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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
陈用文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是苏区职工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这个时期职工运动克服了苏区职工运动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根据地职工运动好的经验、好的传统，开创了抗日战争时期职工运动的新局面；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下的职工运动创造了好的经验，奠定了基础。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下的职工运动，从历史上讲，应该从苏区开始，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取得全国政权。在自己政权下的职工运动和在敌人政权下的职工运动，是有根本区别的。在自己政权下的职工运动，如果从1931年算起，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职工运动，可以作为各个地区职工运动的总代表，因为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所以，研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职工运动，首先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职工运动，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环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处在战争时期，要打仗。第二个特点，是全国建立了不少抗日民主根据地，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海南岛等，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叫三三制政权；当时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另外还有敌后，包括敌占区(那就是日本人统治的地方，沦陷区)、游击区。游击区是我们打游击的地方，我们的政权在那儿不大巩固，敌人的政权在那儿也站不住脚，拉来拉去。讲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工运动，这三种地区的职工运动都得讲，才全面。我今天只能讲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职工运动，这是抗日民主政权下的工人运动。第三个特点，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经济落后农村的手工业工人，农村雇工(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和少数公营工厂的工人。公营工厂有政府办的，有部队办的，叫公营工业。公营工业里，主要是军事工业。手工业经济和个体经济多数是私营的。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同根据地总的方针任务一样，职工运动的方针任务也是“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支援战争”的需要。这是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在当时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是职工运动的根本出发点。
二、职工运动、工会工作，是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支柱，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搞好生产。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工会要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强支柱。怎么成为支柱呢?首先在搞好生产上成为支柱。前方要军衣，要军鞋，要枪支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工会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增加经济财政收入。其次是要在巩固民主政权上成为支柱。根据地工人虽然少，但在支援前线、巩固政权、发展生产上的作用是很大的。
三、贯彻执行劳动政策，维护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当时，在私营单位有劳资关系，在公营工厂有公私关系，有工资问题、工时问题、劳动条件问题，等等。当然，它比现在简单得多，但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工会的任务，就是要贯彻执行正确的劳动政策，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监督违反劳动政策的事发生。
四、教育职工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订立合同和劳动契约。如组织私营企业的工人与资方(或叫雇方)订雇佣合同，叫契约。毛主席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经常提醒我们：“情况出政策”。他们身体力行。如毛主席在苏区时就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到了延安，更加注意对各方面的调查研究，以了解情况，熟悉情况，制定政策。邓发同志在边区经常召开由厂长、劳模等参加的各种会议，他一边听，一边问，一边亲自动手记。他记的笔记有个特点，三分之二记，三分之一留着。听了重要情况就划上，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再整理研究。他们常说，不了解情况，政策就出不来，就是出来也不符合实际，行不通。政策必须从客观情况，从群众的呼声、意见、要求和社会动态中来。抗日战争时期职工运动的方针任务不是空的，是从一切为了前线，从战时这个特点来的。当时有劳资关系，有雇佣、被雇佣关系，必然要有相应的劳动政策。公营经济有工业、商业、运输业。在公营企业工作的工人、职员，就不能用对待资本家的态度来工作，要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这个问题，少奇同志1933年至1934年初，在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来了。他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用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这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也是我们工人运动一条重大的方针，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今天我们不是提倡要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吗?用主人翁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待劳动吗?苏区一开始，在劳动政策上就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硬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八制”(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搬来的结果。他们不管当时我们所处的是战争环境，工作对象是农村私营，公营等企业，一律来个八小时工作制，乡村工人也是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也是八个时工作制。农村的习惯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硬来个八小时，根本行不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后，纷纷垮台。结果工人失业，国家经济受到损失。公营企业职工也讲八小时，强调工资福利要高，否则就不干，成了雇佣劳动态度，使得生产任务完不成，产品质量很低，做出来的军鞋，叫“礼拜鞋”，穿一个礼拜就破了，质量不好，成本很高。根本原因是因为工人群众没有用主人翁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劳动。所以少奇同志的那篇文章，很有针对性，对指导根据地职工运动起了显著作用。陕甘宁边区工会，曾经组织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运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什么叫赵占魁运动呢?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劳动态度的运动。赵占魁，是延安温家沟农具厂(后变成兵工厂)的一个翻砂工人。他1938年到延安，后来进了工人学校。工人学校一共分六个队，我在一队，赵占魁在五队，还有一个四队是女生队，全是女同学。五队是生产队。当时从全国各地，主要是山西、陕西、甘肃招收了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为了培养干部，工人运动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一个职工大队，后来又专门办了一个职工学校，就是延安工人学校，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职工学校当时很热闹，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其中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工人；有穿草鞋的，也有穿皮鞋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从事体力劳动的熟练技术工人，还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年轻工人。全校六个队，一个队一百多人，一共六七百人。集中在延安天主教堂里上课。因为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每个学生一个月只发一元钱津贴，学生穿衣、吃饭、住房都很困难。于是学校专门搞了一个生产队，参加的人有打铁的，做木工的，做鞋的，缝衣裳的，还有做肥皂的。赵占魁文化程度不高，他就在生产队打铁，翻砂。后来边区工厂建设缺乏技术人才，第五队的同学，就分到边区各个工厂。边区创办的一百多个工厂，都有我们工人学校的学生，都成了工厂的技术骨干。赵占魁被分到温家沟农具厂。
