在一千几百度(摄氏)的熔铜炉前干八九个小时,身上被火烤的汗流浃背,两眼成年被火烧的发红,嘴里被烟呛的吃什么都是糊味。正是由于这样的工作条件,锻炼了他爱憎分明,知恩图报的思想性格,热爱党。
  赵占魁能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劳动模范,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他一到边区,就在张浩同志领导的工人学校学习,受过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的启蒙教育。这次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起了脱胎换骨”的作用。这一年他还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解放以后,在他任劳动部副部长时,西安一个大厂的工人为一件小事罢工了,他反复向工人们进行工作,使这次事件很快平了下来。赵占魁的成长说明,中国工人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健康发展。
  赵占魁运动,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党中央派邓发同志(当时任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了运动的全过程。这个运动的收获是很大的:首先教育了一批老工人(包括一些雇农出身的老红军)。当时他们都有一技之长,但又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经济主义思想,出多少力拿多少钱;第二,教育了一批从国统区和敌占区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这部分人为谁劳动的问题没有解决,技术上保守。比如配炸药,当时有个老工人,到关键时候,就把身边的青年工人支走了。再譬如热处理,现在热处理都靠仪器,那时候全凭眼看,搞枪栓弹簧淬火的几个老工人,关键技术都不给人数。赵占魁运动把这一批人转变过来了。出现了许多赵占魁式的英雄人物。如现在国家兵器部工作的孙云龙等;是教育了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特别是那批从胶东来的青年,他们大都是小学教员或初、高中的学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区,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本来是当干部的。当了工人很不安心,闹的很凶。经过赵占魁运动,使我们懂得了干革命就要吃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了改造,很多人成为劳动模范,成了兵工厂的骨干,现在都是相当高的党政负责人了。
  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很快影响到各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开展了张秋凤运动,晋察冀有炮弹大王甄荣典运动。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对组织发动赵占魁运动,不是只开会,发号召,而是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把我们这些年轻人,老骨干叫到杨家岭(职工运动委员会住址),由邓发同志亲自动员。然后,再由我们向群众一个二个做工作,帮助大家制定生产计划,写出切合实际的保证。职委还派中职委委员、秘书长李颉伯同志深入工厂,工人宿舍,与工人谈心,了解大家对赵占魁运动的认识。在竞赛中,既比生产,也比思想,还比学习,把我们兵工厂搞的如同一所学校。早晨,中午,晚上都有人上课学习文化,每周还向工人讲一次形势。对赵占魁本人,厂党委、工会还派了来人,帮他学文化,学政治,使他经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方法,也为我们解放后搞工人运动树立了榜样。
  解放以后,赵占魁同志被选为全国一届、二届政协委员,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委员,担任了西北劳动部副部长,西北总工会副主席,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从1950年到1952年,我给他当了三年多秘书。他当领导干部后,一直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的劳动人民本色仍然不减,直到1973年8月逝世。
  (梁剑武 艾鹏整理)
  1985年1月29日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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