当时的工厂，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会代表工人，厂长代表行政。共同签订集体合同。合同里规定劳动条件、工资、工时和福利。温家沟农具厂也订了集体合同。厂工会主席叫狄德建，他“代表工人说话”，提的条件很高，行政不接受，就闹翻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长章萍(解放后曾经担任国家劳动总局的副局长，是个老工会)，当时正在温家沟农具厂搞订集体合同的试点工作。狄德建这一闹，他也没了办法。狄德建竟然闹到煽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贴标语说共产党“喝工人的血”，要罢工闹事。章萍同志立刻向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反映情况，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发听了他的汇报后，派当时中职委委员李颉伯去处理这事。李颉伯同志一到，狄德建等就在底下放风，讲现在来了一个“大卖狗皮膏药的”，又煽动群众闹事。李颉伯同志一声不吭，跑到群众中，一个个了解情况，做工作。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全厂一百多个人，多数都被争取过来了。大家懂得了工厂是自己的工厂，战争环境里，工人的主要任务是艰苦奋斗，当公私利益发生矛盾时，首先要照顾公家利益，同时也要照顾工人利益，但条件不能过高；公营工厂的工人，要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厂。狄德建这伙人在群众中孤立了，群众认清了他表面打着“代表工人利益”的招牌，实际干着破坏抗日的真面目。李颉伯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揭穿了狄德建煽动工人破坏抗战，诋毁共产党领导抗战的罪行，号召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努力搞好生产，支援抗日战争。
事后，颉伯同志又跟厂里干部和工人谈话，问那些人表现得好，从下到上，大家异口同声，都说赵占魁表现得最好。他不但不跟着狄德建等跑，而且坚持生产，说服别人不要跟狄德建跑，大家还介绍了他平日不少爱厂如家的事迹。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研究了赵占魁的事迹，觉得对工人的教育，不光讲政治课，还要拿出活的榜样来，进行活生生的教育。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总结了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解放日报》、新华社派记者穆青、张铁生采访了赵占魁的模范事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模范工人赵占魁》的通讯和《向赵占魁学习》的社论。中央也作出了向赵占魁学习，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决定。当时，我写了一首《赵占魁歌》，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赵占魁是根据地总的旗帜，接着各根据地也总结推广了自己的先进典型经验，如晋冀鲁豫的甄荣典、晋绥的张秋凤……这是我们“劳动模范运动”最早的起源。后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的“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报告中，专门提到了要开展赵占魁运动。1943年，党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毛主席在招待会上讲话，叫做《组织起来》。毛主席提到了劳动模范的三个作用，即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带头作用。直到现在，我们讲劳模、讲先进生产者，还是强调这三个作用，这就是在赵占魁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模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
当时没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就转入地下，成了秘密组织。以后，党中央进入苏区，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进入了苏区。刘少奇、陈云同志在苏区都当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员长。到陕北后，成立了全总西北执行局，以后又有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当时，党中央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机关，就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了陕北。党的革命者前辈，绝大部分是搞工人运动起家的，他们最了解工人运动的重要，对工人运动很重视。他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要渡过严重的困难，支援前方抗战，没有工人运动，没有工会工作，就没有了依靠。于是，1938年下半年开始筹备，1939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我被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就成了当时全国职工运动的中心。到了1944年底1945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意见，成立了解放区职工联合会。它的工作机关，实际上还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它成为中央的直属单位，机关分为二个室(编辑室、研究室)，一个总务科。一共二十六七人。研究室是帮助中央研究政策，给中央在职工运动方面当参谋，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下分三个组：根据地组，大后方组，敌后组。编辑室主要编《中国工人》月刊。先是在《解放日报》出一个副刊，一个礼拜半个版；后办了一个月刊，工作人员总共两个半人，从写稿到编稿，从核对到出版，全是这二个半人的事。编辑室还有一个股，叫做材料股，我当时就是《中国工人》月刊的编辑，也是材料股的股长。总的来看，当时中职委机关的机构是很精干的。人虽不多，做的工作可不少。有的工作做的很出色。如为了让中央更好地研究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方针、政策，我们写了一份带纲领性的指导文件，叫做《中共中央对晋东南职工运动的指示》，共三千多字，把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方针、任务、政策，以及基本方法都写了。这个文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工人运动，这个文件不可不研究。它名义上是对晋东南的，实际上是对当时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1944年邓发同志代表解放区职工运动联合会，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工联大会，从此根据地的职工运动，进入了国际舞台。总结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根本方针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十六个字。这也是当时工人运动全国领导机关的主要任务和职责。这十六字任务直到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至于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的基本经验教训，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毛主席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一著作中的有关指示，还有中共中央对晋东南职工运动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就是我们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毛主席指示说：“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以自己经济的盈亏为事业的增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籍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煞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煞勤惰之间的差别，因为降低劳动积极性，必然代之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它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励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这就是说，党政工几个方面，它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就是要把生产搞好。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讲经济效益，那种各顾各的做法，互相分裂的作法，对立的作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因为在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厂里，从来就扯这些皮，叫做党政工关系，从根据地一直扯到进城，进北京。
关于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那就是毛主席过去总结的，民族的，大众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群众化的工作方法。就是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做群众的知心朋友，关心群众，爱护群众，跟群众同甘苦，为群众服务。再就是深入细致、扎扎实实的工作方法，特别要做好后进群众的工作。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根据录音整理
1983年10月20日
注：陈用文同志原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曾任《中国工人》编辑，离休前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